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夏日最后的玫瑰——柏桦《烧钱》序

2017年8月16日当我从我先生Fred Blake（柏桦）的电子邮箱中读到关于《烧钱：中国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质精神》(以下简称《烧钱》)中文版序言约稿的时候，他已经不幸突然于2017年4月19日因病去世。他在去世前两个星期还在坚持正常的教学和书稿的写作。

Fred Blake， 圣路易斯， 1992

2016年下半年，Fred开始感到乏力和恶心，但一直不是很剧烈，几次检查也都没有发现异常；他又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人，对于身体不适的忍耐力，对于教学、阅读、写作的投入要远远超过常人，这是幸事也是不幸，因为我们都从没想到过会有致命的危险……我还清晰地记得2016年12月底的一天在吃晚饭时他欣慰地告诉我夏威夷大学出版社通知他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在商洽《烧钱》一书的简体字中文版翻译和出版事宜。对于一位多年倾注于中国研究的文化人类学家，历时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得以回归研究课题缘起和探索的本土、介绍给中国的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是这本著作最终的理想归宿。在中译本即将出版之际，我先生会和我一样诚挚地感谢本书的译者袁剑和刘玺鸿先生，“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主编刘东教授，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领导们，《烧钱》中文版的编辑卞清波和康海源先生，以及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烧钱》英文版原著编辑Alison Kleczewski。

我从2004年认识Blake教授开始，一直协助他的研究直到2009年书稿的完成。他的第一篇关于纸钱的文章《纸钱的符号学研究》，即本书第四章的雏形是由我在2005年以“冉凡”的笔名翻译发表在国内刊物上。然而在认识我之前至少14年他已经开始了纸钱的研究，大部分的田野调查和原始资料的收集并不是我参与的，虽然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还是有少许资料无法复原，这也造成了翻译和理解上的一些难度；而且Blake教授的学术造诣、思想深度、学术写作的水平我都难以望其项背，遗憾的是他不能亲自撰写序言。对于这篇代序或者更确切地称为导读，我最大的愿望是能够依然作为他的助手帮助中国读者更好地从宏观上来把握和理解这部著作以及Blake教授的整体研究历程。尽管在第一章导论部分Blake教授已经对《烧钱》的基本立意做了总体的介绍，但是我会按照他的思想脉络而不是章节顺序从总体理论和方法论两方面来提炼这本书的精髓。

纸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和西方研究共同的盲点：在中国是因为太熟悉，而在西方是因为太陌生。这本书不是一部典型的民族志而是在多点综合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对纸钱的社会和文化成因、逻辑、历史演变所做的人类学结合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的深入解读。我读过全书的感触是无论对于已经在人类学领域从事研究、教学还是刚刚入门的学生，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关于纸钱的学术研究专著，而且在对人类学基本理论的解释、应用以及在田野调查实际操作层面上都井然有序地表明了对于其他一般人类学研究事象特别是像纸钱这样看似稀疏平常的事象如何设定至关重要的研究目的和问题、如何切入、如何组织和分析田野调查资料。

研究兴趣是设定研究目的和问题的前提。Blake教授文化人类学的整体研究兴趣是占支配地位的历史结构（特别是现代体系）如何再生产并形塑着普通人的生活，他学术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特定的外在历史条件下人们如何基于人际间的微观世界（马克思“生产关系”的同义词）生产、破坏、再生产他们的生活世界。具体到对于纸钱的研究，Blake 教授有很明确的概述：

“我更宏观的目的是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并结合胡塞尔的描述现象学，以这双方具有的超验和本体论遗产来勾勒出一种唯物主义美学，从而对价值人类学作出贡献。简而言之，我试图理解世界上的劳动生产方式与存在方式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在物质历史的不同条件下，我们人类是如何作为个体的人创造出价值，并进而在这种创造价值的过程中造就我们人类自身的。”

