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鹤：谈谈我对《山海经》的一些认识

不可无一 不容有二

——谈谈我对《水经注》的认识

周振鹤

“不可无一，不容有二”是清人沈德潜对《水经注》一书的赞语，可谓贴切之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自古以来就极端重视水利的国家，如果没有一本既专门又精深的记述水道的著作，是不可想象的，《水经注》正是这样一部“不可无一”的著作。但是《水经注》又写得太精彩太出色，以至于无人敢东施效颦，狗尾续貂，于是在中国历史上竟然没有再出现第二部可以与之比肩的著作，遂使其成为一部“不容有二”的绝世之唱。

中国自古以来是个农业文明社会，水是国家社会的命脉。水患之治，水利之用至关紧要。因此对于河流水体的记载在中国典籍上出现得很早，很详细，甚至蔚为专门的篇章与著作，这与同时期的西方文明相比是一个显著的特色。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的《禹贡》，以大禹治水的叙事，记录了三十五条水道的分布及其相互关系。战国秦代之际的《山经》虽然以记山为主，但仍然以山系水，详细记载了三百多条河流的分布，简略说明其源出、流向和归宿。而专门以河流为主要记述对象的文献恐怕要以《海内东经附篇》为最早，虽然篇幅很短，所记河流数量很少（仅二十六条），从地域范围来看，却是秦代主要河流分布相当全面的记载，故似可将其视作秦代水经。[1]

到了汉代，出现长期统一疆土广袤的局面，于是《汉书·地理志》有条件记录西汉时期的三百多条河渠，成为当时河流水体最完整最全面的记载。《汉志》诸水的记载或系于源出地，或系于终结处，而且规模较大的水道，还载明了流经多少郡国。这么多的水道的基本要素如此清楚，说明西汉时期在中央已经保存有关于全国重要河流水道的基本资料。《汉志》是班固依照自己设计的体例，将西汉时期各类专项地理要素按政区体系割裂编排的结果，所以每条水道的记叙内容虽戋戋数语，其综合背景却是一个全国水系，其所据必定是当时已有的西汉境内水道的测量记录资料。由天水放马滩地图与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2]，我们可以看出实测的水道资料在地图上的显示。虽然这两幅地图所描绘的一些水道或许属“轻流细漾”，不足一提，或许未入班固所依据的史料之中，但《汉志》关于水道的记叙必定依赖于此类基础资料才能写成，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而且记载西汉时期全国水道的资料，显然比后来郦道元所注的《水经》还要丰富得多，因为后者所记也仅有一百三十来条水道而已。这也就是我推测在古代，水经所指不但是一部专书，可能还是一类书，撰写水经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思路由来。[3]

进而言之，东汉时期《说文解字·水部》的记载，虽只记单名的水道，记述简略，但也具备出山、流向及归宿三要素。而且在《汉书·地理志》中未出现的马王堆地图中的深水，却在《说文》中见到，说明《说文》所据也是水经类型的资料，而将其分部别居，系之于相关文字的部首之下而已。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水经则可肯定是成为专门著作了，但到底这个时期是只有一种水经，还是有多种不同的水经并存，则尚无定论。不过对郦注《水经》的复原工作方面，则目前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4]

在中国思想史上，水也有着特殊的意义。老子云：“上善若水。”孟子比喻人之性善，“犹水之就下”。而在对现实世界的考察中，郦道元《水经注》对水也表达了一种特殊的感觉，自序一开头就说：“《易》称天一以生水，故气微于北方，而为物之先也。《玄中记》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地，高下无所不至，万物无所不润。及其气流届石，精薄肤寸，不崇朝而泽合灵寓者，神莫与并矣。”而在《河水注》中有“水德神明”的引语，又引管子曰：“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故曰水具财也。”在《巨马水注》中又有“水德含和，变通在我”的述语，可以约略见到郦道元视水若神的思路。中国人重视水经的传统或许也与这些认识相关，还不止于实用的需要。郦道元所在的时代是魏晋玄学兴盛时期，虽然《水经注》是实学著作，但从以上《水经注》中的这些话，或许说明郦道元立意著述《水经注》时，未必不受到由道家与儒家融合的玄学的影响，虽然最终其成就却体现在地理学领域之中。

