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鹤：京都书市行 （附《中人白话》修订版序）
本文摘自《中人白话》（修订版），周振鹤著，东方出版社2018年3月
京都书市行
周振鹤
数年前，我虽然曾到过京都买书，但当时行色匆匆，且未遇上书市，所以无益收获。今年（2000）事先得知10月30日将有书市，专程前去，并有友人泷野邦雄兄做导购，跑了几家书店，所以颇有所得。书市设在京都知恩寺。京都书市之多在日本首屈一指，如果想象不出“南朝四百八十寺”的景象，只要到京都来一趟便体会得到，随便往哪个方向走不上几步，你必定要碰上一座佛寺，或大或小而已。不少佛寺往往有不小的场院，所以书市在其间举行是很正常的，在东京则未见此例。书市上午十时开始，我从东京乘新干线到京都车站是十一时，再赶到书市已将近十二时，好在还不算迟。因为这次书市摊位有十几个，书的数量不少，所以在各个摊位差不多都有所发现，或罕见书或便宜书，或意外遇到，或偶然见及，有些说头。
甫一进门，在第一个摊位上就看到有五百日圆三册这样的便宜拣，其中也有和刻本。稍一翻，竟有一套《新创未有汉文典》。一般认为中国系统的文法书以《马氏文通》为嚆矢，后来才知道在马建忠以前早已有美国人高第丕与中国人张儒珍合作《文学书官话》，不过那是语体文的文法书，若以文言文的文法书而言，语言学界仍以《马氏文通》为第一部，这种看法其实并不全面。日本接受中国文化为时已长，造就了许多有名的汉学家，其中有不少人早就从事汉文文法的研究。在《文学书官话》出版以后不久，就有大槻文彦将其译为日文，名之曰《支那文典》，但这不能算创作。其后则有冈三庆其人自著《冈氏之支那文典》，这应该算是日本学者在《马氏文通》以前的唯一一部汉文文法书。这部书出版在明治二十年（1887，该书题作十九年，据考不确），到二十四年，改题为《新创未有汉文典》再版，仍比《马氏文通》早了七年。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所使用的品词名称大都已经与现代相同，如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前置词；其他也相近，如感词（感叹词）、接转词（连接词）等。冈三庆这本书在中国知道的人不多，尤其是改名之再版，我问过许多语言学家都闻所未闻。想不到在这里竟以贱价出售，岂不令人大感意外？
此书上、下两册，我于是又另检了一本《小学博物小解》第三册金石之部以凑数，这是明治十四年刊刻的小学教科书。中国此时尚无新式中小学，故无所谓教科书。但日本自明治六年以后即有比较正式的中小学教科书出版，十四年中小学教则颁布以后，教科书更加正规，至二十年文部省开始有检定教科书的制度。这些教科书历来只有研究教育史的人注意，其实于中日欧文化交流尤其是语言接触研究极为有用。例如明治初年问世的《物理阶梯》，在序言中就提到该书物理学方面的新词多采自《气海观澜》、《博物新编》与《格物入门》三书。前书是日本荷兰学者从荷兰语翻译的，后两书则是中国出版的西学书。因此由《物理阶梯》这样的教科书就可看出日本人直接与间接（通过中国）接受科学的过程。但整套的教科书售价不善，毕竟年代久远。其实如果有心，则残书也值得搜罗。一来价格较贱，二来较易到手，而且运气好的话，也许可以慢慢配齐。这本《小学博物小解》虽是残书，也有其价值。其内容即今之矿物学，但却称金石之部，说明其时矿物一词还不流行，故仍用汉语旧称。《新创未有汉文典》加上《小学博物小解》三册这样有用且不常见的书，竟然只要区区五百日圆之数，这种好处哪里去寻？所以书市真是不可不去。