Blake 教授经常把纸钱比作是中国的“纸夸富宴”（the Paper Potlatch in China），这也是他继《烧钱》一书发表后一直在撰写的一篇后续研究论文的题目。对于纸钱，他所要分析和解释的不仅仅局限于纸钱是什么，而且是在祭拜仪式的符号（蜡烛、香、食物、纸钱、鞭炮）整体中，纸钱的结构性功能和符号含义是什么？在这种人和神灵世界之间的仪式性商贸中人们化烧给神灵的是什么？以至在更深层次上就纸钱与金钱和价值连带关系的追问：钱是什么 [他的后续论文 《爸爸，钱是什么？——中国烧钱祭灵对这个纠结问题的求解》（Papa! What's Money? An Enduring Question Finds Answers in Burning It for the Spirits of the Dead in China）， (2015）]？纸钱在先验还原上何以会成为真钱、进而可以建构一种代替供奉者的不流血的献祭和牺牲？直至最终从中国人生产、生活和生存的根本意义上来看纸钱所注解的价值又究竟是什么？

这无疑是一系列高度理论化的研究问题，同时它们也是人类学学科研究中至关重要而当我们在浮光掠影地看待纸钱时难以提升和抽象出的深层次问题，因为纸钱或者早已无可救药地湮灭在迷信、浪费、荒唐的诟病中，或者人们会表面化地只被纸钱外在的光怪陆离的图像呈现、色彩和造型所吸引。Blake教授把这一系列看似庞大、几乎无从下手的研究问题分解为以下几个基本概念，也是他的切入角度：

（1）以劳作为核心的生活世界(lifeworld)

通过对纸钱整体上的全面解释，Blake教授最终所希望达到的是一沙一世界，这里的“世界”是本书副标题里的“生活世界”，它是研究纸钱的定位和出发点。“生活世界”不是读者可能会浅显化理解的一般日常生活。“生活世界”是现象学和人类学的分析范畴，它涵盖整个直接体验的世界。具体到纸钱，Blake教授是把纸钱定位在远远超出一般意义上的风俗信仰或物质文化，而立足于不同历史条件下纸钱的社会形成，这种总体意义上的生活世界是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形态以及其间缔结的社会关系总体，而中国人生活世界的本质是劳作，是创造和生产纸钱之类物品的人工技艺。

Blake教授收集的纸钱制作工具

基于对生产方式的高度关注，Blake教授把以往研究中所忽视的纸钱的制作和准备过程凸显出来，特别是元宝的折叠、制作以及仪式中手对纸钱的有意“触摸”和处理。他认为中国人的“活”（生活、生存）与“活儿”（劳动、工作、劳作）是一体化的范畴，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的结合体，而其中最根本的是生产和再生产，生活世界由此得以在劳动付出的过程中物质性地维系和延续下来。

（2）在对这种社会生产方式的具体甄别上，Blake教授认为传统纸钱反映的是中国高度发展的封建生产方式，它是金钱（而不是市场）纽带联接的以“物 ”（goods）（而不是商品）为中枢的社会经济（social economies），纸钱所代表是物品而不是商品。

Blake 教授把这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外延扩展到整个前资本主义社会，把它们统一界定为“社会经济”， 这种社会经济的运行依赖的是生产、财富的宇宙循环、科层赞助关系、礼物式馈赠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传统的纸钱正是这种社会经济的产物和体现，只有到了现代鬼票（冥币）阶段，纸钱才跟进和体现出向现代资本主义商品和市场经济的靠拢。

（3）劳作是本真（authentic）和初始价值的来源

纸钱不是一般的“物”，因为它所仿制的毕竟是钱，旨在把这个世界上各种有价值的东西（现金、支票、房子等）的仿制品化烧给另一个世界，这种仪式性商贸因而自然而然地同价值存在着连带关系。价值不仅是人类学、也是经济学、哲学等人文学科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Blake教授指出：纸钱研究提出的一个问题，尽可能简洁地说，就是价值如何实现和产生。他认为在社会经济下，价值来源于它的生产性而非交换性，它在社会经济中基于一种对价值源于人类努力和付出的共同感受，从而形成本真的和原初的价值（也是“元宝”的字面含义），物的这种原初或首要价值是基于劳作——一种最纯粹和未被异化的形式，它不以时间来计算，而是追求在自觉性劳动中不断付出、精益求精。

（4）价值实现是通过价值转换和价值循环

然而这种原初的价值还只是价值的产生，它并不能自己实现自己， Blake教授认为价值的实现需要借助价值转换和价值循环。

首先，在价值如何实现上，Blake教授把烧钱与库拉、夸富宴等相比较，指出这些基于仪式的物的经济或者社会经济的共性在于礼物的赠予、回赠的循环往复，它是实现价值的方式；而纸钱不同于库拉和夸富宴之处在于它们循环的时空限域和目的——纸钱价值循环是在阳间和阴间的宇宙层面进行的而不是邻岛；库拉、夸富宴所追求的最高价值是声望，而纸钱的最高价值是孝、仁，以及通过更为通俗化的纸钱上的吉语所表达的对于财富、长寿、子孙、护佑的渴求。纸钱在生活世界中的价值定位是奉献与完满。