《水经注》之所以达到当时地理学发展的新高度，是因为具备了一个全新的地理学视角，采用了一种以河流水道为代表的自然地理框架来容纳人文地理及其他自然地理内容的写法。这个视角正与《汉书·地理志》所建立的以政区为基本框架来容纳自然地理及其他人文地理内容的撰述体例，形成强烈的对照，令《水经注》在传统绵长的正史地理志—地记—图经—地方志及全国地理总志为代表的传统地理系列著述之外，显得特别突出。从而使得《水经注》自行世以来，就受到众多学者极大的重视与推许。对《水经注》的称誉历代皆有所闻，而在清代达到高峰；对《水经注》的研究也历经宋、明，而在清代臻于至盛。《四库全书》的编纂是所谓“康乾盛世”文治的代表，包容了传世的3500多种书。在全书完工后，四库馆臣给乾隆皇帝写了一个很长的进表，举出这几千种书中极少数的杰出代表作，《水经注》就是其中的一部，获得了“郦注桑书，剖源流于地理”的美誉。说明在清人的心目中，《水经注》被定性为中国历史上地理书的杰出代表。也因此，《水经注》在清代得到了学者们的集体关注，许多人专心致志于《水经注》佚篇的钩稽，经注的厘清，异文的校勘，失误的订正。争相以复原《水经注》的原貌为荣誉，甚而造成著名的赵戴公案[5]。潮流之盛，甚至连皇帝本人也以能纠正《水经注》之误为荣。[6]

清代学者的集体贡献，使我们至今有一个基本可靠的《水经注》校本可供进一步的研究。民国以还，又有许多杰出学者究心于此，从王国维到胡适，无不致力于《水经注》研究。[7]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历史地理学科在中国逐渐形成，《水经注》被视为最重要的历史地理典籍之一，进一步将《水经注》的研究往纵深方向拓展。近数十年来，更形成了所谓“郦学”这样的专门学问，在文献学、历史学与地理学方面均有可观的成绩出现。其中，陈桥驿先生著述尤多，是当代郦学名家。但是不可否认，《水经注》的研究实际上还任重道远。

《水经注》研究至少有三方面内容，一是文献学研究，必须尽量搜集现存齐备的版本，以进行文字校勘，使研究者先有一个可靠的最接近原本的本子可以使用。二是史源学研究，探知《水经注》文本的史源，尽量厘清编述与实勘的成分。三是地理学的研究，复原六朝时期的河流水道以及人文地理景观，编制出新时期的《水经注图》来，并且尽可能上溯下行，与古代的水文地理及后代的，乃至今天的水道系统作比较，以古为今用，为今天的地理环境的优化做出现实贡献。以上三方面研究是相互联系的，许多想当然的事，在深入研究中就会出现新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使《水经注》的研究得到新的推进。而在实际上，尤其是从上述《水经注》成书过程的分析来看，对《水经注》的研究与其他传世文献相较，还有其特殊之处，即史源学研究的重要性丝毫不低于版本学研究。只有弄明白《水经注》的成书过程，我们才能更好地找到其文本的源头，以促进下一步的研究。在这里，我只要简单地举一个例子，就足可理解。

在最新的《水经注》文本研究成果，即中华书局版的《水经注校证》卷二《河水注》中有这样的一段话：“释氏《西域记》曰：南河自于阗东于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兰海者也。北河自岐沙东分南河，即释氏《西域记》所谓二支北流，迳屈茨、乌夷、禅善入牢兰海者也。”这最后一句的三个地名中，禅善（鄯善）至今仍在，屈茨即《汉书·西域传》之龟兹，即今库车，而乌夷到底指何处呢？单纯对照各版本《水经注》皆无法作出正解。[8]当然，如果从释氏《西域记》本文去追寻，或许这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可惜道安所撰这本《西域记》已佚。但如果比照另一本传世的著作，就会明白，这“乌夷”之“乌”乃是“焉”字之误。章巽先生在研究《水经注》与法显《佛国记》关系时，摘出《水经注》里的另一段：“释法显自乌帝西南行，路中无人民，沙行艰难，所径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达于阗。”这其中的“乌帝”一语更是两字皆误，而究其实则为“焉耆”之讹。[9]同理，上述“乌夷”也一样是传写之误。可惜《水经注校证》未注意到章先生这一早就发表的成果，而一仍其误。可见如果重视《水经注》的史源，以其所引用诸书来作深入探研，则对《水经注》本身的研究必定会有所促进。

