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外交的美好时代 --- 抗战外交（中）
在野的革命党，在朝的外交官
今日回首历史公允论之，以顾维钧为代表的北洋外交家们，在1921前后取得辉煌胜利 --- 上文所提兵不血刃收回青岛，仅是此阶段最为醒目的外交成就。（详见原创文章：中国外交的美好时代-----兵不兵不血刃收回青岛始末）在对德交涉中赢得的战争赔款，到了“让法兰西为之嫉妒”的程度；在对苏交涉中赢得的承认中国主权涵盖外蒙的书面确认，此后再未被重复；就连最为难解的治外法权领域，亦得见相当的进展 --- 当说与此际国际大势亦为密不可分。如前所述，在一战后的东亚，美英主导的门户开放与日本图谋的独霸远东之间，深刻且难以调和的矛盾已然浮上台面。甚至，说得遥远一些，历史似乎早已注定，甲午战争的胜利者必定要成为英美系国际秩序的叛乱者；而在这个胜利者接着又打败了庞然大物俄罗斯，朝着东亚大陆越来越露骨的呲出獠牙时，美日对决太平洋的脚步已在隐然间响起。
但在中国国内，不容否认的是，恰恰正是史书上被描黑为“青面獠牙”的“北洋军阀”为中国的外交家外交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明确接受英美系国际秩序的合理性、不将对外事务卷入国内权争、尊重信任对于国际事务捻熟于心的专业人才。
及至1926、1928两拨北伐，再到皇姑屯事件引出张学良“易帜”，1929元旦到来时青天白日满地红已在全国范围取代了五色旗。黄浦军校的灌输与鲍罗廷的军火，终于让孙文留下的国民党得以武力颠覆依照清帝退位诏书与随后南北议和组建的中华民国政府。虽不曾更改国号，但从旗帜国都到政治纲领，此民国已非彼民国也。
由广东迁至南京的国民党“革命政府”，在外交路线上的“基本盘”，即是否认当前国际秩序的合理性、一再以对外事务为国内权争服务、对外事领域专业人才既不尊重也不信任的“革命外交”。然而随着蒋宋孔陈江浙派系的升格上位，即便仅是为了维护对于“国民政府”不可或缺的长江口关税进项，也必须保持东南特别是上海的平安稳定。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不仅意味着国民党需要迎合杜月笙青红帮会的利益，而且意味着在跟工部局的洋人打交道时，国民党唯有收起“革命外交”那一套。在野时举兵北伐，昂昂然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气焰，在朝后转眼便已换为与人亲善的满脸堆笑 --- 如此这般的“走马灯”，在此后超过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便是列宁主义势力在外务领域的“主旋律” --- 在野时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在朝时就要放软身段打躬作揖，在国民党武力颠覆北洋政府后可以看到，在被国民党以血腥的政治暴力逐出朝堂的“反对党”身上可以看到，在国民党内频繁而激烈的派系斗争里同样屡屡出现。
国民党当朝秉政之后，屡陷前倨后恭进退失据的对外交涉，或许是任鸿隽的一席话形容得最清楚：“我记得民国十四年‘五卅事件’闹得最盛的时候，某大学的墙壁上，贴满了‘打倒英国’和‘直捣英伦’等等标语。我不晓得我们笼统搜索不满十万吨的海军，有什么方法能够打到伦敦去。我们记得民国十七年‘五三’的事件，我们学生界的标语，是要‘枪毙田中’。果然田中可以由我们枪毙，又何至于有‘济南事件’。最近去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们学生界的主张，有组织‘东亚大同盟’、‘联合东亚弱小民族’等等。我不晓得东亚弱小民族在哪里，怎么能组织起来为抵抗强日”。