在第二个摊位上堆积有不少和刻本，但须耐心一一翻检。我素来对挑书极耐得烦，就一本一本翻阅起来。没过多久就发现一本难得的书。这并不是和刻本，而是地道的中国刻本——满文翻译的《择繙聊斋志异》。虽然是残本，只有第四卷，但已使我激动不已。此卷共译《聊斋》四篇，为《侠女》、《婴宁》、《聂小倩》与《水莽草》。译者是正红旗满人札克丹（秀峰），校正者是山东蓬莱人穆齐贤（禹范）。参订者是另三个满人，正红旗的徳音泰（惟一）、长兴（祥圃）与镶红旗庆锡（熙臣）。当然最重要的是前两人，一满一汉，故此书实是满汉学者的共同成果。这也是翻译的一种好方式。明末及晚清以来西学的中文译本也多是外国传教士与中国学人合作的结晶，即使有时不署中国人的名字，其实也不可能是传教士一人的功劳。满人不精通古汉语，汉人不大懂满文，于是一译一参订，相得益彰。因为是第四卷，无内封，故不知其为何年所刊，但观目录上《婴宁》的宁字不避旻宁之讳，想来至少是道光以前所刻。此译本采用满汉对照，每半叶十六行，满汉各八行。故比寻常线装书要稍宽。汉文字少，满文字多，一整行满文只对译六七至上十个汉字，故虽译四篇而已，一卷之篇幅已达七十八页之多。既云“择繙”，自然非全译，如以每卷四篇计，四卷通共只得十六篇，距《聊斋》全本还差得远。但从第四卷所译四篇看来，其所选择是很精当的，恐怕少不了行家的建议。不知四卷以后还有没有，只能回国后再查。此书定价千圆，自然也不贵，我向摊主指出这是残书。他是个行家，说正因是残书才定价这么低（此话不假，满汉对译的刻本，现在国内市场上根本看不到），不过话虽如此说，他还是很爽快地打了个八折。日本书市卖汉籍的很少，偶尔能碰上一两本，这就全要靠运气了。后来我听京都大学平田昌司先生说，书市上的书往往从仓库里拿出来，并不是平常摆在书店里卖的那些，所以有时会有意外的收获。原来如此。
在这个书摊上还买到一部明治十年出版的，由永田健助译述的《宝氏经济学》的残本，这也是不多见的书。“经济学”在当时还是一个新词语，译自英语的political economy。一般而言，是先有物理才有物理学，先有地理才有地理学，但有趣的是，“经济学”一词却似乎出现在“经济”前面。在1862 年出版的日本第一本英日辞典《英和对译袖珍辞书》中，就已有经济学这个译语，但无经济此词。明治初年经济学一语已经普遍使用，除这部《宝氏经济学》以外，还有一些类似的书出版，但现在都不大容易觅到，所以尽管此书只有两册，从篇目上看仅得原书之半，但也毫不犹豫买了下来。从这部书可以看到，当时尚未完全定型的经济学术语是如何从英语进入日语的（其中有些又由日语进入汉语）。如《宝氏经济学》中，以勤劳译labour，以财本译capital，都与今天有异。顺便说说，中国原有经济一语，但意义与今不同，经济的今义与经济学一词全从日本引进，直到20 世纪初才流传开来。
在第三个摊位上买的则是一张1911 年的中国大地图。此图在不久前大书市的目录上看到，且定价只有二千圆，比国内现在地摊上的价格还便宜。我即请泷野兄为我注文（预定），但同时注文的人很多，按照日本的规矩由抽签决定何人可得。我未中签，很觉遗憾。想不到在这个摊位上又遇到一幅，自然兴奋得很。问题是价钱不对，要五千圆，太贵了。讨价的结果是还到一半（这是很罕见的，因为价定得实在太高），虽然仍比大阪的贵，但想到得来不易，还是下决心买了。此图全名为《最近调查清国大地图革命动乱地点注》，是明治四十四年（即我辛亥年）十一月三日《大阪每日新闻》的附张。此时离武昌起义一个月未满。该图把全国发生革命的地点都标注出来，革命范围及革命党根据地以浅红色块表示，具体发生革命的城市以红点标出，清朝政府新式军队所在地也用三角红旗指明，使读者对当时形势一目了然，此外对革命根源地的武汉还别制一小图详明之，因此这是很重要的一幅纪实地图。恐怕当时在中国不会有相似的地图出版，因为这样做显然是尚未灭亡的清朝政府所不允许的。日本的重要报纸往往有时事地图作为附张，有的质量很高，此幅就与一般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地图不相上下，纸质也好，而且是彩色的，这在今天也不是一般报纸能办到的，遑论近百年以前了。
第四个书摊上碰到的是两册英文著作。一是R.Gilbert 所著What's Wrong with China，1926 年伦敦初版，另一本是R.Winstedt的The Malays—A Cultural History，1953 年伦敦三版。这两本书本身并不令人惊奇，尤其前者，虽然有点名气，但算不得罕见书。令我大为吃惊的是这两本书置身于一大堆百圆一册的书里头，我怀疑是否弄错了，问了摊主，答曰一点不错，两册只要二百圆。你说，在书市里能有几次碰到这种意外的事？