其次，Blake教授不囿于人类学的实证研究传统，对纸钱进行了现象学的分析，在我看来这是他在纸钱研究中的一个突出贡献。他认为与身体融为一体的纸钱感观感受是纸钱具有价值和实现价值转换的关键。在纸钱的制作、准备和仪式进行的过程中，通过手来折叠、触摸、按压和抚摸纸钱的操作，个人能够向祖先和神明祈求恩赐，并在祭品中奉献上自己的某些成分。这种仪式中的自我指涉是一种自我生产，从而恢复和增强了纸钱的感官价值，其目的在于进行一种基本的转化：感官价值一旦恢复，纸钱就从一种可见、可购买的物品变成了一种超凡脱俗、不可见且拥有精神价值(spiritual value）的财宝，从物品变为圣物，并拥有了永恒的价值。

最后，纸钱毕竟只是财宝的仿制品，并非是任何世俗意义上的财富本身，要想成为圣物，纸钱就注定要通过被火焚毁的献祭行为；一旦用于献祭，借助可见与不可见转化之间的中介——火，纸钱恢复了宇宙循环。这种仪式操作和价值转换体现的是一种对于物质性的操作和物质观念化的运用，价值形式的转换在于物质化和物品表面形式上的消失和传送，而正是这种神秘化的过程实现了纸钱的价值转换。烧纸因而生动地示范了世俗的价值如何最终转变为真正的精神价值——人（仁）的理想。

（5）在社会经济中，生产和再生产是借助对形式 (form) [包括仪式(ritual)] 的神秘化(mystification)，即物的观念化和形式转化，来崇拜价值的生产。

通过对纸钱价值生成、转换和实现的深入解读，Blake教授最终又回归到生产和再生产这一生活世界的基点与核心。他指出：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具有不同的对于劳动力的占用和剥削模式，也具有不同的用来对剥削和异化进行改善、缓和的方式以对其加以引导和规划。资本主义对于交换的崇拜是通过物化，社会经济则是通过仪式神秘化崇拜生产；资本主义的价值实现是借助工资、平等的意识形态等来掩盖对于剩余劳动的剥削和占有，社会经济则是通过仪式化使因资源有限而存在的社会敌意（animus，如性别不平等）隐藏和遁形在缠足和烧钱这样的牺牲仪式上，因为祭祀和牺牲的含义就是将自己的一部分创造价值的劳动自觉自愿地贡献给他人和社会，这才有了缠足、烧纸这样生动的对于生产和再生产实质的仪式呈现，而纸钱对这种牺牲的表达具有符号性、也更隐秘，Blake教授认为必须借助现象学的分析才能表明纸钱在感官、在现象还原上就是供奉者的身体，是一种作为牺牲的礼物，正是这种自我牺牲支撑着整个社会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

Blake 教授对于纸钱的结语是：纸钱习俗作为一种生产、再生产方式已经深深烙印在高度发展和相当成功的封建生产方式中。这一生产、再生产方式是仪式性的，被占用、被剥削的劳动体现在包括缠足和烧纸的各种仪式实践中。在他看来在更深程度上，烧纸钱仪式活生生地表演了封建生产方式得以维系所需要的对于无限度劳动付出、奉献、牺牲的要求，烧纸是向祖先和统治生活世界的神灵的献祭，而它所对应的是生产方式剥削得以维系的隐秘逻辑，是人对于家庭、国家以及宇宙生命力做出的献祭和牺牲。正是在这种以物质为中介的义务展演中，人们发掘、经验并再造了自己和彼此的相互关系；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纸钱具有一种审美价值，它的美学含义不仅在于外形上的视觉吸引力和表现、装饰功能、在仪式整体秩序结构中的完美的秩序感，更是一个人通过叠纸钱将其所做的牺牲隐藏在大庭广众之下，这种悲剧性的仪式生动地演绎着不断奉献和牺牲以践行仁的教化，纸钱因之能建构成为一种献祭和牺牲的手段虽然并未真的流血；而只有演变到鬼票阶段，它的仿真和拟像才表明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向恋物癖和拜物方式的新的引导和规划的过渡。