许多现代的研究者认为，《水经注》主要是作者亲自踏勘调查所得的成果，因此在作者未亲自履历的地方，其记述就可能出现错误。这种想法其实很早就有了，所以《四库全书》中的《<水经注>提要》说：“至塞外群流、江南诸派，道元足迹所未经，故于滦河之正源，三藏水之次序，白檀、要阳之建置，俱不免附会乖错。甚至以浙江妄合姚江，尤为传闻失实。”换言之，此语在客观上等于认定《水经注》是郦道元足迹所经处的实录与未经之处传闻的结合。实际上，这种看法并不正确。《水经注》里确有郦氏亲自踏足之处，所以在书中他对几处实际地理情况与载籍记述之间的矛盾，做了合理的辨析。在引述他人著作时，也注意到该作者是否亲睹该水。但就全书分量而言，大部分内容是从相关的载籍摘取汇编而来，实勘的小部分主要多是因公旅行时所进行。业师谭其骧先生曾言：“古今有许多学者认为，全部《水经注》内容除一些注明引自前人著作的词句外，便都是郦道元根据他自己调查、考察、研究所得写下来的，这是极大的误解。”又说：“郦注与班志一样，主要贡献也是在于郦道元纂集了大量的前人地理著作，而不是根据他自己亲见亲闻所记下来的那一小部分。”[10]所以《水经注》发生某些错误的原因主要并非因作者未作实地调查研究，而是征引典籍时出现的毛病，或误引，或张冠李戴，或随意附会所致[11]，这一点实不必为尊者讳。

有学者认为郦道元自序中“访渎搜渠”四字，是亲自踏勘的意思，其实不然。这里的“访渎搜渠”必须要从上下文语境来进行综合考索。郦道元在自序中早已表明他自己“少无寻山之趣，长违问津之性”，他所做的主要大事，是将他所能看到的各种著作里的地理材料，按照河流水道的分布，一一安插到合适的位置上去，建构成一个新的地理体系。这种创造性贡献的特点，简而言之，或许可如古人所总结的所谓“因水证地，即地存古”。这个工作貌似纸上谈兵，却是在学术领域做了一个崭新的贡献。而所谓“访渎搜渠”四字是要放在“辄述《水经》，布广前文。⋯⋯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躔，访渎搜渠，缉而缀之”的大语境中去体会的，也就是说，道元先以《水经》为骨架（“辄述《水经》”），再将前人之文（“前文”）加以演绎（“布广”），将从前人书籍中访来的渎，搜到的渠，按照枝流吐纳关系，以及水流沿路的相关各类地理资料，组成一个完整的地理系统。

事实上，要将载籍中“乱流而摄诡号”、“直绝而生通称”的河流名号分辨清楚，并且将“枉渚交奇，洄湍决澓，躔络枝烦，条贯系夥”的水道体系整理清楚，并在文字上清晰表现出来，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郦道元做到了。他将大小一千多条河流一一梳理清楚，安排妥贴，尤其是要将河流的各级支流都叙述到（漳水并不算长，却连四级支流都涉及了），而又不能错乱，真是太难了。之所以要“访渎搜渠”，其意义端在于此。所以他坦白承认其著作的出现是因为空闲时间太多，担心虚度了年华，所以才拿《水经》来消遣，将“前文”加以“布广”，而结果却衍绎为一本空前绝后的大著作。如果他前文自己已经说过对“寻山”与“问津”并无兴趣，而后面又说“访渎搜渠”是亲力亲为，那岂不是一个大矛盾？

