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思想史，风靡了半个世纪

编辑手记——

为什么是《西方现代思想史》“下卷”？

新思出品的《西方现代思想史》分为上下两卷，上卷的主题是“从文艺复兴到启蒙年代”，下卷是“1789年至今”，仍然沿用了中央编译出版社所出的刘北成、赵国新两位老师的译本。原书和中文旧版都是单卷本，本次再版分为2卷，主要是由于原书版权状况的限制。

美国原出版商提供的出版权利仅为原书最新版，作者在新版中对20世纪相关章节内容有所更新。但从原书第3版开始，最初版本（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中的前6章被出版商删去，并更名为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Since 1789。

但前6章的内容价值并不低，虽然没有后11章明确的时间与人物主题划分，却通过对中世纪的思想文化遗产、17世纪的思想转向、启蒙运动的脉络等主题的精准把握，完整再现了西方现代思想的生长环境与萌芽。因此，译者刘北成老师在翻译之初便联系到作者，获得了作者本人授权，将这6章也加入稿件，推出完整版的中译本。很遗憾的是，作者尚未见到中译本就去世了。

本次再版我们仍然想维持原先的全译本，所以也在努力联系作者家属获得授权，目前已经有了一些进展。考虑到我们获得的后11章部分书稿权利来自培生，所以推出彼此独立的两卷本。上卷在完成授权合约后也会尽快推出。

《西方现代思想史：1789年至今》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Since 1789

【美】罗兰·斯特龙伯格（Roland Stromberg）

刘北成 赵国新 译

定价：98.00元

2021年6月

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

内容简介

半个世纪来风行欧美高校的思想史经典，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罗兰·斯特龙伯格扛鼎之作，中文版面世以来屡屡再版，以高屋建瓯的历史眼光、激越昂扬的文字表述、犀利透彻的哲理分析，生动而简约地勾勒了现代西方思想全景。
在本卷中，作者将各派思想置于历史脉络之中，以时代为分期回顾了1789年以来的西方现代思潮：
18世纪是启蒙的世纪，促使人们将认识世界的重心从自然转移到人世。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标志着启蒙思想的实践高潮。
19世纪是文学的世纪，文学成为帮助人们理解世界的重要思想载体。马克思和达尔文都在这个世纪的中叶发表了自己的学说，“进步”成为流行的世界观。
20世纪是科学的世纪，这个世纪的代表人物是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他们的学说将人类带入更为不确定的世界里，现代主义从这里诞生。随之而来的是两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持久对峙，流行文化日益风行，思想成为专门领域，一次次的新思潮，一次次的反叛……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赵国新携手打造经典全译本，精准再现原文的宏大思想图景。

编辑推荐

风行半个世纪的思想史经典作品

自问世以来屡屡再版，数十年来风行欧美高校、深受好评。本次中文再版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西方现代思想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年代》（待出）讲述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现代思想的精神资源积累与萌芽；下卷《西方现代思想史：1789年至今》以法国大革命为现代思想的转折点，完整勾勒1789年以来现代世界的思想巨变。

再现思想家们的完整思维图景

摒弃过往思想史教材枯燥的人物罗列，用大量篇幅勾勒思想家们所处的时代与社会背景，深究那些顶尖的头脑在面对各自时代议题时，都有怎样的回应与行动。

一张现代思想史的简明谱系

凝聚作者多年研究与教学经验，以时间为线索，以基本社会思想议题为轴，纵览法国大革命以来的西方思想图景，揭示中世纪以后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探寻每个时代思潮与社会背景之间的博弈与互动。

回溯现代学科的起源之路

回顾了经济学、社会学、历史研究、政治科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诸多现代学科的奠基与成形，展现文学如何成为人们理解思想的重要载体，以及我们用来阐述当下的种种思想工具又是如何诞生的。

为现代世界中的全球公民

提供精神回溯的图景

显示这些思想是如何在大文化语境中相互联系起来，有助于当代读者理解现代世界的精神起源，为我们探索当下的时代议题提供思想资源。

作者简介

罗兰・斯特龙伯格（1916-2004）

美国历史学家，先后任教于马里兰大学、南依利诺大学和威斯康星-密尔沃大学。著有《16世纪英国的宗教主义自由》、《欧洲现代思想史》、《欧洲思想史――1789年以来》、《在发生了一切之后：1945年以来的思想史》、《战争的救赎：知识分子与1914》、《男人、女人和历史》等。

译者

刘北成，清华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赵国新，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

