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德培：年鉴学派对环境史的贡献

专门的历史学和环境史

在西方，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起源于19世纪晚期。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意味着这项工作从有才华的“业余”历史学者作为个人爱好的大历史写作到具有标准学术架构的写作的转变，这些转变包括：产生了大学中历史学的教职、研讨班、学术期刊、学术会议以及原始材料的编纂等。历史学也因此与社会科学和文学研究区分开来，并把自己定义为一个专业的研究领域。根据历史社会学者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说法，传统历史学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1．坚持把时间和空间当作基本的变量。

2．从业者有各自相应的时空分区。

3．研究问题主要集中于国家政治。

4．专业与业余历史学家之间界限模糊。

5．对文献资料的倚重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文化世界的关注。

6．注重以下实践：（a）对关键人物的考订；（b）对这些关键人物的态度和动机的分析；（c）通过各种文本的方法验证这些分析；（d）把这些结果叙述出来。

成立于1884年的美国历史学会（The American Histo- rical Association）以德国的研讨会为模板。1876年在巴尔的摩建校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创建了历史研究讨论小组，自称是“科学史的摇篮”。其目标是“客观性”，这个客观性是根据自然科学中中立的标准、对论据的严密考证以及同行评议来确定的。

但是历史学家们也把自己与19世纪民族国家的兴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试图把每个民族特色的形成解释为一个从远古最初的形态，连续不断地发展，到19世纪形成一个有系统文化的民族的历史过程。他们集中讨论政治、战争、艺术和各个国家的文化。每个欧洲民族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历史研究机构，编撰课本，把每个国家共同的历史传播给下一代。

然而20世纪初，法国兴起了一场抵制民族史的运动，由后来被称为“年鉴”学派的学者发起，他们在1929年创办了题为《经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佴conomique et sociale）的刊物。两位创始人分别是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1886—1944）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1878—1956）。年鉴学派的基本原则包括：

关注长时段（longue durée），那些持续许多世纪的变化周期，尤其是那些影响农业生产的自然周期。

对占人类绝大多数的普通人的生活感兴趣，而不仅仅关注统治者和知识分子的活动。

与社会科学紧密相连，尤其是历史地理以及新兴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等，他们与经济学家一样，也注重量化数据的使用，并对经济周期感兴趣。

年鉴学派致力于超越或质疑传统史学中国家的界限，对他们来说，历史不仅是一个民族国家兴起或者一个帝国崩溃的故事。历史学家是研究超出这些人为界限之外的深层次结构的过程，他们关注把人类统一起来的因素，而不是把人类分离开来的民族性。他们致力于构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甚至是“帝国主义的”历史学科：它将建构整个历史时期全人类的通史，这是一个宏大而高尚的目标。

对自然环境的研究是这种方法的一个重要部分，年鉴学派的史学家们吸取法国由维达尔·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开创的历史地理学的传统，对区域地理进行仔细的考察，包括土壤、水、气候资源和地形等。由于几千年来人类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耕耘的农民，所以年鉴学派尤其关注农业史的研究。他们复原了法国成千上万的农民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的生活细节，几乎对法国每个省都做了长时段的研究，并写出了许多巨著。

尽管战后年鉴学派成为历史学的一个主要学派，但是最初它只是由两位不同寻常的学者马克·布洛克和吕西安·费弗尔倡导的一个谦和得多的研究计划。

马克·布洛克的学术生涯是一个传奇，他通过关注身边的景观创立了历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引领历史研究的新方法，还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他与吕西安·费弗尔创办新期刊来传播他的思想，并以烈士的身份死于德国盖世太保之手。

马克·布洛克是一位来自阿尔萨斯的犹太人，也是一名爱国主义者。他的父亲曾于1870年在斯特拉斯堡抵抗过德国人，后考进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cole Normale Superieure），并留校成为一名古典学教授。他的儿子成长于由德雷福斯事件引起的大骚动时期，许多教授和学生卷入了这场从1894年直到1906年的政治运动中。1894年，在法国军队服役的犹太籍阿尔弗勒德·德雷福斯上尉因为一份伪造的文件，而受到不公的叛国罪指控并被解职流放。法国右翼分子乘机煽动了反对犹太人的运动，法国知识分子呼吁政府公布真实的情况。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法国政府拒绝推翻裁定，直到1906年才承认德雷福斯无罪，并让他恢复原职。

