凡尔赛和约，为什么按不住第二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和战败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开了会，签了凡尔赛和约，所以一战后的国际秩序，又被称作凡尔赛体系。
但这个体系维系了不到二十年，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用几百万人的性命换来的和约为什么会成为一张废纸，为什么凡尔赛体系如此脆弱不堪呢？
01
凡尔赛体系在政治上的组织就是国际联盟，按说这个国际联盟应该是国际秩序的正当性所在。
但是，国际联盟却有着一系列的先天不足。
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国际联盟这个倡议，别的国家都加入了，但是威尔逊却没法说服美国国会让美国加入。
因为在国会看来，国际联盟会让美国被迫卷入欧洲那些老大帝国的阴谋诡计当中去，还不如继续保持孤立主义，于是美国就没加入国际联盟。
而传统的欧陆大国苏联，由于意识形态与西方世界尖锐对立，所以一直被排斥在国际联盟外面，直到1934年才加入，1939年又被开除了。
这样两个大国不在国际联盟里，就让国际联盟的代表性很成问题。
美国苏联都不在联盟里，国际联盟就被英法两个大国所主导，但是，这两个国家对于凡尔赛体系的正当性也都不太认可。
因为它们也觉得凡尔赛和约对德国有些欺人太甚，觉得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比较理亏。
正是因为这样，后来希特勒统治德国之后，不断挑战凡尔赛体系，英法两国却始终没有足够的底气去反对。
比如，莱茵河流经德国境内注入北海，但凡尔赛和约规定了德国在莱茵河西侧的国土上不得驻军，这样就不会威胁到法国。
但是，希特勒上台后不久便把军队派到莱茵河西岸，直抵法德边境，这就是在挑战凡尔赛体系。
其实当时希特勒自己也很紧张，叮嘱带队的军官说，只要法国人开一枪，马上就撤回来，因为当时德国还完全没有能力对抗法国。
但是法国人几乎是眼睁睁看着德国军队开到边境，没做什么反应，这里面很大成分是因为法国人自己觉得理亏。
而希特勒这个冒险一成功，让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威望急速攀升，为他后来一步步地攫取更多权力提供了基础。
你看哈，凡尔赛体系，各国都不太认可，就不能指望它有多稳定。
因为没有多少人会真心实意地去维护它，哪怕是既得利益者也对它三心二意。
它之所以还暂时能够存在，只是因为反对者还没有聚集起足够的力量。
而当反对者德国又重新崛起后，第二世界大战也就在所难免了。
02
实际上，德国军队在一战结束之际放下武器，并不是被打败了。
而是觉得继续熬下去没有意义了，刚好威尔逊又提出一种看上去颇为追求公道正义的国际秩序观，德国觉得自己能够获得一种体面的和平，就同意投降了。
什么叫体面的和平呢？
就是德国可以承担割地赔款的惩罚，但是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也不能因此就把德国给定义成是发动战争的罪人。
因为战争是一种常见的国际政治现象，在一战之前，人们长期都是把战争当作一种调整国际力量均衡的手段，没有谁认为战争本身可以被定罪。
然而德国的期待落空了，落空的原因恰恰就在威尔逊主义上。
威尔逊主义要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就必须设定过去的国际秩序观是邪恶的。
而英法要让自己成为新秩序当中正义的一方，就必须把邪恶这个名头安在德国身上，反正你也战败了，你要不承担这种罪责，我们自己这边的事情就说不圆了，至于你那边对内该怎么交代，我就不管了。
战胜国这种自私的选择带来极为恶劣的后果，那就是德国民间很多人都认为德国受到了欺骗。
于是，与战胜国谈判并接受了凡尔赛和约的德国新政府，就被认为是在背叛德国。
德国的军队更是这么看问题。
因为这个新政府所依赖的宪法是在德国文化名城魏玛制定的，所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经常又被人们称作魏玛德国。
魏玛德国被迫接受了屈辱的和约，想要忍辱负重，带领德国人民走出困境。
越是这种时候，这个政权越需要人们对其正当性的认可，但是屈辱的现实却让很多德国人拒绝认可这个政权，它的正当性天然就不足。
仅仅从宪法的角度来说，魏玛宪法极为自由民主，差不多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符合现代文明标准的宪法了，但是政权的正当性并不仅仅来自于宪法，还来自于人们对于现实处境的感受。
魏玛德国极力想要融入新的国际秩序，可有几个战胜国在战后还是多次地用各种自私的举动羞辱、压榨着德国。
