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家暴旋涡的孩子们：是受害者，而不仅仅是目击者

今天是国际反家庭暴力日。在本文中，偶尔治愈想告诉你的是，家庭暴力，绝不仅仅是成年人之间的事情，对于这些成长在家暴氛围里的孩子们，TA 们不仅仅是目击者，而同样深受其害。

在我第一次做家庭暴力报道时，就隐约意识到，身处家庭暴力旋涡的孩子，遭遇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虐待，更是一种作用于精神上的，缓慢地切割，来回往复。

比如，一个15岁男孩学着他父亲的模样，在母亲违拗自己意思的时候，把她狠狠地推倒在地。他会跟母亲道歉，但总也压制不住自己的暴怒。

直到数年后，当我看到澳大利亚记者 Jess Hill See 撰写的 See What You Made Me Do （《瞧你逼我做了什么》）一书时，才彻底看清这群在家暴中长大的孩子们的生存全景。那些描述至今令我不寒而栗。

「 TA 知道所有藏身处，知道吼叫声一响起时如何让自己消失。

TA 们会在母亲哭泣时抱着她，并帮助她清洗血渍。

TA 们会为暴力行为自责。

TA 们乞求母亲离开，因为有一天她会被杀死。

在 TA 们内心深处，许多人怀抱恐惧，担心自己以后也会变成施虐者，或者最终嫁给一个施虐者」。

See What You Made Me Do 

Jess Hill 是一名调查记者，自 2014 年之后一直从事家庭虐待的写作和研究。此前，她曾担任 ABC广播公司的制片人，加拿大《环球邮报》驻中东记者。

她因为家庭暴力的报道获得诸多奖项，包括三次 Our Watch（澳大利亚保护妇女儿童、对抗暴力的公益组织）大奖、两次沃克利新闻奖。

Jess Hill 于2019年出版了 See What You Made Me Do （《瞧你逼我做了什么》）一书。并于 2020 年被授予澳大利亚女性作家最高奖 —— 斯特拉奖。评审会主席 Louise Swinn 给予这本书盛赞：「它强大无比，拆穿了我们在家庭虐待问题上那些因为懒惰而存在的老土谎言。」

是虐待而不仅仅是暴力

2014年，对于澳大利亚人和作者 Jess Hill 有着特殊意义。

当年1月3日，在众目睽睽之下，澳大利亚 11 岁的男孩 Luke Batty 被父亲杀死。这个男人用板球拍打儿子的头，最后用刀刺死了他。

案发后，警察、儿童保护人员都称，他们从没想到孩子的父亲有一天会这样做。因为在过去十多年来，他虽然对配偶持续不断地实施家庭暴力，但从未伤害过自己的儿子。

案发前，Luke 的母亲一直发出警告，称孩子的父亲存在危险。她的警告最终被采纳 ——  前夫被禁止接触孩子，但他还是突破了禁令，冲到了孩子面前。

「自从 Luke 死去之后，大家意识到澳大利亚出现了问题」，Jenna Price 说，她是悉尼科技大学的一名学者 ，从 1979 年以来一直撰写关于家庭暴力的文章。

而对作者来说，这次事件也是她写下这本书的最初原因。这位调查记者此前一直深耕难民权利、中东争端的话题。自 2014 年之后，在五年间，她汇集了各种各样的家暴受害者的遭遇，从街道整洁的悉尼中产社区，延伸到偏远的贫困社区。

图源：站酷海洛

而数据也让人惊心动魄，被杀死的男孩 Luke 居住的维多利亚州，仅在 2013-2014 年，当地警察们就接到了 65000 多次家庭虐待事件报案。四分之一的澳大利亚妇女经历过这种情况。而关于孩子的数据一直并没有官方统计，一项针对 5000 名儿童的小型调查显示，23% 的人目睹了针对母亲或者继母的人身暴力。

这本书并非单独描写受家庭暴力影响儿童，实际上，作者有更大的野心，她构筑了一个复杂的系统性的结构图景，包括施暴者、受害者、社会文化、司法机构、社区、庇护所。

相比「家庭暴力」，作者更倾向使用「家庭虐待（domestic abuse ）」（下文中都会沿用「家庭虐待」一词），在她看来，这是完全有意义的。因为在一些寻求帮助的受害者看来，并不一定会遭受特别的身体虐待，也正因此，TA 们会对自己的处境产生困惑。