马克·布洛克

尽管在1906年德雷福斯洗脱罪名，并显示法国犹太人也可以被看作爱国者的时候，布洛克才20岁，但是布洛克从这次事件中学到的东西让他憎恨军队及其贵族支持者。这件事可能让他对历史研究中谣言、偏见和社会心理现象所起的作用非常敏感，这些在当时并非流行的话题，成为此后他的研究主题之一。那时候的历史学家自称是科学的、客观的实证主义者，反对盲目崇拜法国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以及德国标榜的唯科学主义正是布洛克思想的特征。

“一战”结束，布洛克从法国军队退役后，开始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教书。他的重要著作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从1920年到1939年，布洛克的著作涉及许多话题，包括封建社会的比较史、货币史、技术史、比较法制史等，但是他主要研究中世纪至近代早期的农业史，尤其是法国的农业史。在他于1931年出版的经典著作《法国农村史：一项关于农村基本特征的研究》中，布洛克考察了法国农村生活的最基本的特征。

在这本书中，他突出法国农业的特殊性，尽管它具有中世纪的英国、德国和地中海地区这三种农田系统的共同特征，但是正是同一个空间范围内三种农田系统的组合方式让法国变得独特。布洛克从民族主义者的视角，把法国看成是一个由农业环境决定的边界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事实上，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这块土地上并非所有的人都讲法语，几乎也没有人想到近代“法国”这个概念，但是布洛克认为，深层次的物质条件促成了他们的基本统一。这里，作为一位爱国者的布洛克，其思考与年鉴学派要推进不同国家之间历史分析的比较研究的承诺相抵触。不过，在其他著作中，布洛克亦对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农田、技术和法制体系展开了细致的比较研究。

布洛克在方法论方面有许多引人注目的创新，但是他最重要的观点是从自然中寻求顿悟，而不仅仅是阅读古代文书。在其书的序言中，他对他的老师有一段著名的评价。他的老师甫斯德尔·德·库朗日（Fustel de Coulanges）是一位伟大的中世纪法制史学家，他认为在法国从未出现过像在英国那样的敞地制。

如果我指出德·库朗日不是一个受到外部世界过多影响的人，那么我并不想对他有丝毫的冒犯……甫斯德尔习惯从文书中寻找答案。他从来不看一下法国北部和东部随处可见的耕地模式，这种模式让人情不自禁地想到英国的敞地。

甫斯德尔从未走出图书馆去寻找就在他眼前的田地的证据。

斯德尔·德·库朗日

布洛克有关历史研究的第一个原则是观察我们当代人生活的周边环境，以便提出有关过去的研究问题。布洛克绝对不会把历史学者的工作与他现世的经验隔离开来。历史学者应该“倒着读历史”来解决他的问题。布洛克也很重视土质和气候，他运用新材料，依靠地图来复原耕地的形状，利用地名来指示早期聚落的所在地。他是历史地理和农业史研究的创始人，他的主要目的是发现长时段的社会变迁中隐藏的资料，找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形成一个完整的描述，尽可能从多方面复原那些无名小卒的生活。

《法国农村史》详细地描述了人类在改变自然的同时改变了他们自身的过程。首先，12、13世纪，由于人口增长，人们清除森林，在法国北部形成敞地系统。正如他写道：“人类最难对付的阻碍是森林，也是在森林里，人类的努力能产生最显著的成果。”这些敞地塑造了一种组织特别严密的农村社区。这种由“非常狭窄的条块”构成的敞地耕作体系，产生了一种需要合作的耕作体系，因为所有的耕地都可能种上邻居的种子，而一块土地的肥力会影响其他土地的肥力。

“如果不对经营者规定一个统一周期的话，生产几乎不可能进行。……只有拥有强大的社会聚集力和土地集体所有的意识，这样的制度才可以确立。”而且，北方平原上的重型轮式犁需要强壮的马匹来牵引，还需要整个社区一起提供饲料来供养这些马匹。对布洛克来说，物质条件和“习惯”（即“心灵的态度”）都促成了在休耕地上进行共同的放牧，所以，没有农民能够把他的耕地从社区中分离出来。

但是法国南部却是另一种不同的耕地系统和社会。在这里，耕地不再是长条形的，而是不规则的方块和菱形。这里的土壤要轻些，也干燥些，犁也轻些，没有必要让社区的成员们一起耕作，因此，农业社区是一个由农户家庭联系在一起的松散得多的集体。