“我们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具有强烈的做戏本能。很轻微的刺激，就能使中国人进入戏剧情境，将自己当成一部大戏里的一个角色”。在《1901》当中，王树增引述这段当年最早的“老外”所作的评论后，接着写道“百年以来，在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中国人依旧在用戏剧精神支撑着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这令人遗憾，令人困惑，更令人感慨。满清一朝下来，天朝子民对于外部世界的理解是懵懂而犹疑的 --- 不要说在当年，就是放在今天，这句话在相当程度上依然是成立的。由此，攸关国运的对外事务屡屡被当作一出戏 --- 对于中国人而言，或许更适合的参照系是边看热闹边摔酒瓶叫骂的足球赛。场上的队员们该做的，就是满足让观众“爽一把”的愿望。
然则，没有人曾严肃的告诉这些看客，当纳尔逊的舰队在1805的北大西洋上迎战法西联合舰队时，没有哪个英格兰的子民要求纳尔逊让他们“爽一把”；当麦迪逊的政府在英军登陆切萨皮克湾仓皇出逃时，没有哪个美利坚的子民要求麦迪逊让他们“爽一把”；当东乡平八郎把集举国之力而成的舰队投入或许会使“旗舰在五分钟内被击沉”的“敌前大转向”时，没有哪个日本列岛上的贵族平民要求东乡平八郎让他们“爽一把”：在以一国族运押注的赌博当中，所有人都是运动员，没有谁是看客。这个看场球赛跟大国外交最本质的区别，恰恰就是顾维钧看得最清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子孙万代的事。我们这一代的人，只能当这一代人的家，那里能当子孙万代的家？个人还可以‘玉碎’，一个民族是‘玉碎’不得的”。然而，在1860额尔金火烧圆明园，迫使大清皇帝开了“不跪之臣”的先例后，从义和团念着符咒披着红布的暴民到翁同 42 43181 42 18184 0 0 3945 0 0:00:10 0:00:04 0:00:06 3945龢郭沫若等“清流”之辈，诸多国民仍顽固的活在幻像之中，而且还是“但愿长醉不复醒”一般，蜷缩在虚幻的影像里。
那个只要千百万拳头在某个强硬领袖的振臂一呼之下举起来，朝着洋鬼子怒目金刚，就可以立竿见影恢复“天威所向，四海清平”，就可以回到蛮夷卑躬屈膝瑟瑟发抖的岁月，一切问题也自然得到解决的幻像，在现实里一次次被砸得粉碎，却仍让从“扶清灭洋”到“航母就是红太阳”的“爱国群众”们沉醉在迷梦里 --- 1900庚子巨祸虽系陈年旧档，然而堂堂天朝屡败于“蛮夷”，尤其是竟败于“小日本”之手的心理创痛，是很多内心深处充满自卑和绝望的拳民教众难以承受的。用这样的精神鸦片来求麻醉，却也不难理解，只是当这类声音被高倍加杠杆时，危害却是天文数字级的巨大 --- “办外交，要会争，也要会让。当争的时候必争，当让的时侯也必让。只争不让，那就是下命令，强迫对方接受我的命令” --- 而在现实世界里没有迫使对方接受命令的实力时，革命外交/翻译官外交的后果就是“乱要价钱，不愿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吃小亏，结果吃大亏”。从1928到1937的将近十年里，南京国民政府事实上从来没有建立清晰明了的整体外交布局，而是跟着国内躁动的形势，满足于以短期行为捞取蝇头小利，甚至，不惜以外部环境遭受难以逆转的累积损害为代价，同政敌无底线的互掐.....
