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三千年，走不出政权更替的怪圈
01
吸取秦朝教训，汉朝发明出综合治理模式
上一篇文章《郡县制就一定比分封制要好吗？》提到周秦之变后，西周大一统变成了秦朝大一统，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方式从封建制变成了郡县制。
都说郡县制是进步的制度，但秦朝却二世而亡，封建制的西周再差，好歹也安稳了差不多三百年。
这就让汉朝的统治者开始思考，秦朝在治理国家的模式上，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一般认为，汉朝从秦朝覆灭所吸取的教训是法家过于严苛。
所以汉朝用了儒家来治理国家。
当然，实际上，汉朝用的是综合治理模式，儒、法、道三家综合运用。
儒家提供合法性，在汉朝初期，道家的无为而治是治理术，到了汉武帝，想有作为的帝王，治理术则是法家。
三家混杂，交替使用，灵活地应对社会变化。
虽然汉朝统治者很聪明，拥有了综合的治理模式，但也还是难以长久，走不出治乱循环的怪圈。
中国古代三千年的政权更替怪圈的解在哪里呢？
02
从单一到综合的治理模式
西周天子用封建的宗法关系管理诸侯，后来儒家提倡的就是这种模式。
诸侯呢，也用同样的方式管理下面的卿大夫。
到了春秋战国，各国争霸，最后秦始皇靠法家思想统一了中国。
在西汉之前，统治者的治理模式相对比较单一，要么用周礼，要么用法家，后来都遇到了麻烦。
于是，到了汉初，统治者总结过去的治理经验，发现只用一家思想，没办法处理政治中各种复杂的问题。
他们开始尝试交替采纳儒家、法家，以及道家的黄老之学，发展出了一套综合运用各家的治理模式。
所谓的黄老之学，黄是指黄帝，老是指老子，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对内清静无为，对外韬光养晦。
儒家提供合法性，以道德治理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皇帝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而法家与道家，则提供治理术。
行霸道的法家，是物治主义，以功名利禄逼迫臣民就范。
而道家是无治主义，统治者无为而治，让社会形成自发的良序。
西汉初年的治理思路体现的就是从老子学说发展而来的道家黄老之学。
到了汉武帝，治理思路就转到法家上了。
那么，什么时候用法家？什么时候用黄老呢？
从历史上来看，有这么一个“规律”性现象：
在拨乱反正的王朝初年，多偏向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而进入国力雄厚的王朝盛世，就转向积极有为的法家了。
就以汉初为例吧。
秦始皇乱折腾，民不聊生，于是汉初的统治者采取的就是黄老之学。
到了汉武帝时代，国家富强了，有底气大作为了，汉武帝就改用儒法并重。
他尊崇董仲舒，是因为他需要董仲舒的儒学作为帝国扩张的意识形态。
但是论实际的治国能力，还得靠更偏向法家的公孙弘、桑弘羊之流。
这两种治理术，法家的法术势和道家的黄老之学，表面看起来好像一个刚性柔性，一个过于作为，一个消极无为。
实际上呢，汉武帝以后，凡是聪明的帝王，都擅长玩这两手，刚柔并济，软硬兼施。
只有悟透了这个儒道法兼用，你才会明白，什么叫中国的政治。
03
传统政治的短板：有治道，无政道
现在问题来了，既然中国的统治者有这么丰富、成熟的治理术，为什么中国的历史由乱而治，又由治而乱，始终处于周而复始的治乱循环呢？
最根本的原因，古代政治虽然有成熟的治理模式，但是缺少让权力运作制度化的架构。
当代新儒家的大学者牟宗三先生提出过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他说：中国传统政治只有治道，没有政道！
什么是治道？
就是具体的治理模式。
那政道呢？
就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架构。
比如西方的政治里面有宪制传统，就像已经有八百年历史的英国的大宪章，它是英国贵族与国王签订的制度性文件，到今天依然是英国不成文宪法的部分。
按照牟宗三的说法，它就是政道。
古代中国缺乏这样的政治传统。
儒家的王道政治是乌托邦理想，但是它无法产生一套相应的制度架构。
一讲到怎么治国，就只有具体的治理术，也就是治道。
为什么政道这么重要？
因为它可以对权力有刚性的制度约束。
解决政治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权力的平衡制约；第二是权力的有序更替。
中国古代政治因为缺乏政道，所以这两个问题就成了老大难，解决不了，这才产生了周期性的治乱循环。
04
中国古代政治，只有好人事，没有好制度
先来看权力的平衡问题。
这里说的权力平衡，在中国古代，主要是儒家士大夫的权力怎么和君权平衡，更确切地说，是如何限制高高在上、无所不在的皇权？
皇权和儒家士大夫的权力，是中国古代政治里的双重权威，但是，这两种权力不是对等的。
皇权是硬权力，士大夫的权力是软权力。
士大夫的权力能不能发挥作用，最终还是要看皇帝的脸色。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不是古希腊的公民，他们不是以政治主体的身份参与政治，只是一个受托的治理者。
中国政治的清明，最终总是要落实到圣君贤相。
但是，圣君找贤相容易，贤相要找圣君却很难。
君是主动方，相是被动方。
圣君，可以找到贤相当政；而贤相呢，可没有能力让君王变得开明啊。
再来看第二条，权力更替。
每个朝代都有王位争夺，皇子之间，太后妃子，外戚宦官，彼此钩心斗角、结党营私，一场场血腥的宫廷剧，不要太多。
弟弟杀兄长、皇帝杀亲儿子，母后被斩首，到处都是杀杀杀。
王位转移经常会伴随着一场严重的权力恶斗，常常几颗脑袋落地，甚至整个家族满门抄斩。
牟宗三先生很感慨地说：自尧舜之后，古代中国的政治在最高权力的更替上总是发生周期性的动荡。
王朝政治的权力更替，只有三个途径：世袭、禅让和革命。
因为缺乏制度化的刚性约束，其中任何一个都充满着不确定性，弥漫着阴谋、暴力和血腥。
这话讲得非常深刻。
天命无常，制度无序，三千年的中国历史陷入一治一乱、治乱交替的无尽循环之中。
汉代帝王吸取了前面几朝的经验教训，开创了一套综合治理模式。
古代中国治理术很老到，却缺乏一套权力制衡和权力更替的刚性制度，只有治道，却没有政道，所以一直没有走出治乱循环的怪圈。
连对中国历史怀有温情和敬意的钱穆先生，也看到了中国政治的短板。
他感叹说：中国古代政治，只是人事好，可惜没有立下好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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