目录

1、浪漫主义革命

2、意识形态的时代：1815—1848

3、进步的理念

4、达尔文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信仰危机

5、从自然主义到现代主义

6、19世纪末的社会和政治思想

7、困境中的西方

8、从经济萧条到20世纪30年代的战争

9、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

10、反叛与反动：1968—1980

11、解构的20世纪80年代

精彩内容

浪漫主义与革命

抑制感官的愉悦、凸显才智、推崇理性的至高无上又有什么好处呢？想象力会成为这些努力的最大敌人。——歌德

我目睹了这个世界的诞生与灭亡。——夏多布里昂

法国革命

思想观念在法国大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法国大革命始于 1789年，并在随后若干年里主宰了整个欧洲舞台。大革命是以引人注目的“哲学家”运动为先导的，后者展示了一个光彩耀人的思想领袖画廊。这些人物晚至 18 世纪 40 年代后期才崭露头角，18 世纪六七十年代如日中天，哺育了未来的革命领袖。最近一位历史学家引述革命期间一个法国人的话：“他们用言论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言论确实所向披靡。”这些言论出自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及其弟子们之口。这些人被视为权威，后来甚至被供奉在革命政府建立的先贤祠中。革命中的主要派别更多是按照他们信奉的理念而不是他们的社会阶级成分来划分的。一位知名学者指出，无套裤汉主义，这种巴黎的革命世界观，“更多是一种精神状态，而不是一种社会政治经济现实”。雅各宾派这个 1792—1794 年的统治集团乃是由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组成的。革命领袖也往往把革命视为启蒙思想的产物。布里索在 1791 年 9 月夸耀说：“我们的革命不是起义的结果，而是半个世纪启蒙的产物。”一份重要杂志于 1793 年 4 月宣称：“哲学指引了法国的一场伟大革命。”

不幸的是，启蒙哲学家在社会政治事务方面的理念通常都很模糊，事实证明不足以指导革命。在一个英勇的开端之后，革命就陷入了痛苦血腥的内乱，接着导致了 1793—1794 年的恐怖。有些人将这种情况归咎于启蒙思想的混乱与矛盾，也有人将其归咎于启蒙思想的不切实际。爱尔兰裔英国政治家、哲学家埃德蒙·伯克的《法国革命感想录》成为所有法国敌人的“圣经”。这部保守主义宣言指责革命以抽象理念为依据，认为在政治领域中，唯有具体的人际纽带和根深蒂固的传统才起作用。应该承认，正如现代思想史学者约翰·洛所说：“试图寻找启蒙哲学家关于未来政府的看法，结果几乎总是一无所获。”

事实上，几乎所有启蒙思想的幸存代表（那一代的伟大人物到大革命时大多已经去世）都从一开始就对革命感到惊骇。说到底，他们主张通过思想启蒙而非暴力革命来实现合乎理性的进步；他们大多蔑视民众，寄希望于某种开明专制。他们信奉合乎理性的秩序与合乎科学的方法，而这些却在革命时期的狂欢动乱和胡言乱语中遭到践踏。正如有人指出的，“革命”这个词在启蒙哲学家的著作中几乎找不到踪影。在他们的期望中，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不是狂暴革命的结果，而是循序渐进、受约束、大体可以预料的改革的结果”。最激进的启蒙哲学家之一霍尔巴赫男爵（无神论者，至少在仆人不在场时自称“上帝的私敌”）在其政治著作《自然政治》（1773）中就曾写道：“在革命时期，人们义愤填膺、头脑发热，从不诉诸理性。”启蒙思想家（并非完全一致）大多在口头上敌视教会，但希望用理性祭司取代基督教修士。此外，他们通常不想废除君主制，而是想让王权成为启蒙的工具。

所谓的吉伦特派聚集了大部分启蒙知识分子。而以罗伯斯庇尔与圣鞠斯特为首的雅各宾派则激烈地斥责启蒙思想家和百科全书派。1793—1794 年，他们要么把吉伦特派成员送上断头台，要么迫使其走投无路而自杀。“文人”几乎成了叛徒的同义词。激进的雅各宾派认为，他们的敌人是那些“最有教养、最工于心计和最奸诈狡猾的人”。罗伯斯庇尔宣称，那些人“竭力关照自私的富人和平等的敌人”。雅各宾派只推崇一位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就是卢梭，而且处处援引，就如同着魔了一样。罗伯斯庇尔把他称作“圣人”。但被他们当作保护神供奉的那个卢梭乃是伏尔泰和狄德罗的敌人；他是完全不同的启蒙哲学家，拒绝精深的理性，偏爱天然情感。罗伯斯庇尔宣称，如果卢梭能活着看到革命，“谁能相信他那仁厚的心灵将不去欣喜若狂地拥抱正义和平等的事业？”但温和的布里索和罗兰夫人同样是卢梭的信徒，他们依据的则是不同的解释和论著。这种差异至今让学界纷争不已。与罗伯斯庇尔相反，罗兰夫人的情人蒲佐在写于死牢里一封信中说，如果包括卢梭在内的那些启蒙哲学家还活着，“他们会同罹此难。如果他们和我们一样没有流亡……孟德斯鸠、卢梭、马布利都会被判处死刑；他们都会丧命于断头台”。

吉伦特派是一个由理性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的派别。他们反对流血和群氓暴力，厌恶其政敌用来消灭他们的那种武力手段。围绕如何处置国王展开的争论（1792—1793）导致各派之间分崩离析，也最终导致吉伦特派垮台。吉伦特派不情愿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因为他们害怕这种激烈的举动会导致种种后果。但恰恰是在吉伦特派领导下，法国开始了与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战争。这场战争导致了二十几年几乎连续不断的欧洲厮杀，使法国革命成了世界性革命。吉伦特派里面有一些最激烈反对“教士阴谋”和“迷信”的斗士，或者说百科全书派、无神论者和反叛的教士。他们支持（其实是他们制造了）引起争议的《教士公民组织法》，对教会实行国有化。其中有些人主张借此改革基督教，还有些人主张建立非基督教的信仰。