很快，如此这般不知彼也不知己的“乱要价钱”也要烟消云散了，因为丧心病狂的日本鬼子就要打上门来了。
从全面抗战到珍珠港事件
1927“昭和金融危机”宣告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经济快速增长政治日渐开明的时期迎来了转折点，昙花一现的“大正德谟克拉西”迅速让位于下岗工人破产农民的愤怒仇恨和北一辉的“造反无罪军国有理”。恰在同期，国民党武力颠覆北洋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中国的主权归一。东亚大陆南北分治局面的结束，对有着“元寇”恐怖记忆的日本，强烈的刺激可想而知；1923那场可怕的关东大地震，导致超过14万人口在地动、大火、狂风、海啸的肆虐下丧生，高效的唤醒了一度蛰伏的“上陆”宿愿；而在明治皇宫经历成长期，满脑袋“皇军武运”的裕仁就位，则为日本走向孤注一掷的“大陆政策”提供了皇权的支持。
以1928的“济南事件”为标志，日本极其迅速的抛弃“联中抗俄”的“海岛帝国”与“泛亚主义”，滑向以枪杆炮筒解决一切问题的军部暴走。1930中原大战，花帅张学良携三十余万东北军“入关勤王”，随即滞留北平莺歌燕舞不理军政。“对付张学良，用不着拔出我那把天皇御赐的军刀，竹刀足够了”的石原莞尔，又岂能错过将他的“最终战争论”付诸实施的大好时机！
石原作为那个年代的日本堪称绝无仅有的战略思考者，清醒认识到了满洲已是岛国国力的极限，在迎立溥仪为傀儡后便力主“多看少动”，以确保“满洲国”既得利益为宗旨。然而，恰恰是石原带头的“下克上”，一夜之间成了整个日本陆军的佐佐们朝思暮想的好榜样。一个个醉梦杯中挂将衔的参谋军官，在“只要赢了就会得到天皇褒奖”的信念之下，争先恐后踏上了“扩大化”的道路。而在杉山元们的对面，恰恰又是提出“襄阳、洛阳、衡阳”国防支撑线理论的蒋百里，全面抗战在1937的卢沟桥事变与虹桥机场事件后遂告一发而不可收 --- 倘若对于时局看得更为清晰一些，裕仁及其身边的亲贵重臣未必会被一帮陆大出身的参谋拖进战争泥潭；倘若对于某些势力的渗透落实更为有力的控制，蒋氏及其亲随幕僚也未必会国防准备尚未就位就被卷入全面抗战；尤其该当提到的是，在此之前南京国民政府从未扎实的与欧美强国建立共进同退的“统一战线”，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指望西方列强为了平息淞沪战火与日军开撕.....
石原莞尔像
以1938武汉沦陷以及此前的太原陷落为标志，全面抗战进入了蒋百里此前预期的状态：一面沿着长江由东向西一面从华北仰攻山西高原的日军撞在了华夏九州的地理三级台阶上，面对这个简直是无穷大的战略纵深，兵力财力物力均极为有限的岛国转瞬即被榨干。然而，相持对耗的压力并非仅仅压在一方肩上。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丧失了全部的长江口关税进项，丧失了此前初步成型的东南基础工业，好不容易培训出来的“铁卫军”也在淞沪南京战斗里损失殆尽。能否及时获取足够的外援物资，保持危如累卵的西南大后方最起码的稳定，成为持久抗战“苦撑待变”的决定性因素。换言之，此际中日对耗相持，要点在于联盟战略。对于资源匮乏人力短缺的日本是如此，对于尚未实现工业化积贫积弱百多年的中国，更是如此。
随着美国罗斯福政府逐渐倾向于通过对日开战的“后门”实现对德开战，对日经济制裁的步伐于1939年7月开始启动。随着美国照会日本，美日商约在半年后失效，1940年初起美国开始以不受约束的贸易制裁对待日本。1940年5月，日本借德国占领荷兰之机，要求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取得“特殊利益”。1940年7月，罗斯福政府宣布管制航空汽油、润滑油、高熔度废钢铁的对日出口，这是美国针对日本首次采取实质性措施。然而美国的行动并未导致日本的“回心转意”。1940年9月23日，日军第五师团强行进驻印支北部，直接导致美国于9月26日宣布将一切类型的废钢铁加入禁运名单。