（6）物质精神 (material spirit)

《烧钱》副标题中的“物质精神”不是读者可能会曲解的通常意义上与钱所连带的世俗精神、实用主义、追逐利益的取向，Blake教授把物质精神融汇在上述生活世界、仪式神秘化、价值等范畴中，它既不同于宗教信仰也不属于意识形态（Blake教授把意识形态限定在资本主义形态中）。

首先物质精神强调的是体现着人工技艺（artifice）的自觉性的劳作，它所关注的更多的是人类创造技艺的原初本真性，而不是自然（nature）的真实存在（reality)。把真实的或者有价值的等同于人的生产、创造（work）是中国人的整个生活方式、生存方式的特点。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纸钱蕴含着真正的劳作、付出和牺牲，它并不是假钱。

其次，Blake教授把纸钱的逻辑还原为现象学的身体的概念以及中国人的感同身受和托梦的经验证据，由于这些经验证据注重社会和话语的现实存在，大多数人都极易达成一种共识，即来世就是此生的延续，这种对于现实实存的身体和感官感受、直接体验的强调对于中国人来说比宗教信仰中天堂的承诺和教义更具有实感性也更“真实可信”，它成为支撑纸钱习俗的精神基础。

再次，人际关系的非感情表达。当中国人想要确认和象征人际关系的时候，他们所使用的象征形式并不依赖情感性的表达，而是社会行为。确认社会关系最重要的象征维度就是劳作和付出，包括受苦和牺牲。借助对纸钱这种具体实物的操作和仪式表达，纸钱成为缅怀逝者和实践仁、孝等人际关系义务的情感表达的客体化。

最后，纸钱反应的不是一种宗教 、不是一种信仰、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总体的文化形态和物质精神。人们对于纸钱的态度矛盾，是对于社会秩序的就范也是反抗，它反映的是中国人对于生活世界的一种特殊构思，Blake教授称之为“戏谑精神”（ludic spirit）[参见《当代中国对纸钱风俗的讽刺》（Lampooning the Paper Money Custom in Contemporary China）(2011)]是顺从、效仿、讽刺、反抗的复杂情感和心态实存。这种物质精神类似于中国人所说的世态百象。然而，无论出于何种心态，人们却依然会照常扫墓、祭拜、烧钱，尽管他们可能会同时否认和奚落烧钱习俗本身，而正是这种矛盾阴阳辩证地支撑着纸钱千年以来的火浴历练。

以上是Blake 教授对于纸钱所做的整体化分析的主要角度，他通过这种鞭辟入里的诠释，精心地构建和描述了纸钱所营造的想象中的世界与社会关系缔结的物质世界究竟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而在最“抽象”和“深层的”的意义上，他整个理论论证的高度是纸钱在社会生成、文化逻辑和仪式展演上并不是假钱，而纸钱所构筑的价值也是中国人生活世界中的一种真实价值。纸钱的千年纸卷在从封建社会延展至当代鬼票的过程中变化着、挣扎着、矛盾地、但也是自然合理地嵌入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并成为中国人在这个生活世界中如影随形的一部分，即使在时下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它仍然勉力和具有嘲讽性地委身和顺应着这个日趋物化的世界。

我并不担心我在这里提纲挈领的总结会喧宾夺主，因为《烧钱》一书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它思想和视角的独特与深刻，更在于Blake教授在正文中凭借深厚的理论素养、渊博的知识背景，旁征博引了人类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相关理论和研究，富于创造性地驾驭文字、灵活自如地穿插于纸钱串连起的整个中国人的物质生产的世界、社会关系的世界，想象中的神灵世界、精神层面的世界，以及它们在全方位宇宙时空中围绕着烧钱的延续和变化。也许并不是每个读者都会认同Blake教授的理论诠释和结论，但学术研究的意义不应局限于说服力而也在于它的抽象概括能力和启发性，《纸钱》无疑会启发我们去思考纸——钱——烧纸——烧钱引发的人类学，以至更宽泛意义上的人文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包括生产问题、人际关系问题、仪式问题、价值问题。

