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Chat ID jiaorguo Intro 先有家，后有国。可是，我们总是倒过来：有国才有家。 自媒体时代，最怕就是与你失联。加我的私人号吧，这样他们就没办法了。长按家国门，识别二维码即可： 作者：朱大可 来源：凤凰文化 在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出版30周年之时，不妨来回顾一下这个议题的两位主要引导者。 首次谈论国民丑陋性的著名人物是鲁迅。在小说《阿Q正传》里，鲁迅以黑色喜剧的风格，塑造出一个旧帝国底层的代表性人物，成为当时中国人的共同精神肖像。鲁迅是幸运的，他生活在富有自省能力的民国时代，所以没有受到太多非难，反而因这部小说（也许还应加上《狂人日记》等）而成为宗师和不朽者。 但柏杨未能享用到这种文化待遇。他的《丑陋的中国人》，引发20世纪第二次民族国家的自我反省，却遭到台湾民众的激烈攻击，而中国大陆亦从1980年代的倾听转向了谩骂。在狭隘民族主义思潮的包围中，任何自省和反思的努力，都会面临声势浩大的敌意。 但无论如何，前有鲁迅，后有柏杨，中国人终究为自己留下了几面自省的镜子。这是本国的终极精神财富。它不仅是说出真相的勇气，更是一种洞察恶疾的智慧，并最终成就为伟大的品格。反思力的存在，或者说，拥有足够的自我批判的力量，是衡量民族国家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尺，也是所谓“国家软实力”的坚硬核心。 柏杨所使用的“丑陋性”或“丑性”一词，属于美学范畴，跟美感和生理反应密切相关；另一种社会学语词也曾被广泛使用，叫做“国民性”；我们也可以套用生物学语词，把它跟“中国病毒”挂钩，更可以租借心理学术语，将其描述为“中国综合症”和“负性文化人格”，等等。而我则更倾向于使用“文化人格障碍”之类的中性语词。所有这些语词都从各自角度，向我们描述了病变的基本状况。 令人难堪的是，柏杨的警告没有奏效，反而成为难以解决的跨世纪难题。在“中国式病毒”的大肆侵袭下，30年以来，国民人格的集体性崩塌，已经势不可挡。人们从正直、法治、诚实、信用、勇气、胆略、独立、尊严、教养、责任、勤劳等美德中大步退出，转向贪婪、无礼、粗鄙、说谎、投机、好赌、哄抢、欺诈、剽窃、冷漠、甚至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在空气、土壤、食品里投毒，自上而下形成庞大的互害型景观。满目苍夷，一地鸡毛。这的确是丑陋的奇观，剧烈地伤害着我们的眼睛和心情。问题在于，对人格障碍的基本觉知，仍然没有建立起来。而没有诊断与报警，就没有改造和疗愈的空间。 有一种“理性的声音”宣称，感染这种病症的只是极少数人，因而“丑陋的中国人”的描述，毁损了大多数人的形象。这种貌似政治正确“多数论”，始终是探讨问题的理论瓶颈。常识告诉我们，出现“集体性人格障碍”的比率，哪怕只有百分之一，都足以构成一种危机。文化人格障碍是一种高传染性病毒，如果缺乏鲁迅/柏杨式的警觉而任其滋长，就会动摇中国社会根基，甚至向外部世界蔓延，对整个人类文明产生伤害。 为了更清晰地表述这个观点，不妨援引SARS（非典型性肺炎）作为例证。当年中国的SARS患者，官方数据是4,698例，而中国人口时为13亿，这意味着病患者仅占总人口的1/270,000。但它已经引发巨大的公共卫生灾难和民间恐慌。这种现象就是“SARS效应”。以上述比率为基础，再放大10,000倍作为加权，就构成测试社会感应度的“SARS指标”。它的意义在于，在14亿中国人中，只要27人中出现一位人格/伦理障碍者，就足以描绘整个民族国家的不良图像，并触发关于集体人格障碍的警报。 但中国的实际情形，远远超过了这个指标所描述的范围。另一典型案例，是四年前发生于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本名王悦）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从她身边经过，全部视若罔闻，最后，小悦悦被第19位路人——拾荒者陈贤妹所救，但已回天无力，成为道德冷漠的牺牲品。这则新闻对“SARS指标”做了根本性倒置，也即以1/19的比率，描绘出文化人格危机的严重现状。在19人中间，只有1个人是正常人，没有遭到病毒的侵蚀，这就是“小悦悦指标”。它虽然源于单一“样本”，却有广泛的警示意义。这个幼小而脆弱的生灵，对中国人的文化人格障碍，做了严厉的控诉。任何稍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对此无动于衷。 另一则经常被引用的自慰式格言是：“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它的意思是，尽管母亲又老又丑，忠孝的儿子不应嫌弃。在古老乡村社会，这种道德劝勉是有意义的，它捍卫了家庭伦理的基本结构，而一旦将其转换到国家叙事层面，就会出现严重的逻辑错误。