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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中国是内儒外法,但这到底是个啥

01


统治基础,合法性和治理术


在中国思想传统里,法家和儒家在政治思想上形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互补结构,贯穿了后世的中国历史,叫作“外儒内法”。


我们经常听到这种说法,秦始皇统一中国靠的是法家。


他以法家精神建立了秦帝国,但秦国的严刑峻法,又导致了秦末农民大起义,让帝国覆灭,连带着让法家也受后人批评,甚至后来再也没有王朝敢宣称自己靠法家立国。


但是,法家思想可没有消亡,它一直是中国政治思想中重要的资源库。



政治学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合法性,如何让被统治者自愿服从统治。二是治理术,用什么样的方式治理国家。


儒家的强项,是可以解决王朝的政权合法性,但一讲到具体的治理术,法家的方法就更有效了。


这样,在中国政治思想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儒法互补、外儒内法的结构。




02


孔子的礼已经靠不住,社会急需新思想


法家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子夏,到了战国时代,子夏的学生逐渐察觉到,传自孔子的思想已经没办法应对战国的实际情况了,他们就要变革。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也就是说“仁”的基础是“礼”,而礼的基础其实是周代那一套宗法制度。


可是到了战国时代,西周的宗法制度已经彻底崩溃了。


于是,子夏学派的门徒们开始萌发了以法令治国的想法。



那么,为什么诸侯国的君主会看上这批法家呢?


简单地说,儒家的重心是希望统治者施仁政,但法家的重心是帮助君主树立绝对的权威,实行富国强兵的霸道。


假如你是一个一心想称霸的战国君主,当然很听得进了。


法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


概括为八个字就是:君势为体,法术为用。


意思是说,法和术都是具体的统治方法,而核心目标是加强君主的权势。



现在问题来了,君主最大的敌人是谁呢?


是平民百姓吗?错了,是贵族。


战国的时候,七国内部哪一家都不太平,都有跃跃欲试的旧贵族想挑战国君,重演三家分晋的故事。


吴起帮助楚悼王,商鞅协助秦孝公,做的是同一件事儿,君主跟平民联手,一起做掉中层的贵族。



在西周的时候,叫作“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也就是说,贵族拥有特权,不受法令的限制,只需要严守周礼的规矩。


而老百姓呢,不在周礼的调节范围之内,只能用刑罚来管理他们。


贵族和平民,上下两个等级,各有各的规矩,不能僭越。



法家破了这个法则,不管是庶民还是贵族,都必须遵守国家的法令。


所谓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把秦国原来对付庶民的刑法,扩大到贵族身上。


这么做的结果,就打破了贵族和平民的等级界限。




03


法家统治三件套:法术势


既然君主的敌人是贵族,那么按照法家的理论,君主又怎么干掉贵族呢?


简单地说,有两个办法。


第一是拉拢百姓。


具体来说就是鼓励平民耕战。


只要你勤恳耕田、拼命打仗,君主就可以奖励、提拔你。


这样,老百姓才有积极性,为国君的称霸大业出力卖命。


过去在西周分封制度里面,王权无法直接统治平民百姓,现在王权可以绕过贵族,直接从最底层的平民百姓抽取资源。



君主做掉贵族的第二个办法,是权谋。


在操弄权力的技术层面上大做文章。


法、术、势原来是几个早期改革家分别提出来的,互不相干。


但到了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这里,把这三个法宝一打包,就从治理术的工具包升级成了一套完整的操作系统。


历代统治者都对这套玩意儿非常喜欢,视为治理天下的看家本领。



韩非告诉君主,你身边有八种奸人,第一是和你睡一张床的,第二是身边的侍从,第三是家族中的父兄……


总之,除了自己,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


怎么办?


要将所有的人都看作自己潜在的敌人,把握好三条原则:深藏不露、独自决断、独揽大权。


法家和儒家不一样,不在乎民心的向背,反而认为最重要的是君主的权威。


韩非讲得很坦率,再坏的君主也是君主,再好的臣民也是臣民,就像帽子再破也是戴头上的,鞋子再美也只能踏在脚下。



韩非这套集大成的法家理论,深得中国历代皇帝青睐。


从秦始皇一直到清代帝王,无不受他影响。


汉宣帝甚至公开承认,朝廷的制度本来就是儒家、法家掺和在一起,所谓“霸道和王道杂糅”。


像汉武帝、永乐帝、雍正、乾隆这些帝王,对外要开拓疆土,对内要摆平各种反对的声音,把社会资源集中到国家手中,他们的现实需求决定了,政权合法性要依靠儒家,但说到具体的治理术,法家才是好用的手段。



所以说,秦朝以后,虽然法家总被儒生们披上道德不正确的外衣,但是中国的皇权政治始终没有放弃法家。


在皇权手里,儒家和法家,恰恰形成了中国思想传统里特别强大的互补结构,共同塑造了中国历代皇权政治的基本框架。




儒家和法家的政治思想,儒家好言王道,但拿捏不住权柄,而法家呢,擅长操弄权柄,却少了道德正当性。


这两者的结合,恰恰能弥补互相的不足。



所以,汉代以后的历代统治者,都希望“外儒内法”,用儒家的王道理论,论证统治的合法性,用法家的治理术,来驾驭臣下和百姓。


要说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力,法家可以说是跟儒家并驾齐驱。


法家跟儒家纠缠在一起,形成外儒内法的互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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