Blake 教授接受的是六十年代正规、严格的人类学训练，对于传统经典人类学理论和研究分析方法始终保持着更多的崇敬。他并没有像他时下的美国同行那样追随和负累于后现代主义的盛行，特别是在解构、权力、霸权、反抗、消费等趋于辞藻化和标签化的情况下，他反对当代对于真理和真相的排斥，或者将真理等同于话语权力，反而忽视了传统理论对于生产和再生产、劳动价值和使用价值、主观意识、根本意义、整体分析的关注。Blake教授认为对于真相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论——比如现象学、辩证法和实证科学来揭示，一些则可能是依赖一名人类学家的直觉和信念，这些方法论的夙求并不是在求证一个确定无疑的真理，因为这些科学方法都具有自身的局限性，然而重要的是何以为真。秉承这种基本立场，在方法论上《烧钱》一书再现了传统经典分析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的魅力和潜力并结合了中国文化阴阳辩证的思维方式，使之与欧洲的分析方法互相补充和协调。在对于仪式的具体分析方法上，纸钱田野所面临的一个困难是访谈人安之若素时，听似停留在合理性层面的解释或者词不达意，甚至漠不关心。

Blake教授在方法论上转而关注风俗和仪式如何自己言说、表达自己，他诉诸符号的结构性分析而把纸钱纳入由蜡烛、香、食物、纸钱、鞭炮共同组成的结构体系中，关注仪式自身借助这些祭拜仪式整体符号结构的“语言”和超语言的感官表达，从还原和架构整个仪式过程来审视五种身体感官感觉，可见性与不可见性、出现与消失、燃烧和新陈代谢分解的二元结构中，纸钱可感知和可见的人类经验或者心智因素的符号含义。另外，他主张在研究中赋予支持者和反对者同等的发言权，对于一个研究事象，它的存在和发展不仅依托于支持者更取决于反对者，这是一种总体上的辩证法，即对立面如何造就和推动了事物的发展。Blake教授也是较早利用博客讨论和网上资源作为传统常规田野调查补充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精心地选择和有效地利用了这些“虚拟田野”的资源，使它们与传统的民间故事、文人历史叙事、文学描述、田野口述资料立体地、历时地营造起围绕烧钱的一个完整而丰富的话语世界。

Blake 教授成长的六十年代在美国也是一个喧嚣和动荡的多事之秋。尽管他出生在一个相当富裕、民主的家庭，但是他亲身经历的波及他的故乡圣路易斯的民权运动、就读夏威夷大学时期的反对核武器和核试验运动都使Blake 教授倾注于具有整体意义的问题——是学术上的也是他个人生活和思想上的：即人类在历史形态中的物质生产、在人际关系中的价值和意义。 

Fred Blake, Agrigan, 1968

Blake教授和中国的联系开始于1966-1968年他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硕士毕业后作为和平队的志愿者在北马里亚纳群岛最北端的阿格里汗岛（Agrigan）教授当地原住民孩子英语。正是在那里他从短波收音机中听到来自北京的声音。他很多次绘声绘色地用中文向他的学生描述在东方红序曲之后，播音员清脆地播报电台的情景。也许他对中国研究长达四十多年的投入只是出于那样一个偶然，是来自那个万里山河一片红的躁动岁月里的声音与最幽深蔚蓝的太平洋孤寂岛屿之间的聆听所交融的一个偶然，然而那无疑是触动了他心灵和激情的一个偶然。在去世前的一年直至在医院的病床上，Blake教授都在专注于阿格里汗岛民族志的撰写，那一定是对于他来说最刻骨铭心的时期，他对于人生和学术的探险都刚刚开始，是新鲜和富于激情的，因为那时他正年轻……