布洛克因此勾画出了法国近代早期两个截然不同的农业区域的特点，它们的社会结构、生产条件以及人们的习惯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社区。在各自的环境中，土壤、气候、犁和耕地的特点分别界定了不同的社会结构，两者的结合界定了近代早期法国的基本特点。布洛克仔细地阐释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但是他没有把它当作唯一的决定因素。通过这种方式，他开启了对环境史的整体观察的思考，并且影响了许多后来的历史学者。

布洛克的好朋友和合作者吕西安·费弗尔最早完成了一部杰出的区域农村史，本书成为此后该学派的奠基之作。他还在1925年写出了《地理观的历史导论》（A Ge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History），把长时段的历史与其历史地理的根源联系到一起。费弗尔倡导人文地理研究对于理解历史的重要性，但是他坚决反对决定论，这个理论认为仅仅是气候条件就决定了人类的性格特征。他在书中的一个章节里，驳斥了那些宣称温带气候区会产生诸如西欧一样自由的社会，而热带气候注定亚洲人民是懒惰而停滞的观点。他认为这些方法“被滥用了，应该被禁止，是一种错误的科学观的体现……”。对于费弗尔而言，反对气候决定论是一种消除偏见、正确认识亚洲人民所取得的成就的方法。费弗尔的多数著作关注近代早期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但是他和布洛克一起界定了年鉴学派最核心的问题，即植根于农业生产的长时段的变迁。

吕西安·费弗尔

马克·布洛克是一位谦逊、富有奉献精神的爱国学者，他在法国边境的一个地区教书，并为战后环境史在法国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布洛克之后，许多历史学家写了大量有关法国小型区域的长篇著作，详细地描述了农村生活，他们在布洛克最初的想法之上增添了许多量化的证据、丰富的资料以及显著的洞见。每一项区域研究都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地区农业环境的非常丰富的认识，但是当布洛克简洁、提纲式的观点被埋藏在这些长达几千页的资料文献之中的时候，有的东西也因此被遗漏了。即便如此，由布洛克倡导的区域农业史的传统继续启发着许多其他国家的历史学者。例如迈克尔·孔菲诺（Michael Confino）也对近代俄国的三种耕地系统开展了详细的分析，揭示出在一个农业系统中，不同的要素是如何结合自然和人类因素一起运作的。黄宗智有关中国北方和南方农业生产的研究也包含了一些类似的观点。

迈克尔·孔菲诺

然而，从当代的角度来看，我们会注意到布洛克的方法没有全面关注生态的问题，在他的描述中，土地、土壤和气候都是静止的元素。土地不会流转，动植物等生物体也没有被考虑进去，自然界被看作一个约束条件，仅仅是被人们为生计而艰难掌控的对象。年鉴学派的农业史学者们通常强调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自然施加于人类社会的强大的约束力。现在，我们可以考察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更加充满活力的相互作用，甚至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也可以这样研究。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是年鉴学派最杰出的代表，持续影响着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他的巨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第一版于1949年出版。但是这本书的提纲完成于1939年，这年崭露头角的年鉴学派也受战时困难的影响，大量研究工作停顿下来。布罗代尔在德国一个集中营中完成了大部分的手稿，他采用了年鉴学派奠基人的方法和观点，但是其书中有关地中海的论述却是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的情况，并补充了战后早期的影响。修改后的第二版出版于1966年，1972年被译成英文，这是在法国之外影响最广的版本。

布罗代尔延续了马克·布洛克和吕西安·费弗尔开创的主题：关注长时段、照顾隐藏的结构，怀疑昙花一现的历史事件的意义，但是他设计了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更加有体系的研究计划。地中海研究是一个庞大而又包罗万象的工作，充斥着定量数据、自然环境的证据以及来自横跨整个地中海地区包含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的各种档案材料。尽管作者为该书起了一个谦逊的书名，仅涉及16世纪后期的地中海，但是实际上这本书包含了广阔的时空。布洛克、费弗尔和早期年鉴学派的学者都把研究范围控制在法国，布罗代尔却大大拓展了他的研究范围，这个范围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一直到撒哈拉沙漠。布罗代尔对年鉴学派传统和环境史的贡献在于强调在某一单一时刻存在不同时空层面的多种相互作用。