左翼的雅各宾派依据自己对卢梭“公意”的解读，提出了一种民主观念。他们的目标是平等，“公意”概念以及常常成为他们权力基础的群众行动使得他们赞颂人民群众。这一思想倾向不太看重个体权利和议会制度，而把它们看成是自私和腐败的。1793 年的雅各宾宪法根本没有规定分权，也没有保障个人自由。它批准了一种基于民众意志、由公民投票产生的专政，其权力授予少数人行使。罗伯斯庇尔宣称：“我代表人民说话。”有时，这种“集权主义的民主”在某种深层意义上说是民主的，即具有亲民的情感、平等的热情和让人民直接统治的愿望（罗伯斯庇尔想建设一个能容纳 1.2 万人的大会场，让民众观看立法者的活动）。但是，它蔑视合法程序和个人权利。其结果就是在 1792—1793 年极端的战争危急条件下的恐怖统治。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是狂热的美德共和国时期的伟大革命宣传家和主要政治人物。身为启蒙运动的信徒，他怀疑基督教，但主张崇拜最高存在、理性女神。他宣布，无神论是贵族的东西。他的上帝是人民的某种抽象化身。他是一个很好的民众鼓动家，但他与真实民众的关系基本上是冰冷而不愉快的。他刻板、真诚、咬文嚼字，善于言辞而拙于行动（罗伯斯庇尔除了演讲，几乎没做过其他什么事情）。以正直自居的罗伯斯庇尔首先是个演员，一个毫无私利的彻底政治化的人物。他把自己当作历史精神的化身。他看见血就会全身发抖，但又能以人道的名义下令处死成千上万的人。埃德蒙·伯克指责这场革命耽于抽象的理论而缺乏务实的判断。这种指责似乎在罗伯斯庇尔那里得到了完全的体现。这个恪守原则的人变成了血腥的独裁者，最后被他用来消灭自己敌人的革命机器毁灭。

罗伯斯庇尔并不是法国革命最激进的产物。尽管雅各宾主义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精神，主张共同体高于个体，但它不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罗伯斯庇尔及其战友主张，可以为了社会福祉而用各种方式管制私有财产，但他们相信最好的社会秩序应该像卢梭建议的那样，让每个公民都拥有一点儿财产。这完全可以被称作一种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或手工业工人的乌托邦。在革命中出现了社会主义，只是还没来得及充分发展。在 1795 年的绝望日子里，革命似就要土崩瓦解，一小群社会主义者试图发动起义。这个由巴贝夫和邦纳罗蒂领导的“平等派的密谋”一败涂地，但留下了一个强大的传统。这些社会主义先驱者也从卢梭的某些著作中获得启发，尽管他们的解读是比较粗糙的，他们痛恨私有财产、商业和奢侈，颂扬贫困的美德、诚实劳动和简朴生活。邦纳罗蒂活了下来，成为一根纽带，联结着 19 世纪 40 年代的社会主义思潮。这种无套裤汉社会主义散布到欧洲各地，对贫困阶级的那些空谈理论的代表人物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也接近于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意大利的巴贝夫主义者鲁索就重申萨沃纳罗拉回归中世纪的主张，号召富人们抛弃自己的珠宝。

革命中的种种极端现象反而使革命名声扫地。随着内战、迫害、恐怖和国际战争横扫欧洲大陆，革命最初在欧洲各地引起的欢欣雀跃，到 18 世纪 90 年代就转变成失望和幻灭。最初，欧洲各地的知识分子大多因革命而欣喜若狂，包括许多后来变成革命死敌的人。年轻的华兹华斯吟唱道：“能够活到那个黎明时分是多么幸福。” 除了华兹华斯，还有迈斯特、夏多布里昂、康德、费希特、诺瓦利斯、歌德等，许多人最初都有这种兴奋之情。卢梭在英国也有狂热的崇拜者，例如，托马斯·马尔萨斯的父亲就要人们只称他为“卢梭之友”。1799 年，卢梭的信徒吉尔伯特·韦克菲尔德被指控公开希望法国入侵和征服英国，并因此遭到监禁。这个时期，人人都在读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吉本呕心沥血 20 多年，到1787 年才完成这部巨著。这部作品焕发着共和精神，至少在 1789年的氛围中它是这样被人们解读的。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似乎在告诉人们，古代的罗马自从有了第一个皇帝就开始衰落，基督教最终使它完结。

但法国革命迷失了方向，陷入暴力、劫掠和不义。最后，它以吞噬自己的“儿女”这种可怕的场面告终。结果，人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理性时代的种种前提假定，然后予以拒斥，从而促成了浪漫主义的转向。1794年以后，原来的启蒙哲学家圣马丹1变成了一个与共济会的诡秘分支有联系的新神秘主义宗教的领袖。卢梭的影响也沿着直觉和想象的方向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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