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意义：政治改革的压舱石
01
拉丁美洲和美国的发展差距
西半球有着大大小小的几十个国家，包括了美国、加拿大两个发达国家，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
以人均年收入来衡量，拉丁美洲国家跟美国的发展差距大约有5倍之多。
1800年前后，拉丁美洲的很多地方跟当时的美国还相差无几。
那么，为什么后来两者的差距变得这样大呢？
经济其实还只是一个方面，拉丁美洲国家跟美国在政治上的分化，同样很显著。
美国自1787年制定宪法之后，除了19世纪中叶因为奴隶制问题爆发过南北战争，其他200多年基本维系了稳定的民主共和政体。
但拉丁美洲国家过去200多年的政治，是以不稳定著称的。
一说到拉美政治，大家就可能会想到民主的不稳定和周期性的军事政变。
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状况才出现了改观。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美国的民主政体很稳定，而拉丁美洲反复尝试的民主政体经常遭遇危机呢？
原因当然有很多。比如，有人强调，美国的宗主国是英国，拉丁美洲的宗主国是西班牙和葡萄牙。
而英国跟西班牙、葡萄牙本身的差异就很大。
但这就陷入了人种决定论的基调，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必要探讨了，直接说你是不是白人，是不是英国白人，是就能成为发达国家，不是就只能穷一辈子。
很显然，事实不是这样的。
02
美国土地制度带来的深远影响
美国从殖民地时代至今，已经有400多年，土地制度自然经历过复杂的变化。
大体上，美国是一个以自耕农土地制为主的国家，普通家庭能以低廉的成本获得面积较大的自有土地。
180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土地法》规定，为了鼓励开拓西部领土，决定分块出售当时东部十三州以西的新土地，每个家庭可以购买320英亩的土地，并实行相对宽松的分期付款制度。
到了1804年，可购土地的数量降至160英亩，每英亩土地价格为两美元，但同样可以分期付款。
按照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说法，以稳定的、自给自足的自耕农为基础，美国就能建成一个理想的社会。
后来，随着西进运动的推进，更为著名的土地法令是1862年的《宅地法》。
该法规定，凡一家之长或年满21岁、从未参加叛乱的美国公民，只要宣誓申请土地的目的是为了自己耕种，在缴纳10美元登记费后，就可以领取不超过160英亩的宅地。
此后，只要居住并耕种满5年，申请人就获得了土地所有权。
这意味着，当时的美国自耕农家庭几乎不需要花费什么成本，就能获得160英亩的土地。
160英亩，相当于中国的960亩，几乎是千亩良田，面积可以说相当之大。
《宅地法》实施多年以后，美国总共有2.7亿英亩土地是以这种方式分配的，大约惠及160万自耕农家庭。
这足以让一个个自耕农家庭丰衣足食，过上农业社会相对优厚的生活。
正是由于这种土地制度和自耕农模式，从1787年美国制宪到后来19世纪、20世纪的投票权普及，美国民众的政治要求一般都比较温和。
不仅如此，跟无地农民或城市无产者不同的是，相对富足的自耕农更信奉凭借自己的努力过上好的生活，而不是仰仗再分配与福利国家。
这也是美国个人主义精神一直比较兴盛的社会背景。
03
拉丁美洲大庄园制的政治后果
拉丁美洲国家的土地制度就完全不同了。
尽管拉丁美洲各国、各时期的土地制度不完全一样，但总体上，它们是以大庄园制为主的土地制度。
这种制度的特点是：土地分配悬殊，少数大庄园占有全国的大部分土地，普通农民拥有土地的比例极低，大量无地农民不得不在庄园中充当雇农。
比如说，1850年前后，拉丁美洲国家93%左右的家庭都不拥有土地。
而1850年的拉丁美洲还是农业社会。
与之相对的是，大庄园拥有的土地规模超乎想象。
在阿根廷，1850年前后，一位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最大地主，拥有160万英亩的土地。