不过也因为郦道元的主要工作是纸面上的访渎搜渠，所以有时也会出现对“前文”过度“布广”的情况。譬如，钱大昕在《潜研堂答问》卷九中说：“汉初功臣侯者百四十余人，其封邑所在，班孟坚已不能言之，郦道元注《水经》，始考得十之六七。”汉初功臣侯国所封何处，东汉时班固尚且说不明白，四百多年后的郦道元何以多能坐实呢？他掌握的有关西汉历史的文献资料并不能超过班固，所以考得“十之六七”的事，也恐怕就未必都靠得住了。故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一“《水经注》难尽信”一条中，就举例说明“《水经注》载汉时侯国难以尽信”。但今人大约未注意到《养新录》此条，而且误读了钱氏前一句话，以为“在侯国的建置兴废中，《水经注》的记载超过《汉书》”，并认为这一点“说明了郦氏用功之勤，也说明了《水经注》在这方面的史料竟超过《汉书》”，因此“在史学上具有重要意义”[12]。其实，只要稍加注意，就可以明白钱大昕所说郦道元考得十之六七的是“封邑所在”，亦即这些封邑的具体地望，并不是侯国建置。而且所考得的那十之六七，正确与否，仍须后人予以验证，并非全是可以直接援用的成果。

陈桥驿先生曾总结说，“郦氏撰述《水经注》，其方法从实地查勘、稽核地图、引征文献以至访问外国使节”[13]而来，这样说自然很全面。然究其实，征引文献实占其中的大部分。而古人在征引前人文字时，又为行文之流畅可读，往往不具引书名作者，甚至有时只概述引书的大意（这其实不独郦氏为然），使得后人以为《水经注》中除注明出处外，全书大部分为郦氏所著，于是有时就会对文本产生误读现象，以至对郦道元以北朝之臣而行文竟用南朝年号的情况曲为之解，认为道元有大一统思想[14]，这就未免有点谬托知己了。其实郦氏不过因为直接摘用南朝人的文章，自然不改其年号。更有甚者，《江水注》中还有实指宋文帝的“今上”一词出现，岂非更大逆不道？其实这一点也早已由顾炎武《日知录》“引古必用原文”条所揭示：“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水经注》引盛弘之《荆州记》曰：‘江中有九十九洲。楚谚云：州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问鼎之志，乃増一洲，以充百数。僭号数旬，宗灭身屠，及其倾败，洲亦消毁。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回薄成不淹时，其后未几，龙飞江汉矣。’注乃北魏郦道元作，而《记》中所指今上，则南宋文帝以宜都王即帝位之事。古人不以为嫌。”也就是说，作文时引用前人的文字必定要用原文，并非郦道元出了毛病。包含“今上”在内的一段文字是从盛弘之《荆州记》照抄来的，并未因郦氏仕于北朝而改称南朝的“今上”为夷酋之类。[15]

事实上，郦道元的喜欢读书，早见于史载。《北史·本传》称“道元好学，历览奇书”。自《水经注》行世以来，尤其是自宋代以来，《水经注》就已以征引文献之丰富，为学者所瞩目。明代朱谋《水经注笺》对征引典籍已作部分溯源考订，现代学者郑德坤更详细考证出明引的典籍有436种。[16]但是现有研究清理《水经注》征引文献数目，均以明确标注书名、撰者为限，对传统撰著方式中引而未注、撮取文意的征引（或可称“暗引”）则未能全面揭示。如果再认真追寻其暗引的典籍，并大致估计其分量，更可清楚看出《水经注》的基本内容应该都是来自六朝及其以前诸相关文献。

有鉴于此，我建议复旦大学的夏婧博士后，文献学角度来探究一下《水经注》有多少成分是暗引的。随后，她在博士后出站报告中指出，暗引材料若不仔细甄别，实难以确知。“如陈桥驿指出郦书引称《法显传》仅八次，所计显然以文中明确标出‘释法显曰’‘法显传曰’为据。而比对《法显传》，可进一步判定卷一《河水》大半篇幅均出其书。”[17]又“如卷三七《夷水》篇内基本没有标示征引书名，偶有一两处提及‘盛弘之以是推之’，‘袁山松云’。但借助唐宋类书保存的文献片段，可以确定通篇几乎全部采自盛氏《荆州记》、袁氏《宜都山川记》、《荆州图副》等典籍；又如卷三六《沫水》，从逐条内容推证，也可判断相关叙述皆本于常璩《华阳国志》、皇甫谧《帝王世纪》等。”[18]