美国收紧战略物资供应的举措，对日堪称巨大震动。但在让步也难以挽回美国贸易禁令的军部意见下，9月27日，东京签署了加入德意行列的“三国轴心”协定。当年12月10日，美国宣布对日禁运成品钢铁。12月30日，又进一步扩大了禁运范围。1941年7月24日，置美国严厉警告于不顾的日本占领了印支南部。7月26日，美国政府下令冻结日本在美的全部资金，至关重要的石油禁运终于付诸实施。
对于本土没有一滴原油可采的日本（日本一直未能钻探到1931即被其占领的松嫩原油，即后来的大庆油田），美英荷联合石油禁运的打击不啻是致命的。由于此际海军舰船均以燃油作为动力，库存不足一年的日本立陷六个月之后本土不设防的恐慌。此前的1941年4月16日，日本委派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开始与赫尔国务卿举行谋求“日美谅解”的会谈。9月6日，在裕仁莅临的御前会议上，批准了冠名“帝国国策执行要领”的日美谈判纲要。10月2日，美方提出的《合众国备忘录》被日本认为“完全无法接受”。10月12日，时任首相近卫文麿公爵召开“五相会议”，为保持日美不战进行最后的尝试，但在陆军的强烈反对下，会议无结果而散，近卫亦宣布辞职。10月18日，陆相东条英机组阁。11月5日，御前会议制订第二次《帝国国策遂行要领》和《对美交涉要领》，准备若无法妥协，即于12月1日为转折点，向美英荷开战同时向菲律宾、香港、马来亚、东印度群岛“南进”。
就在美日跑步迈向太平洋上的迎头对决之际，远在川蜀的陪都重庆却在误传之下骤然爆出了一场信心恐慌。这一段由于本不足道的“临时过渡办法”引起的外交波澜，清楚的显示出作为二战外围部分的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在此际关键时刻脆弱的外交地位与矛盾的外交姿态。
1941年11月7日，野村吉三郎会同新任特使来栖三郎，向赫尔国务卿提出《对美交涉要领》中的甲案，20日又改提乙案。日方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承诺，双方均不在印支以外的东南亚及南太平洋行使武力；日美两国政府协力确保在荷属东印度获得必要物资；双方通商关系恢复至资产冻结以前的状态，美国向日本供应其所需的石油；美国政府不采取妨碍日中两国和平努力的行动(包含停止对重庆政府的援助)。谈判中，野村和来栖代表日方提出制定一个“临时过渡办法”。
赫尔表示日方所提要求“一概不能接受”，但同意考虑“临时过渡办法”。赫尔代表罗斯福政府提出，倘若日本承诺撤退已进驻印支南部的部队，并不再补充，美国政府可以允许冻结在美的日本资产及限制出口贸易的条例予以“若干变通”。11月20日左右，根据罗斯福手书的一份备忘录，赫尔草拟一份为期3个月的“临时过渡办法”，其内容包括：日本不对东北亚、北太平洋地区、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从印支南部撤军，驻扎于印支北部的日军不的超过2.5万人；美国则同意修改冻结在美日本资产的命令，每月向日本供应不超过60万美元的原棉和一定数量的民用石油，从日本进口生丝等。22、24日，赫尔先后向中、英、澳、荷四国驻美使节通报此事并征求意见。
华府放出的风声，在重庆激起轩然大波。11月24日的《蒋介石日记》记录：“接阅美国所拟对倭放松妥协之条件，痛愤之至，何美国愚懦至此!从此可知，帝国资本主义者惟有损人利己，毫无信义可言。昔以为美国当不至此，故对美始终信仰，其非英可比，今而后知世界道德之堕废，求己以外，再无可信之所谓与国友邦也。然而本来如此，乃余自痴，信人太过，何怪他人”。当日，蒋介石又电复胡适：“此次美日谈话，如果在中国侵略之日军撤退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前，而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政策，无论有任何一点之放松或改变，则中国抗战必立见崩溃。以后美国即使对华有任何之援助，皆属虚妄，中国亦不能再望友邦之援助，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德，亦不可复问矣”。
