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儒学是宗教还是哲学？
「明知故问」
李泽厚：生于1930年，湖南宁乡人，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学热”中，李泽厚被青年人尊为“精神导师”，在知识界极具影响力。李泽厚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其代表作有《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美学论集》、《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等。
何力先生说，企业家不仅仅关心赚钱，还关心文化、道德、社会发展、国家前途、人类命运这样一些大问题。这是好事。我以前就有个吃饭哲学，我说吃饭是为了活，但活不是为了吃饭。如果说活就要赚钱，那赚钱又为了什么？为了享受？那好像太小了，你赚的钱是花不完的。那到底为了什么，这里可能便有追求人生意义、生活价值、终极关怀、关心国家民族和人类命运的问题。可以理解，企业家关心这些问题是有道理的，不是为了赚钱而赚钱，而是有更高的目标。这就与儒学相关了。
儒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跟基督教、伊斯兰教有区别，就是它力求在地上建立“天国”。在经验合理性里面提取理性，但它又有类似宗教的信仰。不过儒学到底是什么东西？并不是很清楚。它是宗教？还是哲学？是宗教哲学，还是哲学宗教？学术界有不同意见。
学术界争论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也与这个问题有关。现在儒学好象很热，但1980年代是反儒学，90年代以来是儒学热。80年代反儒学的时候，我说了儒学好的方面，被年轻朋友骂。现在儒学热的时候，我认为对“儒学热”要冷静，于是又挨批评。一个根本问题是，儒学到底是什么并不太清楚。
“儒学四期或三期说”便涉及这个根本问题。儒学历史很长，到现在已两千多年，美国学者杜维明把它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先秦儒学，孔子和孟子；第二个时期是宋明理学，朱熹和王阳明；第三个时期是二十世纪的熊十力、牟宗三。
我说的儒学有四期，第一期是孔子、孟子和荀子；第二期是汉儒；第三期是朱熹、王阳明；第四期就是现在。
“三期说”主要强调儒学是讲道德修养，尽量提升儒家宗教性的方面。杜维明的老师牟宗三写了四大卷的《心体与性体》，把儒家的宗教性、对个人的终极关怀讲得很深刻，但可惜是一种“深刻的片面”。我提出儒学“四期说”认为，不要一讲儒学，便是道德修养。儒学远不止这一方面，除了心性“内圣”，还有“治国平天下”经济事功的“外王”。《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等等。这与心性并没直接关系，而是儒家对人类、对社会的一种远大理想。“三期说”只谈孔孟，我却认为荀子也很重要。荀子也讲修身，但他讲了很多社会政治方面的观念。例如他说人不同于动物，是能制造工具。“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人之所以能走千里，因为他能驯服快马。人之所以能渡江河是因为能造舟船，非常重视工具，也就是今天的科技生产力。所以，我认为儒学不光是讲内心修养，并不只是宗教。
“三期说”追求儒学宗教的品格，宗教的超越与历史可以没有关系。我讲儒学四期却是随历史而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以为一成不变就死了。中华文明能够这么多年延续下来，也正因为此。我刚从印度回来，我也去过埃及，也看过印加文化，也看过柬埔寨的吴哥窟，那些建筑都很了不起，甚至超过中国。但因为不能随着历史发展，这些文明都先后灭亡了。而要发展就必须吸收、接受外来的东西，进行转换性的创造。汉代的儒学吸收了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的思想，而且把阴阳五行作为自己理论的骨干，把社会、自然、政治放在一个反馈系统来考虑，发展了孔孟荀的儒学。今天如果我们还讲儒学，就也应该吸收外国的、现代的东西，主动地吸取马克思主义，借鉴包括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进行转换性的创造，使新的儒学和整个中国文化焕发出新的面貌。
怎么样转换性创造？这就是西体中用。体是什么？体就是生活的根本、本体。本体什么意思？最根本、最实在的东西。我提出“西体中用”是针对“中体西用”，儒学四期是针对儒学三期。有人认为，“体”就是道德修养、文化、精气神什么的。我认为，亿万人民的日常的现实生活才是体，这也就是现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就是马克思讲的社会存在。为什么说“西”？因为这是从西方引进的。“西体中用”我是1985年提出来的。事实上，我们讲改革开放，不就是讲向西方学习、引进和开放吗？现在年轻人学得最多的是什么？不就是数理化、电脑、英语等西学吗？这是现代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但把它们应用到中国(中用)以后，就会产生新的形式。要和中国实际结合。这个现代化的生活本体改变了一切。这20年来思想意识改变很多，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经济发展，也就是这个生活本体变了。
而在这个体的基础上，如何做到很好的中用，这就要结合中国实际和儒学了。中国人注意人情、亲情、乡情、报国之情等等，不只是冷冰冰的理性和法律，这些东西便是中国儒家和中国整个文化所给予的。但先要确定什么是基础？基础还是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它以契约为基础，以竞争为条件，以效率为原则。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讲人情。如果以人情为主，契约、效率为次便错了。我们提倡协商、调解，不仅在经济上，在各方面都这样，不必事事上法庭。但毕竟要在法治基础之上才能发展这些。主次要分明，我们仍然要系统地学习西方的管理体制，现在不是太多，而是不够，无论微观或宏观都如此。
何力先生提到我讲过实用理性。实用理性讲合情合理，“理无可恕，情有可原”，倒过来就是“情有可原，理无可恕”。西方是平等的复合句，中国却经常以后面一句作结。实用理性重视不仅要合理也要合情，不是冷冰冰的理性，还要有人情味，但必需在理的基础上讲情，这样才能走出一条既不是过去的计划经济、也不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而是中国自己的路，创造出比传统中国、外国模式更加合情合理的社会。以前讲创造就是革命性创造、批判性创造，我讲的转换性创造是一种改良性的创造，不必很急切地破坏、革命，而是逐步地学习和改良来创造出新的东西，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这正是合情合理的实用理性。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平稳和谐地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得越来越好。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