布罗代尔与布洛克采用的方法之间存在着强烈的连续性。虽然法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存在多样性的特点，但是正如马克·布洛克主张法国的统一性一样，布罗代尔也首先声明地中海作为一个地区的统一性。不过布罗代尔突破了布洛克关于民族国家和区域研究的导向，认为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力量超越许多当代民族国家的界限，界定了更加辽阔的文化区域。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由采取三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的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强调地理，第二部分是经济行情，第三部分是事件。在第一部分中，山脉和沙漠界定了地中海的范围，布罗代尔描述了崇山峻岭的阻碍给交流带来的限制，以及山区和平原的对比。布罗代尔把地中海的核心地区划定在那些沿海分布的小范围的长条形地区，这些地区靠着海洋贸易联系在一起。干燥的气候、贫瘠的土地以及占优势地位的橄榄和葡萄树构成了这里人们维持生计的基本生活条件，这与布洛克考察的潮湿、厚重的欧洲北部平原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这种环境把他们与笨重的犁、肥硕的牲口、麦子文化以及顽固的封建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地中海人过得很轻松，他们轻犁土地，经常迁移，喜欢城市和贸易。他们能够赚很多钱，但是经常害怕干旱和饥荒。尽管布洛克把法国南部划为明显的农业文化区，但布罗代尔，尤其是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版中相较于农村生活，明显地对城市生活感兴趣得多。在第二版中，由于收集到了更多原始材料，他增加了许多关于农村生活的材料。

在第一部分的时间尺度里，时间缓慢地移动，它并不是“固定不动的”，而是按照地质年代和自然的节奏，与人类划分的年、月、日的时间节律并不合拍。地中海周期性的气候变迁、山脉缓慢的剥蚀以及河流三角洲的塑造，以日积月累、几乎察觉不到的速度在进行着，但是这些在很长时期以来都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人类的活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超出了人类生活的时间尺度，比布洛克的长得多，他为之后环境史学家把地质时期与人类生活的年代联系起来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第二部分里，地中海地区的历史被置入更快的节奏中，我们可以在这部分看到信件的来往、人群的迁移、金钱的交易、谷物和胡椒的流动以及所有的商业经济活动。我们也应该留意，尽管年鉴学派的史学家们经常被人们批评忽视政治，但是在第二部分中有许多政治的内容。布罗代尔认识到国家建设以及对金钱、人力与食物的战备动员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他并不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的追随者。对于环境史学家来说，第二部分尤其重要，因为它详细论述了自然驱动力是如何影响交易的结果、战争的结局以及国家政策的效果的。就像干旱、霜冻和暴雨会损坏农民的作物一样，暴风雪、严寒和疾病也会阻碍外交人员、军队和税收人员的行动。尽管多数环境史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到谷物、动物和农民身上，但布罗代尔论证了城市人口也非常依赖自然环境。

第三部分描述了16世纪晚期的事件，由一些微不足道、互不相关的碎片叙述组成，许多评论家认为，这个部分是本书多余的附录。批评的人通常指责年鉴学派的史学家和环境史学者忽略主要的政治事件、忽视精英政治活动家的重要性。但是布罗代尔真的否定重大事件的意义吗？他在书中写到，他的目的是“在叙述那些具有连续性、戏剧性、引人注目且显而易见的历史的同时，也揭示其他那些沉默的、通常是隐喻的，不为观察者或者参与者察觉到的隐匿的历史，这些历史随着年复一年的时光流逝而鲜为人知”。他宣称自己“决不反对重大事件的意义”。他只想在长远的时空视角之下置入诸如大战之类的引人注目的事件。

与许多批评相反的是，对乏味的经济趋势的关注，并没有取代他对人类的研究，即便是第一部分中描述的地理也不是像地质学家那样把它们写成是如构造板块般机械而抽象的运动。山脉、河流、森林、草地、动物的重要性是由人类利用它们以及受它们影响的程度来决定的。在一个把智人视为自然界普通一员的资深生态学家看来，布罗代尔的观点实际上太过于“以人为本”。布罗代尔把人文地理和历史联系起来的做法继承了布洛克和费弗尔的传统，不过他拓展了时空的范围，其研究范围广袤，研究时段跨越数百年。