光以上的收获，此次京都就已不虚行了。何况还以千圆购到厚厚一大册的《支那问题辞典》（19 世纪40 年代出版，大量有用资料在其中，通常在书店售四千圆以上），以百圆换取明治初的和刻本《开化用文章（下）》（反映明治维新后教人适应新时期新形势如何写信或其他应用文的书），等等，堪称功德圆满。
在书市几乎度过整整一天，随后乘兴到京都的一些旧书店去。其中以尚学堂书店与汇文堂书店逗留时间较长，因为两个书店都与店主住家在一起，所以无所谓上下班。我们虽然到得晚，也依然欢迎。尚学堂的特色是卖江户时代末年与明治时期的和书，店门口常有些二三百圆的残书卖。泷野兄曾替我买过一些，这次我自己来，却无大收获，但也挑到箕作麟祥译述的《西劝善训蒙》上、下两册，因缺中册，故只售四百圆，很便宜的，因为我知道一整套非数千圆不办。后来我碰巧在东京某次书市补上中册（但光一册就要五百圆），已是后话。汇文堂是专卖汉籍的老店，日本已故的一些著名学者是这里的常客。老店主已经逝去，老太太拿出内藤湖南先生送给店主的照片给我们看，不胜当年之思。由于只有出没有进，中国的旧线装书已是越卖越少。两年前辛德勇兄还在此买过一个稿本，我这回是没有这个好运了。因为时间太晚，只在书堆里匆匆挑出同文馆聚珍版的《中西合历》一册，光绪己丑王先谦刻《磵东诗钞》二卷（内含庚寅年刻《麇园诗钞》一卷），与《华制存考》一函而已。
《中西合历》是光绪丁酉年冬至到戊戌年冬至（1897—1898）的中西历对照本，其内容今天已经无用，但从书前的曾纪泽与董恂两序，却可以看出当时学习西方历法的努力和成效。曾序原来是为比此历本早二十年的、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所作的《中西合历》而作的。我所见有限，不知那一年度的合历付刊与否。聚珍版的书没有再版的机会，一般人总是看重的。同文馆的聚珍版都有点派头，字大行疏，天头地脚较宽，值得收藏。而且同文馆所刻书多与西学有关，对研究中外文化交流有特别的意义，只是这些书也越来越少了。当然《中西合历》此书在国内也还偶然能遇到。《华制存考》是一种连续出版物，与《谕折汇存》的性质相似而略有别，创始于后者停印以后。日出一册，月订成书。所购此函是宣统元年（1909）闰二月的，共八册。四册是逐日记录朝廷的活动，包括上谕奏折与各部行事。一册名臣，记载一些大臣的事迹，其中有编纂历朝诗别裁集的沈德潜。一册章程类，两册政务记录。买它不过存一品种而已，无特别意义，因为图书馆里这样的出版物应该是有整套在的（当然这样的图书馆很少）。至于《磵东诗钞》，仅因为是一些较无名气的地方上的诗人的作品，聊备一格而已。京都书市行的经过如此。第二天则移师大阪旧书店，另有一番经历，按下慢表。
附：《中西合历》二序有点价值，摘录于此。董氏之《中西合历表序》言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馆政之暇，率同人岁作中西合历表以为常，凡日月出入暨太阴弦朔望时刻对景加减钟表时差并列之，又杂识星过午线穿月过日、日月食诸事并附京师雨表于其末，俾学者了如掌上观纹，可不谓勤欤？”曾序称为原序，曰：“往年余得西人对景加减表一册，以华字译出，取钟漏佳者照数而加减之，密合无差，数年后，渐不复验。顷至京师以商之丁冠西（丁韪良）先生。冠西以为此表亦有岁差，如推步时宪历书，当每年一册，不可刻舟而求剑也。于是属海君灵敦推丁丑冬至至戊寅冬至新为一册，由同文馆印行，以佐算家之所不备。……冠西以草稿见示，纪泽欣然为识数语，使后世知中国有推对景加减表之法传而演之至于亿万年而不已者，实自圣清光绪三年丁丑冬至始云。”此序原是为丁丑—戊寅年合历所写的，今此本则推丁酉年至戊戌年，乃是其后二十年。所称原序即此意。凡例最后一条云：此次合历系天文馆副教习熊璋以西法推算，译为汉文，经天文教习骆三畏鉴定。此书合历自光绪丁酉年冬至至戊戌年冬至为止，显然是示范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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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本序言
