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乱动荡国家的游戏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文丨阳光白仁 审核丨春辞

排版丨络牙

做游戏，一直是个很有梦想的活计。

哪怕是在游戏产业已经蓬勃发展的今天，敢于在国内想去做游戏的，不说非富即贵吧，起码也是有一堆经济正常为了爱好和梦想踏入这行的。

我们很难想象，如果自己生在一个充满战乱，冲突，经济一度崩溃，谋杀当成日常的动乱国家时，会怀着怎样的心情才会去做游戏。

事实上，真相是残酷且血淋淋的，没有什么梦想与爱好，也不一定有什么希望，他们只是单纯不做这个就活不下去罢了。

但是在那之前，我们先来点鸡汤。

《VA-11 HALL-A：赛博朋克酒保行动》可能是许多玩家唯一和委内瑞拉这个国家有所交集的地方，因为这款极为优秀的独立游戏就来自Sukeban Games的主创，两位年轻的委内瑞拉游戏人。

为客人调一杯适合他的酒，倾听他讲述自己的故事。这部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展现第三世界动荡国家生活的作品依靠其乐观的内核，以及浓厚的亚文化要素，在世界上打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口碑。

而委内瑞拉的游戏故事还远不止如此。

2021年，拉丁格莱美奖得主、委内瑞拉电影制片人 Carl Zitelmann 推出了他的电子游戏：Choro 2021。

这部游戏改编自该导演的小说处女作，用僵尸与世界末日的场景涵盖了委内瑞拉的人道主义危机：人口卖卖、暴力团体、非正规经济、饥荒。

Carl Zitelmann用多种媒体艺术的形式，怀念着秩序破碎前的委内瑞拉，纪念那些八九十年代的卡通，歌曲还有那些叫人放不下手柄的电子游戏。

在那之后，重回末日，即现在的委内瑞拉。游戏用最荒诞的怪物形象，来表现社会的矛盾和压迫，去告诉玩家自己的感受。

听起来，这是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

多美好的两个故事啊，是不是听起来充满了人文关怀，和动荡之中永不熄灭的希望？

但是你必须注意到一件事：Sukeban Games的两位主创，一位定居在了日本大阪，另一位去了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那么Carl Zitelmann呢？事实上，他早就搬到了墨西哥。

到这里，想来一层血淋淋的面纱即将被揭开——没错，对于委内瑞拉的游戏人来说，做游戏对他们最大的价值就是：润！

这是他们最容易离开这个国家的手段之一。

委内瑞拉是一个国人很难理解的国家，它经济崩溃，盗版横生，谋杀率世界第一，剧院关闭，电影萎靡，娱乐方式单一到可怕，没有任何版权意识，甚至官方立法禁止电子游戏开发。事实上，大部分委内瑞拉都想着逃离这个国家。

但是就是在这片土地上，拥有数千名独立游戏开发者，Game Jam活动每年举办，首都的漫展排起长长的队伍，二次元数量令人吃惊。

（加拉加斯动漫展的购票长队）

这一切源自它们在上世纪末的辉煌经济和发展。靠着石油出口，委内瑞拉的孩子们玩着街机与任天堂游戏机度过了童年，他们甚至在世纪初就有了完整的游戏教育组织培育开发者们。

然后时间迈入了2012年，委内瑞拉经济崩溃了。

能够逃离这个国家的人早早的逃离了这里，而不能逃离的人开始在这里苦苦求生。动荡的局势代表着一切正经工作都不安全，能躲在家里完成的工作和为外国人工作才是最好的生存方法。

就这样，来自欧美的信息化产业顶上了这片沃土。委内瑞拉人们为欧美游戏工作室打金，为NFT游戏打币，为AI监控数据做人工标注，总而言之，做一切能在屏幕前做的劳动密集产业。

这些钱远比正经工作能够糊口，甚至有可能攒到一笔逃出国家的收入。

但是上面这些毕竟是劳动密集工作，倘若读过大学，会编程会画画的非科技技术人才，他们往往就会选择一些更快的路，比如：做游戏。

事实上，国际上有许多同情委内瑞拉游戏人的团队，这些委内瑞拉游戏人在脸书上报团取暖，同样也起到了向外界展示的作用。每年都会有依靠独立游戏闯出名声，然后在国际友人的支持和善意下筹够经费逃离委内瑞拉的游戏人。