进一步研究，则会想到，郦道元引用典籍数量甚巨，一方面有检索之难，另一方面，这些书是否都唾手可得？因此会不会有间接辗转引用的可能？也就是引用类书或其他现成的注书，如《史记集解》之类？经过考证，夏婧认为，“郦注对传世典籍的援引，往往存在辗转他途的现象，比如最大限度地参考借鉴某书已有的集注、集解本。一些生僻或稀见文献的获得可能即出此法。进而言之，注释中某些错误观点的形成、材料引文与通行版本间的文句差异，或许也与这些隐性文本的存在有关”[19]。此外，郦注未标举引书来源的原因，还有可能是因为出于汇考群说，或者拼合同一书不同章节叙述的征引方式等情况。

要之，根据李晓杰等人对汾水与渭水诸篇的史源学研究与夏婧等对全书的抽检[20]，《水经注》全书是以征引同时及前代典籍为主要成分，而不是以个人的实地考察为主要依据，是完全可以断言的。

有了以上对《水经注》史源学方面的基本判断，对于复原一个最接近本来面目的《水经注》版本是有绝大好处的。因为研究者可以根据《水经注》所引书的原版，对现存《水经注》各版本进行必要的订正，如上文我所举的由《法显传》来订正《水经注》的例子。当然，反过来的道理也一样，未尝不可以《水经注》来订正其所引之书，只要你有能力确定谁正谁讹。当然这样的例子也不会很多，因为《水经注》所引书大部分已佚，正需靠《水经注》来进行辑佚工作。但这个道理却是重要的，对《水经注》版本研究有促进的作用。

就一般的印象而言，赵一清《水经注释》四库本、戴震主持校刻武英殿本，已经为公众提供了尽可能好的《水经注》校本。而且从残宋本以下的各种存世的不同版本的《水经注》，经过明清与民国时期诸家接力似的裒集，到民国时期为止，也已经齐备了，于是《水经注》的版本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是上述校本并非尽善尽美，还有改进的空间。例如赵、戴校本读来也仍有疑问，上文所举《河水注》中的“乌夷”与“乌帝”即是显例。因此在今天进一步追求一个更加完善的新校本是完全必要的。其次，就整体存世的《水经注》版本而言，我们也不能断定绝无遗珠。第三，也很重要的一点，在现存三四十种《水经注》的主要版本中，它们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是一个接力般的直线体系，还是存在着不同性质的差异？

譬如说，明代朱谋㙔的校本是“三百年来一部书”，与清代赵、戴校本现在都算作《水经注》的版本之一，但这一类版本是经过后人整理校改过的版本，或者说是刻意造成的“新”版本。除此而外，另外是否还有一类只是经过简单的传钞或刊刻，而未经学者加工改造的版本？如果有，那么这些版本似乎应当分为两途来对待。如果简单化地作一个比喻，前者似乎是衍生态的版本，而后一种则近乎原生态版本。那么我们在对“衍生”版本投以很大的精力进行研究时，是否也应该对“原生”版本的长处予以足够的注意？

事实上，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李晓杰等人在去年就已发表了关于版本研究的最新成果：《<水经注>现存主要版本考述》[21]，这篇文章体现了《水经注》版本研究的当下水准，这一成果不但包括他们新发现的本子，而且对前人的版本论述提出了修正的意见。更重要的是将已经发现的各种版本分成古本（保留宋本原貌）与今本（已经校改过的）两个系统，以利于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厘定出一个最接近原本的《水经注》本子来。根据他们深入的研究，已经发现个别明抄本当中含有残宋本所不具备的内容，说明复原一个比残宋本更早的古本《水经注》是值得期待的。

版本研究是《水经注》本体研究的前提，但这绝不是说我们只有等版本研究过程结束之后才能进行本体研究。恰恰相反，对《水经注》进行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经常会出现单纯版本研究意想不到的后果。如通过对《渭水篇》的研究，李晓杰团队就发现明末陈仁锡本的文字内容最接近吴琯、陆弼校刊本，而不是黄省曾本。[22]更进一步，即使现存所有版本都不存在疑问的地方，在历史地理研究方面如果过不了关的话，也一样可以证明版本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错误。这一点，清人的研究也已有“审地理”的先例，今人也借此考证出一些错简之处[23]，在在说明《水经注》本体的研究是与版本研究相辅相成的。