承东方出版社好意，要再版《中人白话》。想想此书出版应该有十来年了吧。拿来架上的订正本一看，竟有十七年了，那时的一个婴儿现在早就入了大学了。订正本的做法是向老师谭其骧先生学来的。他老人家每一篇文章发表后都要拿来重读一遍，校出其中的笔误或印误，加以订正。懒人如我则大大咧咧，出完就算数，没有耐心自己看，但若有读者指出，倒也会订正在书上，将其保留起来，这就是订正本，并不算什么特别。但这次不同，一翻开订正本，却翻出了惊喜，原来里头夹着王培军十来年前的一封信。王培军是青年才俊——现在也快步入中年了，擅长文献学，前不久，他的《光宣诗坛点将录》获得了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足见功力之深。他的信一方面是纠正《中人白话》的几处失误，一方面表达愿来做博士后的意思。现在的人，书信都不用了——自然也包括我自己，而这封手写信竟然还被保留着，我不禁为自己的收藏癖得意起来。
得意归得意，我自己书里的错误还是要改的，才不负再版此书的东方出版社的青睐。主要的错误是关于《洹上词》一文的。培军告诉我，国家图书馆藏有《洹上词》的两种油印本，两本年份不同。问我自藏的是否与该二本有异同。我至今也还没有机会去看国图的本子，而且我的藏本并没有印制年份，是否竟是第三种印本也未可知。但不管本子有何异同，原词中“玉街归去闇无人”的“闇”处印出来时却成了一个问号，想来是当时排版找不到此字而留下一个问号。接下来一句是“飘摇密云如花坠”，其中的云字断然是误字，云如何坠？培军则据词律，断其为雪之误，自然也应该改。其他还有一处是我自己误了的，解“朅来二十载”中的“朅”为离去之义，培军以为“朅来”是一个词，每用于发端。我想他是对的，此次应当修订。
这些文章当年都是先发表在报刊上，然后才收入集子的。照理在每篇文章后头都应该标记发表的时间与报刊名，不知当年为什么没有做。现在想做就更麻烦了，所以真是有点遗憾。譬如现在去台湾一趟简直易如反掌，但在上世纪末的确是难于上青天。所以本书中《何时能到台湾去看书》这一篇恐怕要让现今的人觉得可笑，但在当时还真是反映了实情。老话说，斗转星移，真是一点不假，虽然是过气文章，也算是时代的记录吧。
此书当时是作为“九歌文丛”的一种出版的，这套文丛的作者一共是七人，当时的编辑陈丽菲是否想凑成九人之数，我一直没有问过她。七人之中，黄永年先生早已仙逝，令人心酸。黄先生曾对我说过他的愿望，说自己绝无期颐之思，但还是希望能活到九十，但由于肺气肿的困扰，先生未能实现这个期望。很可惜，我知道还有许多东西他都没来得及写出来。黄先生除写信外，还曾写过一个条幅、一个扇面赠我，什么时候也应该刊布一下以作纪念。黄先生之后，就数我年长，十几年前还不自觉已经臻入老境，现在则有自知之明了。至于其他五位，现在多已名满天下，而且春秋正富，无量在前途。
此书所附照片图片与文字同等重要，但当时的出版社也找不到原来的图版了，现任编辑陈卓说：“没关系，我们尽量翻拍得逼真。”其实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都知道日本的翻拍印刷技术很不错，但他们在出《诸桥辙次全集》时，就无法将上世纪30 年代诸桥先生游历中国时的照片全部翻拍出来，只能择其要翻印数帧而已。好在《中人白话》原书的图片印刷甚佳，希望此书重印时能大抵不失其真。最后的套话是感谢编辑和东方出版社，虽看来客套，但却是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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