“丑陋”一词的所指，恰恰不是“祖国”，而是每一位人格破产的个体（“子”）。正是那些作为个体的“无名氏”（路人、顾客和游客），以其出现在新闻或日常生活里的丑行，拼贴出祖国（“母”）的负面容貌。 据说，鸵鸟在被追急的时候，除了扬沙踢腿，还会撅起身子和屁股，把脑袋埋进沙里，以为看不见猎手，猎手就不复存在。这类自作聪明的鸵鸟，在中国很多，而他们营造的“沙窝生活”，无助于难题的解决，只能加剧文化人格病症的恶化。 “人格障碍”的疗愈和改造，是一个比觉知更难讨论的话题。鲁迅和柏杨，未能来得及出示有效的疗法。但已经有部分中国人觉察了自身的问题，并试图接受真理，寻求有意义的生活，由此形成学儒、读经、禅修、拜佛和瑜伽等方面的宗教性潮流。尽管这些活动有时还驻留在事物的表层，犹如一场时尚表演，但如果这种时尚能够变成生命的内在需求，深入骨髓和灵魂，就有望成为自我疗愈的良方。 宗教疗愈的最大障碍，在于导引者方面出了麻烦。在仁波切、大法师、上师、大师和骗子云集的时代，究竟有多少真正的精神导师，这才是修行者的最大困惑。著名的佛寺主持——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正在面对各种匪夷所思的道德指控，尽管事实尚待澄清，但它已经加重世人的疑虑。导师问题成堆，他们所推销的“思想”，又如何能令人信服？ 早在民国早期，蔡元培就发现宗教疗愈的诸多“弊端”，试图以“美育”取而代之。这种集体疗愈的策略，就是放弃病入膏肓的成人，转身从孩童教育入手，以文艺为药剂，陶冶情感，消除“丑性”，令文化人格在教化中变得美好起来。 “蔡元培策略”的核心，是在德、智、体、美、劳五育里，把美育推到最崇高的地位，而用于美育疗法的途径，除了建筑、雕刻、图画和音乐与文学外，还应包括“美术馆的设置，剧场与影戏院的管理，园林的点缀，公墓的经营，市乡的布置，个人的谈话与容止，社会的组织与演进，凡有美化的程度者，均在所包，而自然之美，尤其重要。”(原载《现代学生》第1卷第3期）。其中的关键正是“社会组织的演进”。假如“社会组织”已经腐化，丧失美的结构和体貌，就无法指望它能提供美育榜样，引领民众走向有良知的健康生活。 跟宗教疗愈困境相似的问题是，究竟由谁来承担这神圣的美育使命？众所周知，中国教育正在陷入 “主体性危机”。作为教育主体的美育机构，一旦沦为官僚机构，被各种谎言所充斥，而教育者缺乏美感根基，甚至连人格都充满阴影，又何以推行正确的美育，将学生带入美好的生命感受？美育是一种严密的代际传承结构，其中一代人所受教育的好坏，取决于上一代人（教师）的品质。蔡元培的“美育”信念，只能基于对当时教育体制、教师人格和基本美感的信赖，但在21世纪的语境里，这些支撑性要素都在瓦解和流失。 “柏杨难题”的解决，暂时还没有令人信服的方案。 这是一本极具争议的书。虽然已出版31年，但至今争议不断。书单君认为可以用更为开阔的眼光来看待本书，它的价值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自己的契机。 看过《丑陋的中国人》的书虫，欢迎在下方留言中写下你的一句话推荐理由，大家一起讨论。 ▲ 柏杨，著名作家 柏杨，原名郭定生，自称是“野生动物”。一生念过很多个学校，但从没有拿到过一张文凭，为上大学数次使用假学历证件，曾被教育部“永远开除学籍”。他的言论和书籍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广泛争议。 代表作《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史纲》、《异域》。2008年，在台湾新店耕莘医院逝世，享寿89岁。 《丑陋的中国人》结集作者柏杨的数十篇杂文，主要内容是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作者以"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将传统文化种种弊端喻之为"酱缸文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滤过性疾病，子孙后辈永远受感染，且持续不断。那么，什么是"酱缸文化"呢？   酱缸文化之一，是对权势的崇拜狂 在古代中国，最优权势的人当然是皇帝。伦理观念对皇帝陛下概不适用，皇帝所有的旁系尊亲属，在皇帝面前只不过是“臣”是“奴才”而已。这种逆伦灭性的畸形道德，不但无人反对，反而认为天经地义。 以权势崇拜为基石的五千年传统文化，使人与人之间，只有“起敬起畏”的感情，而很少有“爱”的感情。所谓“仁”也者，似乎只能在书本上找，很难从行为上找。而“仁”似乎也并不是平等互惠性的。 古往今来，做官之所以把人吸引的如痴如狂，原因有四： 一、有权在手，可以某种程度地为所欲为； 二、受人崇拜； 三、学问变大； 四、财产增多。 酱缸文化之二，是自私与不合作 中国人太聪明，聪明的极致就是太自私，以致使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用在窝里斗上。