在以后的研究中，Blake教授并没有拘泥于某个单一的研究课题，他几乎每十年都关注一个不同的课题，希望能够通过族群、性别、社会史、死亡、拜物、风俗、信仰等不同课题来比较和深化他的研究主题。六十年代他在香港西贡从事博士论文田野调查，关注的是客家和汉人族群的社会功能与冲突，他的博士论文《一个中国集镇的族群与社会变迁》（Ethnic Groups and Social Change in a Chinese Market Town）(1981) 是早期研究汉人族群的专著之一。七十年代，他受聘于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开始关注美国早期华人历史，特别是他的故乡圣路易斯的早期华人社会史，相关的研究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他对密苏里州、密西西比州、阿肯色州、肯塔基州、伊利诺伊州、夏威夷进行的墓碑和墓志铭研究，以期重构华人移民先躯的历史，他发表了《华人的英烈祠：一个美国中西部墓地中的身份和适应研究》（The Chinese of Valhalla: Identity and Adaptation in a Midwestern American Cemetery）(1993)。八十年代由于教授中国文化课程，他开始集中对缠足进行了研究。他从经济生产和再生产的角度，将研究视角从一般研究司空见惯的男女关系引入到母女关系和缠足的具体准备过程，指出缠足反应的是理学男性主导话语下对女性劳动力的占用和剥削，他随后发表了《中国理学下的缠足与对女性劳动的占用和剥削》（Foot-binding in Neo-Confucian China and the Appropriation of Female Labor ）（1994），在美国对于缠足的研究上具有重要地位；Blake教授也是《牛津百科全书》“缠足（Foot-binding）”词条的撰写人(2008)。他还一直关注笑话和幽默，试图解释人们如何通过笑话和幽默来达到社会目的。他本人也是一个极具幽默感的人，在《烧钱》的字里行间相信读者也能够体会到学术睿智和幽默的兼容并济。

倘若从发表学术成果的功利角度考虑，与只固定在同一个研究课题上相比，Blake教授所选择的学术之路更富于挑战性，不过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在学术上急功近利的人而是一个由衷地喜爱研究、阅读、写作和思考的单纯的学者。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他对纸钱阐释的深度也正得益于对于这些不同（但又相通）的社会史、对于人的生产劳动、对于价值产生的一贯关注。

“贵人符”和笔记

Blake教授对于纸钱的研究是他整个研究历程中最长、遗憾的是也是最后一个阶段。九十年代初期，他因为学术休假在中国任教的机会又回归了中国的研究，继中国墓碑的研究之后转向纸钱的研究。2007年下半年，我第一次陪他到中国参加人类学论坛年会，并到吉首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讲学，同时进行田野调查，搜集他撰写书稿最后所需的资料。他在认识我之前已经在香港、北京、上海、福建、四川、广东、湖北、湖南等地做过纸钱的田野调查。我在这里并不想铺陈他花了多长的时间做田野，收集到了多少纸钱样本，尽管我们确实精心保存着在办公室和家里几箱他和学生、朋友们收集的纸钱；在他去世前的四个月，德国德累斯顿州立艺术博物馆（the State Art Museum， Dresden）的相关人员还同他联系准备把其中的一些纸钱样本和纸钱制作工具送往德国展出，这个博物馆于2015年3月14日至5月10日举办了一个名为“冥界超市”（Supermarket of the Dead) 的展览，Blake教授应邀撰写了论文。

样本收集和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工作必备的，也是每一个研究者在时间上的必须投入；然而对于重大研究问题由衷的关注、博览群书、勤于思考，以及日积月累的写作经验，都要求在单纯时间支出之外的情感和头脑投入。我常常觉得凭借一种长期的对于人类学研究的敏感和直觉，Blake教授可能很早就有了对于纸钱的总体诠释，而他更需要的是在人类学的总体理论背景下深化和升华他的理解。因此，他的时间更多的是用在阅读和反复阅读重要的人类学相关著作、倾听和思考上，不止是就纸钱，更是就一般的人类学问题以及他自己的生活和人生的反省与思考。

田野调查笔记，2000年

我们在做田野的时候，他每晚都在专心地做当天的笔记，不光是就纸钱的调查，也是一天的所见所闻和感想，还包括随笔以及与家人、朋友的通信，他是一个把生活和研究融为一体的学者，这些笔记本身就是一本民族志。他生前的笔记、日记有厚厚的十几本（此外还有电脑上的文字记录），字迹端正工整，还有他自己手绘的图示。这种长期的写作经验也使他能够驾轻就熟地表述自己的思想。我在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常常会陷入对这些记录长时间的阅读，文字翔实而生动，那些偏远的小镇、隆冬的扫墓、清晨的菜市、寺庙的烟火、古朴的纸钱作坊都历历在目。Blake教授不是把它们作为研究对象，而是他所感悟和珍视的生活经历的一部分，是出于一种单纯的喜欢。