后期的年鉴学派

年鉴学派自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开始在法国学术界的夹缝中崭露头角，至1947年他们被纳入法国核心学术机构，成为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第六个研究部门。布罗代尔自1956年到1968年担任年鉴学派期刊的主编，产生了许多大尺度的、集合了许多不同类型历史学家研究的学术成果。布罗代尔本人把他的研究进一步扩展到全球史，完成了一部名为《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的三卷本的著作，这套书对经济史学家产生的影响最大。该书第一卷讨论生产的物质条件，也特别强调环境对世界上所有人类社会的影响。1在这部伟大著作的结尾，布罗代尔饶有兴趣地转向对法国地区的研究，扼要地总结了布洛克和法国区域史学家们的研究。布罗代尔至此按照从小到大区域排列的方式，利用相同的模式分析了从法国到地中海，再到全球的历史。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文化史变成显学，年鉴学派的期刊及史学家们开始不再讨论农业的话题和长时段的研究。然而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1929—　）继续研究农业史，并发展出气候变迁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他的研究从许多方面进行，但是他的几部著作对环境都有着强烈的关注。他关于法国南部地区的主要著作《郎格多克历史》正是明显地按照马尔萨斯人口变迁的模式进行的研究。勒华拉杜里创造了“静止不变的历史”（immobile history）这个术语来解释一个陷于没完没了的增长和衰退周期的农村社会，其驱动力是有限自然资源下的人口压力。

之后，他开始收集各种来源的气候资料，包括冰川活动、葡萄收获的季节、科学的观察和当地记录降水与温度的日志，利用这些资料，他复原了自中世纪以来全球气候长时段的变迁。和在他之前的中国学者竺可桢（1890—1974）一样，他从浩繁的文献资料中收集气候数据，并用史料学家的方法来补充自然科学家们的仪器观测数据。《盛宴与饥荒的年代》是一本向历史学家介绍长时段的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的先驱之作。勒华拉杜里在当代开始关注全球变暖之前的很长时间就开始了这项研究，不过，他目前已经更新原来的研究，并把它扩充成三卷本的巨著，研究近800年来人类应对气候变迁的经验。他的研究包括了自小冰期到近150年来全球开始变暖的时期内发生的所有重大的气候变迁事件。从14世纪开始，他以十年为单位，以前所未有的详细程度依次介绍了气温和降水的变化对农产品价格、饥荒及人类健康的影响。他的研究建立在前人对这段时期的许多研究成果和近三四十年来丰富的科学证据之上，他带领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实现了从20世纪初期普遍对长时段变迁的关注，到当代对全球气候变化对战争、国家形成、文化现象以及社会形态等具体影响的转变。

批评年鉴学派的人们认为该学派主张“整体历史”的实践过于笼统而模糊，他们号召更加细致地专注于“问题历史”的研究，包括对一个假设进行仔细的诠释，而不是写作宏大的包罗万象的编年史。这种批评有实用性和观念上的依据。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从事历史研究的历史学者和历史学博士生都必须完成选题限定、围绕主题论述的专著，以此证明他们精通专业的写作技巧，许多学者终其一生都按照这种路子来著书立说。然而，就大众和多数学生而言，他们是不会阅读这种专著的，他们要读的是那种超越长时段、覆盖大范围的综合的历史。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和乔·古尓迪（Jo Guldi）在《历史学宣言》中谈到，历史学家如果只出版选题狭隘、涉及时间通常不超过50年的专著，他们就会失去公众的关心。他们号召重新思考由年鉴学派提倡的关注长时段的问题。最近针对他们的观点所展开的讨论显示了书写合适的时空尺度的历史正是今日历史学家们热衷讨论的话题。

观念上主张专著的学者认为，所有优秀的通史著作都是在其他专题研究基础上所做的二级研究。一方面，我们对环境史中许多重要的议题仍然知之甚少，我们也知道人地关系因地区不同而千差万别，但是除非我们研究具体的人群和地区如何应对和形塑他们面临的气候状况，否则宏大的全球气候通史毫无意义。另一方面，尽管这些批评家劝说人们继续把写作专著当作历史研究的基础，但是人类经验不能被划分为支离破碎的问题。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互相交叉，用个体的小的假设很难验证，尤其对于环境史来说更是如此。环境史必须考虑自然在不同的尺度上运行的过程，从典型地方的尺度到全球性的尺度。尽管布罗代尔和勒华拉杜里的研究尺度都是极端的大尺度，但是多数历史学家仍然希望能够创作一种全面的历史叙述，采取一种综合的视角，涵盖各种不同的历史事件、结构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