至于《水经注》的地理研究，上面已经说到，从清代中期就已经发其端了。当然，自宋代以来，就有人将《水经注》作为古代城邑定点的根据，这已经是地理研究的先声了。到了清代，学者们争先将《水经注》的记述与当时的水文地理实况相对照，取得许多新认识。说实话，乾隆批评《水经注》记述的一些错误，将原因归于郦道元非亲履其地，也可算是一种地理性质的研究。而将《水经注》文本以地图的形式展示出来则是另一种类型的地理研究。清代自黄仪以来，董祐诚、汪士铎以及杨守敬、熊会贞都绘制过《水经注图》，但黄图、董图已佚，汪图只存补绘图二卷，近似于示意图。杨氏《水经注图》开始使用具有经纬线的地图作底图，略具现代意义。[24]民国时期郑德坤始以现代实测地图为底图而绘制水经注图，但可惜只有总图存世，不能反映细部情况。20世纪50年代以来，谭其骧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充分利用《水经注》的记载，并经过深入考证，复原了六朝及其以前的水道以及其他地理现象，使绘制专门的《水经注》图有一个很好的前提条件。

从整体范围看，由于地球科学与数字化地图学近年来的长足发展，为历史时期地貌的研究提供更加可靠的基础，例如古河道的复原与地图绘制比过去任何时代都要精确，因此将《水经注》文本研究与精细的历史地理研究相结合，并绘制出精细的《水经注》图的可能性已经明显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四年以前，李晓杰的团队已经就范围稍小的汾水流域作了一个解剖性的地理景观复原研究[25]，取得显著的成绩。在这个研究中，所绘制的流域地图是目前最大比例尺的历史地图，其详尽程度远过于谭图第四册的相关地域。所收获到的不仅是历史地理学方面的进步，而且也对《水经注》文本有更深的认识，所以接着才有对于《水经注》版本的深研，以及对更大范围的渭水流域进行研究的基础。而《水经注校笺图释·渭水流域诸篇》不但是前人提倡过的编纂《水经注》新版本与编绘《水经注图》的部分实现，而且比任何前辈对《水经注》研究的期望更具前瞻性。关于此书对前人研究的推进，李晓杰已经在前言里作了总结，简而言之有以下六端：文本的校勘精度、史源学的探究、佚文的辑补、水道分布与政区设置的复原以及渭水流域释图的编绘。循此以往，再接再厉，代表最新研究成果的《水经注》全新版本以及六朝时期及其以前的河流水道的面貌的整体复原完全可期。而且将本书的渭水流域图与今天该流域的水文实测图相比较，可以清楚地发现，一千多年来，我们究竟损失了多少水资源，进而明白人类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接连三项有关《水经注》研究的较大成果的完成，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道理，就是这一项研究工作非要有集体性不可，以一个人之能力与精力，难以完成逐字逐句吃透文本的工夫，以复原一个好版本，同时也难以完成《水经注》地理学层面的研究任务。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古籍常常以读书会的形式，集体研读，字字推敲，句句斟酌，取得较出色的成绩。李晓杰团队数年以来也采用类似的形式，不求躁进，踏实用功，一步一步走去，希望以局部成绩的积累而竟其研究之全功，这种形式与态度均是可取的，也由所取得的成果证明是可行的。当然也还有一个期望，是该团队能进一步将研究成果与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这样既能与今天的地貌相映衬，又便利于相关的研究者利用。

业师谭其骧先生曾有意深研《水经注》，平日里一有什么关于《水经注》研究的想法，就写入一个专门的笔记本，希望在完成《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后，能腾出时间来专门写作《水经注》研究文章，尤其是从地理学角度来阐发《水经注》的成就。可惜他在历史地理研究方面需要解决的难题太多，竟终其年不能专心于这一领域。我的眼界与见识都浅得多，虽也想从事此项研究，但只在刚入历史地理门庭之时做过一篇小文章，以说明从地理学视角出发研读《水经注》，可以解决从纯粹文献学角度不能解决的文本错简问题。此后因为旁骛过多，蹉跎至今也未能遂愿。今李晓杰偕其指导的学生有志于《水经注》的专深研究，在一个相对较大的流域范围内真正做到了文献学、历史学与地理学三结合的新成就。可以想见，循此而往，积步计程，《水经注》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将是本世纪可以期待的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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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拙撰《被忽视了的秦代水经——略论〈山海经·海内东经附篇〉的写作年代》，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关于此二出土地图的详细研究分别见晏昌贵《甘肃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新探》，载《日本秦汉史研究》第十五号，2015年3月，该地图所复原出来的水道是甘肃秦岭西段南北的几条小河流，分别为渭水与嘉陵江的支流，地图时代为战国末秦王政八年；张修桂《西汉初期长沙国南界探讨——马王堆汉墓出土古地图的论证》，收入氏著《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3]参见拙撰《中国古代撰写水经的传统》，载《历史地理》第八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4]见黄学超《〈水经〉文本研究与地理考释》，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导师李晓杰，2015年。