这160万英亩的土地到底有多大呢？
折合一下，大约是6500平方公里。
而今天上海市的城区加郊区面积，仅为6340平方公里。
这个最大庄园所拥有的土地，比整个上海市还要大。这是多么的惊人！
在智利，1930年，比重不到1%的全国600个最大庄园，占有全国土地的62%。
1950年，大约10%的土地拥有者，占有智利全部土地的86%。
这两个数据也是惊人的。
跟这些大庄园相比，大部分拉丁美洲农民由于没有自己的土地，要么在大庄园做着雇农，要么只能以不菲的成本租用大地产者的土地。
通常情况下，这种生活只能勉强糊口，日子过得相当艰辛。
如果这些普通民众在政治上无权也就罢了，但到20世纪，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启动了民主转型，投票权开始逐渐普及。
以智利为例，1950年仅有几十万富人拥有投票权。
但到了1970年，新增加了300万普通男性选民。
这些新选民，大量都是不拥有土地的底层民众。
于是，普通民众在政治上的激进改革诉求就产生了。
他们不仅希望选出自己的代表，而且还要求对社会财富、特别是对土地进行再分配。
这也是为什么拉丁美洲的民主化，往往伴随着民粹主义的崛起，拉丁美洲的左翼政党会这样的深入人心。
从20世纪中叶阿根廷兴起的庇隆主义，到20世纪70年代智利崛起的阿连德派，再到20世纪90年代委内瑞拉出现的查韦斯左翼民粹政权，背后都有着相似的逻辑。
激进左翼的崛起一定会带来新的问题。
如果民主意味着再分配、甚至是财产征收，富人阶层会怎么想呢？
他们就不干了，他们宁可不要这样的民主。
而军官集团更多来自于富有阶层，更容易跟富人结盟。
结果是，当民主演变为激进社会革命时，军事政变就上演了。
这就是拉丁美洲国家从民主走向激进改革、再引发军事政变的常见逻辑。
而这种模式的起点，可以追溯到拉美国家高度不平等的土地制度。
这一点，跟美国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04
中国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意义
通过土地不平等的视角，我们解读了拉美国家与美国在政治发展道路上的分化。
民主固然是一个好东西，但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下，民主会呈现完全不同的运作方式。
民主究竟是温和、有节制并且导向善治，还是激进化与暴力化并且导向混乱，往往跟民主背后的社会结构有关。
特别是，财富上的严重不平等结构，容易导致严重的政治分歧，使得民主运作遇到更多的困难，甚至偏离民主本来要达成的目标。
今天美国的民主出现民粹和激进，就是因为现在的美国社会已经出现严重的贫富差距。
土地，这个古老的资源，哪怕是在现代，影响也非常深远。
一个国家一旦开启普选，那没地没房、数量众多的农民就会利用选票要求分割财富。
而保留耕地，让不管经济出现任何动荡，占人多众多的农民都不缺饭吃，这是社会巨大的稳定器。
开发耕地，固然能让经济发展，但付出的维稳成本，又是一笔支出。
经济学家从经济角度出发，要求取消耕地红线，无可厚非。
但政治家却看得更长远，没有稳定，经济发展则无从谈起，宁愿牺牲发展速度，也要保持社会稳定。
这里，我说下我的看法，保持耕地红线，从大局看，是有必要的，但这条红线画在哪里，则可以灵活调整。
像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长三角、珠三角这样的城市圈，还画耕地不给开发，就说不过去了。
在这些大城市，土地是非常值钱的，用来耕田，简直就是暴殄天物。
建议国家可以允许耕地指标置换。
比如，上海有耕地指标，但上海的土地拿来种地，就浪费了，上海可以把这个指标置换到广西，在广西买一块耕地，上海给钱让广西农民去种地，收上的粮食用来抵消上海的耕地指标。
这样上海的发展不受耕地指标限制，广西也拿到一笔投资，发展本地农业，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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