在我们所居住的夏威夷火奴鲁鲁，那里的中国城凌乱而拥挤，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去处，他大概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常常光顾那里的美国白人，我们很多次去莫纳克亚街（Maunakea）同一家狭小的杂货店，那些堆放着纸钱和香烛的货架瑟缩在店铺后面昏暗的角落里，他从来都是同样认真地细细翻看每一叠纸钱，也正是在那里他发现了本书第二章提到的“关钱”，我们后来一起花了很长时间研究上面的符号和含义。我至今还能回想起他当时像孩子一样如获至宝的欣喜，而我常常懊悔自己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和自认也具有观察力的研究者为什么竟会忽略了这样的纸钱……

Blake教授的研究更多的不是出于学术而是生活和思考的乐趣，就像无拘无束地寻访中国城的纸钱。阅读、教学、学术研究和写作几乎是他日常生活的全部，直到他去世的9天前，并发的急性肝功能衰竭引起的血氨升高导致了4月11日他一天记忆力的衰退，在好转后的第二天，他嘱咐我回家去拿列维-斯特劳斯关于结构主义的书，并让我帮他查找他正在写作的阿格里汗岛民族志手稿想添加脚注的页码。他平静地告诉我他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再在电脑上打字，但他还可以继续在他数十年都在使用的写字薄上书写，他要好好练习，以恢复正常的写作能力……那永远是我一生最伤心的时刻……

我先生的研究不仅有赖于他广博的知识、深入的思考、睿智的分析，更得益于他作为一位文化人类学家的洞察力、敏感以及对于人类文化现象、对于人何以为人在心灵层面上的深刻理解与同情，这使他愿意并且能够直觉和感悟到像烧纸和缠足这样被轻率地断言为迷信愚昧或陈规陋习背后的一种违拗的合理性。本书第六章的题记所引用的作家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是法国最早的一代飞行员，我先生对于飞行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并在1985年取得了飞行员执照，他的故乡圣路易斯以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为荣，他于1927年驾驶单引擎飞机“圣路易斯之灵”（Spiritof  St. Louis.）成为历史上首位成功完成单人不着陆飞行横跨大西洋的人。圣-埃克苏佩里在《小王子》中写道：“能体会事物本质的只有我们的心灵，因为真正重要的东西肉眼无法捕捉。如果某个星际的一朵花让你倾心，那么只需在夜晚凝望星空，那漫天闪烁的不是繁星，而是灿然绽放的花苞，她是我永远的玫瑰，因为我聆听过她的怨艾、她的自诩，还有她的沉默。”学术的灵性和真切的人文情怀是有见地的理论分析的契机，因为这使他们拥有超越成规和偏见的思想和意志，他们的学术之旅也注定会成为最自由的心灵探险。

Fred Blake，夏威夷Dillingham 飞机场，1984

……墓地并不是一个我陌生的地方，我和我先生无论到哪个地方先去了解的总是墓地和纸钱，以至于我到现在对墓地已经不再有任何的恐惧感，而夏威夷的墓地常常会有缅栀子（Plumeria）花瓣浸润着碧海蓝天的馨香，然而我永远都惧怕分别……Fred是我的丈夫，老师，研究伙伴，也永远是我心目中最名副其实的学者、最刚强和最疼爱我的人。

月淡云影寂，

尤怜疏木寒；

花欲辞人去，

勉留半湖秋。

死生契阔，我感谢他给予我的爱的深度并在冥冥中给我机会最终协助《烧钱》中译本的完成，让我感受他和我的生命的团聚和延续。我作为一位普通的妻子，仍然有一种单纯的以夫为荣的天性，我会在《烧钱》中译本发表后把前面提到的我先生的后续研究论文翻译和介绍给对纸钱以及相关研究感兴趣的学者和读者，我也准备重新翻译他缠足和墓碑方面的研究。我真挚地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和普通读者能够通过《烧钱》这本书了解和认可我先生的研究特别是他的学术执着：他是一位致力于去理解和诠释一个极其复杂的中国社会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并希望以此来分析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成为人、缔结社会关系、从事生产和再生产并造就意义和实现价值的全部过程。他所思考的无疑是一个极为博大和重要的研究问题和人生问题，也必然铸就了他分析与诠释的精深和独特。

我的中文版序言题目是爱尔兰著名诗人汤姆斯·摩尔（Thomas Moore）为一首古老的爱尔兰民谣重新填词而改名的《夏日最后的玫瑰》（the Last Rose in Summer），它也是我先生英文原著全书的题记。每一个世间的生命存在，无论多么美丽都无法逃脱季节荣枯的劫数，而能够永远绽放的唯有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智慧和我们的爱，因为它们的本质都是给予和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