[5]即赵一清后人所刊与戴震所校《水经注》大体相同，引起戴袭赵或赵袭戴之公案.20世纪30年代郑德坤在《水经注引得》一书之序中已将此问题基本解决，复由当代著名的郦学家陈桥驿先生再行理董，成《论戴震武英殿本〈水经注〉的功过》等文，则已完全定谳。

[6]如乾隆在《御制文集二集》之《热河考》一文中，指摘《水经注》所讲武列水（即热河）“三川合流之序则不足据”，批评郦道元“徒尚耳食耳，而未尝亲履其地，晰其支派脉络分合之由，毋怪乎其舛也”。在《滦河濡水源考证》一文中也有性质类似的批评。而且《四库全书》还特意将以上二文置于《水经注》全书之前，以彰显乾隆皇帝的“天纵英明”。

[7]关于《水经注》研究史，可参见汪辟疆《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影印本卷首，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陈桥驿《民国以来研究水经注之总成绩》（《中华文史论丛》第五十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近代郦学研究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5年第2期），《港台水经注研究概况评述》（《史学月刊》1986年第1期）；吴天任《郦学研究史》（艺文印书馆，1991年）等。

[8]《水经注校证》称参校版本达三十余种之多，但仍不得正解。

[9]详见章巽《〈水经注〉与〈法显传〉》，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辑，收入《章巽文集》，海洋出版社，1986年。章先生引经据典，追源溯流，对比多种抄本刊本，详细考证“乌帝”致误的来源，令人钦服。

[10]谭其骧《〈中国古代地图集〉序》，载《文物》1987年第7期，收入《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

[11]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一“《水经注》难尽信”条，举西汉安成、桃、建成等三侯国，在《水经注》里皆两见为例。如同一安成侯，《赣水注》中定为长沙之安成，在《汝水注》中又说是汝南之安成。“皆彼此重复，不相检照。”

[12]陈桥驿《郦道元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89页。

[13]陈桥驿《水经浿水篇笺校》，《水经注研究四集》，杭州出版社，2003年，第324页。

[14]陈桥驿《郦道元评传》，第37—42页。

[15]时南北朝对立，南朝詈北朝为索虏，北朝则蔑南朝为岛夷。

[16]见郑德坤《水经注引书考》，《厦大图书馆报》1935年第2、3期，但436种之数在其前一年的《水经注引得·序》中已揭示。陈桥驿则以为有477种，不过陈先生计数法略有不同，如《山海经》通常以一书计，而陈先生将其中之篇目如《山经》等复计为另一书。

[17]夏婧《〈水经注〉援引文献溯源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第9页。

[18]同上。

[19]同上。

[20]关于《水经注》史源学的研究，近年来也有其他学者加以留意，如鲍远航博士论文《〈水经注〉文献学文学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4 年）第二章专论《水经注》暗引的问题。

[21]李晓杰、杨长玉、王宇海、屈卡乐：《<水经注>现存主要版本考述》，《历史地理》第三十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22]同上。

[23]拙撰《〈水经·浊漳水注〉一处错简——兼论两汉魏郡邯会侯国地望》，载《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石超艺《〈水经·浊漳水注〉错简与脱文考订——兼说用数字化地图技术重绘水经注图》，载《历史地理》第二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24]关于清代水经注图的研究，可参见辛德勇《关于〈水经注图〉》，载《书品》2009年第6期。

[25]李晓杰、黄学超、杨长玉、吕朋《〈水经注〉汾水流域诸篇校笺及水道政区复原》，载《历史地理》第二十六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