《Underhero》的开发工作室Paper Castle Games就是这样逃到西班牙的，他们的主创和主美仿佛当代委内瑞拉独立游戏人的缩影：

生于上世纪末，从小玩着《马里奥》、《恶魔城》、《塞尔达》，读过大学，经历了经济的崩塌，每天忍受着艰难的环境，试图用最爱的东西展现价值，离开这个国家。

他们在访谈中是这样说的：

“在委内瑞拉制作游戏需要耐心。耐心等待政府规定的 4 小时停电，等待可怕的互联网连接恢复，等待每周排长队购买食物，等待水或煤气服务正常工作应该，对那些离开这个国家的朋友和家人要有耐心，相信他们会很快与你重逢的的承诺，对街头疯狂的暴力程度有耐心，对缺乏药物有耐心。我可以继续，但只会变得更令人沮丧。老实说，我认为在这里工作根本没有任何回报。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有回报，这样我们就可以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就是这么简单而现实的理由，支撑着他们去努力。比起在游戏里展现自己的想法和艺术性，能活着逃出这个国家，才是做游戏的第一要务。

如果看到这里的您为他们感到痛苦，那么后面的故事才是真正的绝望。

因为，委内瑞拉的游戏人，好歹还有希望。真正绝望的，是土耳其的游戏人。

伊斯坦布尔，又或者说君士坦丁堡。

这座古老的城市如今有着一个画风完全不对劲的新称号——“手游行业的硅谷”。

自从2016年政变失败后，土耳其陷入了剧烈的清算和动乱中，这个本就政变贫发的国家货币崩盘、股市熔断，完全无法发展主流产业。

那么他们靠什么吃饭呢？靠什么娱乐呢？

当然还是做游戏和玩游戏。

作为一个千禧年后开始发展网页游戏的国家，土耳其人拥有数量恐怖的网民。匿名网络社区将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群聚集到了一起，他们互相对喷，互甩麻将，整个社区活力十足。

更重要的是，这些都不用花钱！

这样的社区文化让土耳其很快成为了免费F2P社交游戏的黄金土壤，积累的大量的游戏经验和人才。

这一切，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噩梦的开始。

土耳其的游戏开发者们拥有最为丰富的免费社交游戏开发经验，这让他们成为了欧美市场最好的游戏生产基地。

大部分欧美运营方与土耳其游戏开发商签订的都是对赌合同，他们会分出10%的利润给开发商，前提是这款游戏的净利润要高于两千万欧元。

两千万欧元的10%就是200万欧元，没有任何土耳其人能抵挡这份诱惑，他们没日没夜的签下对赌合同，压榨自己的一切灵感和劳动力，只为了能做出一款爆款，就可以让全工作室的人改变人生。

那么没有爆款的游戏怎么办？

没关系，运营方会付给你大概一千美元左右的运营成本，就算履行合同了。

纵使这样，游戏产业依然是土耳其成长最快的产业之一，甚至几乎要成为支柱产业。游戏行业的热潮甚至改变了当地的教育观念。

根据提供Bahçeşehir 大学称：那些40多岁喜欢游戏的父母们更愿意送孩子参加游戏开发项目，他们甚至强迫他们的孩子成为游戏玩家。

这些家长是这么教育孩子的：

“你必须参加这个项目去做游戏，这样你就会拥有自己的公司！”

在这个经济毁灭性的时代，开发休闲游戏成为了土耳其的美国梦。

事实上，许多土耳其人根本无法负担在大学学习游戏专业的学费，但是为了进入大公司，实现一夜暴富的梦想，这些怀抱游戏梦想的青年不得不委身于大大小小的F2P游戏制作组，批量开发所谓的“垃圾游戏”来赚取学费。

Bahçeşehir 大学的Güven Çatak研究员是这样评价的：

“为了赚取工资，他们被迫生产各种各样的新想法，就像挤奶一样。我们可以完全把它们（这些游戏公司）想象成血汗工厂，它吞噬着每个年轻人的活力去参与已经和轮盘赌一样的游戏行业，却不知道无论球落在哪里，赚钱的都是出版商。一次成功就能支撑出版商一到两年的指出，但是对于开发者来说，可能一辈子都撞不到一次成功。”

如果说委内瑞拉的游戏人们是为了生活，只能利用梦想来获得价值。那么土耳其游戏人，则在一开始就失去了梦想，彻底沦为了驱动资本机器的血肉燃料。

这，才是动荡国家游戏人中那些“看不到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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