但事实上，受害者们所经历的是最糟糕的部分——是令人感到屈辱、持续的心理暴力。

「沉默」的孩子

在书里，「孩子」被作者单独拿出来作为一个章节 —— 这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在其他很多关于家庭虐待的报道里，孩子们都是「沉默」的。

这种处境在中国也极为常见，因为出于「二次伤害」的担忧。孩子们不太成熟，极易受伤害，可能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当然，也无法否认有些媒体人员并不那么值得信任。这种担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好像孩子只是父母的延伸，」作者指出，「家庭法律制度通常只将孩子视为父母的财产，而把家庭虐待当做仅仅是成年人的事情，好像只要父母分居或者离婚，问题就得到解决了」。但事实上，并不会。

图源：站酷海洛

本书中详细讲述的15岁女孩 Carly 就是其中一例。

Craly 的母亲在过去许多年里一直遭受丈夫盘剥，她全职工作，承担一切家庭开支，甚至曾为此差点住院。为了丈夫的事业，她抵押全部财产贷款。但当她离职后，丈夫并没有承担她的花费，而是要求她详细记录购物清单供他批准，他拒绝为妻子的牙医付费，甚至让她去跟父母要钱。

这位可怜的母亲决定离开时，当着孩子的面，丈夫掐住她的脖子。

故事并没有因为这位女性的离开而结束。在她离开两年后，法庭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下，将单独监护权给了前夫。

事实上，将监护权交给施暴者的情况很常见。在本书的另一部分，作者指出，因为在家事法庭上，受害者的神情看起来「迷惘而焦虑不安，害怕孩子被迫去跟她们认为危险的人见面或一起生活」。而施暴者却经常表现得「更冷静且理性」，也因此，后者对事件的描述显得更为可信，也容易被视作「优质的家长」。

尽管孩子们向法庭列出了一份清单，告诉法官「为什么自己害怕和父亲居住」。这份清单这样描述：父亲当着他们的面，掐住母亲的喉咙，并试图用刀割下去；把他们的猫放进烘干机里，以此折磨他们；他会发脾气，乱扔东西，会在折磨孩子的时候露出「邪恶」的微笑， 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说「该死」。

但孩子们的声音依然被无视了。母亲带着两个孩子逃离，但 9 个月后，还是被警察找到了。Carly 写了一封信请母亲代为转交给警察。

在信里，女孩说，「我试图告诉所有能接触到的机构人员，我有多么害怕。但没有任何人听进去。我好像在一个真空的房间里尖叫，但声音被阻隔了。我需要有人听见，明白我想要的只是没有恐惧的生活。」

然而，那天下午，警察把孩子和母亲分开，6 个小时后，孩子们的父亲赶到了，他告诉孩子们，他有多么想念他们。

「我和我的弟弟都在想，『不，我们恨你』」。

「事实上，很多儿童幸存者愿意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因为成年世界剥夺了自己的权利感到沮丧」，Jess Hill 的经验告诉我们，记者在采访受精神创伤的儿童前需要向专家组织寻求建议，以避免给孩子们带来二次创伤，为此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不要假设我们知道最适合孩子们的是什么，为什么不去问问 TA 们，『你想讲自己的故事吗？』」

被低估的创伤

在警察把 Carly 和弟弟交还给父亲的一年后，Carly 准备再次逃离，她试图向弟弟解释带上他会带来的风险。

弟弟坐在地上，哭着跟她说，「我不想在这里，姐姐，我想自杀 」。

「他才 12 岁，应该没有一个 12 岁的正常孩子会想到『自杀』」。

对于孩子们的创伤，我们可能一直在低估。

一些家长会对婴儿的「记忆空白」感到满意。因为除了少部分声称有出生前几年记忆的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直到三岁半之后记忆才会被编码。

但事实上，儿童心理学家 Alison Gopnik 指出，如果说，成年人的注意力是像「聚光灯」一样运作，婴幼儿则更像是「灯笼」，并不是专注于一件事情，而是投射光线，同时吸收来自各处的信息。也因此，婴幼儿比我们想象中要「学得更多，想象的更多，关心得更多」。

Wendy Bunston 在澳大利亚儿童和家庭福利部门工作了 30 多年，她曾做过相关研究。她发现，在家庭虐待的氛围中，婴儿能很敏感地察觉。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施暴者是危险的源头，但对于婴儿来说并不是。让 TA 们感觉惶恐的是被受虐者的照料。「如果照料者经常感觉恐惧和无助，孩子将很快知道自己无法得到保护」。