窝里斗的劣根性是不合作的最主要原因，而弱者“明哲保身”，强者“定于一”也是构成不合作的习惯反应。（所谓“强者”仅指不安分的人，不怕铤而走险的人，也是“打天下”的人；所谓“定于一”，是指一种独断专行的气质：凡是有老子在的地方，一切都得听老子的！） 酱缸文化之三，是淡漠、冷酷、猜忌、残忍 因为处处是淡漠、冷酷，用正常的脚步寸步难行，特权现象乃油然而生。谈到猜忌，这跟官的大小成正比。古往今来有多少功臣良将因受到帝王的猜忌而惨不忍睹。谈到残忍，柏杨提到宦官，提到女人缠足。中国人居然会想出这么残忍的玩意儿，简直就是中国人的耻辱! 提到残忍，还有就是刑求。中国历史上冤狱无数。冤狱不一定来自刑求，但刑求必然导致冤狱，所谓“三木（古代刑具）之下，何求不得！”古时候侦查刑案，不凭推理，不凭证据，自抓人到判刑，全凭办案人和审判人的自由心证。最常见的是：抓到疑犯，送上公堂后，先不问情由，打他三十大板再说，算是来个下马威，假如再不招供的话，那“好戏”还在后头呢。 酱缸文化之四，是文字欺诈 柏杨认为，在我们的文化中，似乎只有“美”，只有“善”，而很少有“真”。 “真”在中国历史文件中，几乎没有地位。《公羊传》曰：“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讳”者，就是文字诈欺。讳来讳去，剩下的不“讳”（也就是真的部分），还有多少呢？关于中国正史上明目张胆的文字诈欺，更是屡见不鲜。君不见有多少“天降异象”，而帝王生的记载。更进一步，文字诈欺，乃是来自对权势的崇拜。所以中国历史学家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只有功利。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酱缸文化之五，是对僵尸的迷恋和肤浅虚骄 对僵尸迷恋的第一个现象就是：“古时候啥都有”；第二个现象更糟：“古时候啥都好”，包括古人人品好，古代法令规章好，古书好，古代名词好。 第一个较突出的史例：宋代王安石先生，算是跳出了酱缸。他说过三句冲击力很强的话：“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结果一些对僵尸迷恋的人，群起而攻之，这股反对力量，如排山倒海而来，迫使他的变法最终失败。假如王安石的变法成功，中国的历史恐怕要改写了。 读过的人如何评价这本书？ 赞同方观点 ▲ 陈忠实 《丑陋的中国人》里的柏杨，是一个犀利到尖锐的思想家，而敢于直面直言说出自己的独自发现，让我看到一个独立思考者的风骨，甚至很自然地联想到鲁迅。 ▲ 陈建功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写杂文，文笔犀利，时有新见，振聋发聩，世人瞩目。柏杨先生的许多文字都以猛烈抨击社会痼疾和社会黑暗面为主题，《丑陋的中国人》以独到的思考和深刻的剖析，警醒着一代读者，也必将成为一代一代中国人传之久远的精神财富。 ▲ 李敖 所谓丑陋的中国人只是一种刻板印象而已，柏杨将一部分中国人的丑陋加诸于所有中国人之上，是懦夫的行为。 ▲ 谢玺璋 柏杨是一个斗士型人物，语言带有挑战性和攻击性。但很难摆脱那个时代，那个反对独裁大体制下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他过度夸张了文化的作用，而且看文化的角度过于绝对。 《丑陋的中国人》书中观点，你认可吗？ 1.中国人由于常年的战争，比较忧虑，总是充满了敌意，非常担心自己的利益，于是我们成天惶惶然，为了自卫而虎视眈眈。 2.中国人太聪明，聪明的极致一定是太自私，凡是不自私的行为，不自私的想法，都会被讥笑为傻子。 3.中国民族性不如以色列强悍，中国人一切听天由命惯了，以色列人则还击力很强，遇到苦难，他们会挣扎，要对方付出代价，中国人是“算了，算了。”一句话，一笔勾销。 4.国人聪明，但却把聪明用到抗拒改善自己的品质，动不动就翻天印和窝里斗，聪明反被聪明误 5.中国人内心的复杂，恐怕举世无双。不要说政治问题各有主见，就连几个小流氓在一起，动不动就看不顺眼打起来，心胸狭窄，已到了可厌的程度。 6.我认为崇洋有什么不可以？人家的礼义确实好过我们的粗野，人家的枪炮确实好过我们的弓箭。如果朋友之中，学问道德种种比自己好，为什么不可以崇拜他？中国人没有赞美别人的勇气，却有打击别人的勇气。 7.中国有句话说，做事容易，做人难。做人是什么呢？就是人际关系处得好不好。这就是官场的习性，人际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的扭曲。 8.常听到中国人说老美好笨，好容易骗。其实，这种说法反应的不是老美笨，而是中国人坏。 Reward 长按二维码向我转账 受苹果公司新规定影响，微信 iOS 版的赞赏功能被关闭，可通过二维码转账支持公众号。 Write a comment Scan QR Code via WeChat to follow Official Acc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