这些都让德国内部追求普世主义的力量逐渐失去政治影响力，而追求民族复仇的力量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03
战胜国这种自私的做法，本身就导致德国的局势很危险了，而真正让德国的民族主义转向变得难以遏制的，是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
这场危机让全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37%，德国在危机中遭受冲击尤其猛烈，失业率达到44%，也就是说接近一半的人失业。
魏玛德国的政策制定要通过复杂的民主程序，在平常状态下，民主程序非常有助于抑制住各种暴政的风险。
但是在这种非常状态下，民主程序决策的缓慢，就让它面对严重的危机束手无策，于是给了希特勒这种人以机会。
希特勒以极有蛊惑力的民族主义理念来动员，走上了德国最高权力宝座。
德国之所以在经济大危机里会遭遇如此严重的冲击，还与当时的国际经济秩序相关。
魏玛德国知道自己的正当性被国民所质疑，所以从1920年代起就从国外大量借债，以便保持国内的经济活力，缓解潜在的社会矛盾。
当时的西方世界已经以德国为中心形成一个庞大的跨国经济网络，一旦德国的社会和政治出现动荡，就有可能威胁整个西方世界。
德国这大笔的借债主要来自美国，但当时的美国正采取一种孤立主义的政策，只愿意与欧洲国家发生经济联系，不愿发生太多政治联系。
但实际上，美国经济政策的变动，在德国、进而在西方世界可能会引起重大的连锁政治反应，可是当时几乎没人关注这个问题，都把经济问题仅仅当作经济问题来处理。
所以，美国的经济危机一来，德国很快就遭遇到更加惨烈的经济重创，最终因为经济危机引发剧烈的政治变动，为二战埋下了伏笔。
04
虽然魏玛德国面临各种不利的内外困境，但如果它的内政层面存在有效的应对机制，并不是一定会走上纳粹化的道路。
这样一种机制在魏玛宪法当中本来也是有的，德国有一位伟大的法学家卡尔·施密特就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施密特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在纳粹德国前期曾经是纳粹的高级法律顾问，二战后虽然被判无罪，但被剥夺了公职。
然而在纳粹上台之前，施密特曾经写过一系列极为深刻的公法学著作，讨论过如何保卫魏玛宪法免遭纳粹党的破坏。
施密特看到纳粹党的各种蛊惑性的宣传，意识到纳粹党的目标最终是要彻底颠覆掉魏玛宪法，于是他提出应该启动魏玛宪法当中的第四十八条。
这条的内容是说，联邦总统如果认为国家的公共秩序受到严重威胁时，可以临时终止对诸如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的保障，可以临时征用人们的私有财产等等，有必要的话甚至可以动用兵力来达到目的。
当时有人批评这个条款，认为这是对人民基本权利的侵犯与威胁。
但施密特提出，宪法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如果固执地坚持宪法中一些条款对于具体权利的保障，却会危及到作为整体的宪法的话，那一定是对于宪法的错误理解。
既然纳粹党的各种行径都是以颠覆魏玛宪法为目的，那么总统就应该启动第四十八条，限制纳粹党的行动。
这里施密特所讨论的，是政治当中的紧急状态和日常状态进行区分的问题。
日常状态都是由法律所规范的，但是紧急状态是游离于常态之外的，用日常的法律不足以应对，必须用超越于法律的政治手段来应对。
然而紧急状态有着巨大的风险，因为进入紧急状态之后，掌权者就暂时不受法律约束了，如何防止掌权者用紧急状态的名义把法律彻底变成废纸呢？
当时，施密特的反对者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而施密特的反驳是，如果你坚持法律的绝对至上，不肯宣布紧急状态，最终你所钟爱的法律也将为此陪葬。
现在西方国家的宪法里也保留有类似的紧急状态法，一旦启用，国家最高领导人将拥有国王般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
不过，当时的德国总统兴登堡坚决不肯动用第四十八条，这并不是因为他多么热爱宪法所保障的个人权利，而是因为他是一战时的德军总参谋长，一直认为德国战败是被内外各种力量出卖，在背后捅了一刀的结果。
他本人对于魏玛德国的正当性一直就不认同，所以他宁愿看着纳粹党崛起。
结果，就真的带来了纳粹的崛起。
凡尔赛和约，给德国带去了屈辱，又适逢经济大萧条，民众不满情绪更加激烈，掌权德国的魏玛政府又软弱无能，最终被崛起的纳粹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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