一位自怀孕之后便遭受虐待的母亲做过这样的陈述，在孩子降生后近两年里，她从来没有见过女儿微笑，也很少哭泣。她一直以为，这只是一个没有生气的、孤僻的孩子。但当她离开施虐的另一半后，这位母亲变得充满活力，喜欢唱歌跳舞大笑，女儿每天也会带着微笑醒来。

图源：站酷海洛

Jess Hill 用了一个令人心痛的比喻，用以形容那些在暴力氛围中成长的孩子们 —— 退伍士兵，因为两者共同展现出了对潜在威胁的警惕性。

这种比喻并非没有得到验证。2011 年，伦敦大学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对退伍士兵的脑部进行扫描，当他们察觉遇到潜在威胁时，大脑的两个部位发光：处理情感和身体疼痛的前脑岛，以及介导恐惧反应的杏仁核。研究者随后对 43 名受虐儿童进行了脑部扫描，发现他们与退伍士兵大脑完全相同的位置在发光。

研究者称，「尽管在高度威胁的环境里，警惕性对士兵和儿童都有好处，但在日常生活中会让他们筋疲力尽，同时产生极大困扰。如同退伍士兵一般，家庭虐待的儿童也经常会有噩梦或与创伤相关的倒叙」。或者，换一个词我们会更加熟悉这种症状，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在本书中，常常能看到孩子们这样的描述：他们能通过脚步声判断危险的等级，会从父亲的脸上看出当晚他是否有殴打母亲的可能。

下一个施虐者或者受害者

对于一些家庭来说，当施虐者离开之后，母亲试图和孩子重建稳定的生活。这种图景固然美好，但对于一些家庭而言，这并不是残酷故事的终结，而可能是另一种开始。

Liz 离开施虐丈夫后，她的儿子几乎重演了父亲的行为，他去垃圾堆翻找了母亲的购物小票，然后向她求证；他掐住妹妹的脖子，将她靠墙举起；甚至，在被要求去洗碗时，他狠狠给了母亲一拳，在她脸上留下了一个永久的疤痕。

母亲只能选择报警，儿子对律师留下了一句话，「我本来可以更狠地打她一顿的」。除此之外，Liz 还要面对人们对自己行为的评价，「你怎么可以报警？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此会留下一个犯罪记录。」

但对于这位母亲来说，她想让孩子改变，除了报警别无他法，「如果他也这么对女朋友怎么办？」

研究者们曾试图分析孩子们的反应。Eddie Gallagher ，澳大利亚一位有着 40 多年经验的社工和儿童咨询师，他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直专攻研究儿童对父母的虐待。他发现，最常见的模式是男孩虐待经历过家庭暴力的母亲 —— 这在他见过的家庭里占据了一半。而施暴的孩子们中，70% 是男孩。

对于孩子为什么这么做，Gallagher 给出了他的结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孩子们目睹了施虐的父亲对母亲的侵害，比如暴力侵害、辱骂。因此，孩子们会将母亲放置于一个「较弱」的位置上，并对她暗含轻视。当然，「表现出对施害者的依恋也是一种很好的生存手段，如果和他一同站在母亲的对立面，自己受侵害的可能性就会小很多」。

但也有一些时候，孩子们会通过暴力的手段终结暴力，比如杀死施虐者。

图源：站酷海洛

关于性别的分野，作家做了这样的陈述。「男孩们更有可能采取虐待父母的方式，女孩们则更多站在受害一方的视角进行叙述，不管受到侵害的是母亲亦或是父亲」。

讨论到性别的时候，可能需要回到一切的根源，「父权制」。

过去很多次我们提及这个词，都试图强调一种观念，在任何时候，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可能是「父权制」的受害者。

在引言中，作者提问，为什么一些施虐者甚至感觉自己也是受害者？

这并不难理解，因为一直以来，男性被教育，他们有权力控制女性，同时，如果他们失去对权力的掌控，就不会成功，不会得到配偶，不会得到钱，甚至会遭受其他男人的暴力和控制。对于他们来说，这些行为并不是错误的，他们只是在捍卫自己。

并非所有被灌输这个想法的人都会成为施虐者，有人会毕生与此相搏，也有人会认为失败而自杀。当然，也有人会在家庭中寻找获得权力的出口，对于这些家庭施虐者来说，这好像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力」。

撰文：苏惟楚

监制：李晨

封面图来源：站酷海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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