11月25日，在美活动的宋子文会见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诺克斯对于蒋政权几近歇斯底里的“婴儿啼哭”不以为然：“美国种种条件，要求日本必须彻底改变其政策。假使日本接受，其内阁必被推倒，绝不能维持二十四小时。依我推测，日美战争时期已到，战事发生则各事皆易解决矣”。大喜过望的宋子文继续探询，诺克斯遂进一步透露：“此次主要条件之一，即为日本脱离轴心。日本今日方与轴心国家续订五年之约，焉能立即取消？总之，日本切腹之时已非远矣”。宋子文再探“据胡大使转告赫尔谈话，此次不得不商拟暂时办法，因海陆军参谋本部要求最好再有三个月之期间，以资准备”。诺克斯表示“任何海陆军均无准备完全之终期，时间充裕自属更佳。但在今日已有之准备，我辈固不必再因准备之故而有任何牺牲。处置日本，易如反掌”。宋子文辞出时，诺克斯又云“英无胜德之武力，美国必须在大西洋、太平洋即行参战”。接着，宋子文又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陆军部长史汀生晤面，二人皆预料美日将在近期内开战。
11月26日下午，罗斯福会见胡适与宋子文，就“临时过渡办法”一事推腹置心。罗斯福强调“赫尔的本意是首先取得中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四国同意后，再与日本开谈。美方方案迄今未向日本提出”。但前日接到情报，日本30余艘舰船过台湾南下，运载数万军队前往东南亚，“可见日方毫无信义，似此情形，与日本的会谈已无继续之可能，太平洋上大爆发恐已不远”。同日的雾谷，美国亮出底牌，提出措词强硬的《赫尔备忘录》：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支全部撤军；美日承认重庆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权；美、英、中、日、苏、荷、泰等国缔结一项多边互不侵犯条约，重新确立《九国公约》精神，取代三国轴心。这份形同最后通牒的文件完全穿透了东条政权的底线。至此，美日谅解谈判彻底破裂，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已不可避免。
美援外交的局限和崩溃
1941年12月9日，苦撑待变四年之久的国民政府以一份没有明确日期的《宣战布告》，跟在对日宣战的美英之后，正式加入同盟国的行列。1943年2月宋美龄代表烽火中的东方在美国国会的演讲，更是传为一时佳话。然则，恰如出于内政考虑的“临时过渡办法”并不意味华府对日开战的决心出现动摇；先日后德的宣战次序，也并未改变罗斯福政府早已定案的“先欧后亚”方针。体现美国国力的源源物资，此前已在接济孤守三岛的英伦，美国参战后满载奶粉黄油卡车飞机的船队更在北大西洋与北极航线上“海不绝舟”。如何在日军的三面包围下，竭力争取美援的些许份额，遂成为国民政府外事的核心任务。
此前1939年2月，由江浙金融巨子陈光甫运筹的2500万美元“桐油贷款”落定，成为抗战期间的首笔美国对华援助。次年，又办妥2000万美元“滇锡贷款”。1940年12月，美国批准给予中国1亿美元的信用借款，1942年2月又授予5亿美元的信贷额度。1941年5月，罗斯福政府宣布将中国纳入租借法案，并开始沿滇缅公路向中国输送援助物资。随着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新加坡迅即陷落，日军遂出动包括第18、33、55、56等四个师团及航空兵的第15军，大举进攻缅甸，在威逼印度次大陆的同时，包抄陪都重庆的后门。1942年3月，盟国内部一番折冲之后，由第5军、第6军与包括税警总队改编的新38师在内的第66军组成的中国远征军开入缅境。至此，在国内、空中与缅北，形成了东方战场美援投放的三个主要方向。
在步步皆看蒋介石眼色的杜聿明庸碌不堪的指挥下，短短两月间入缅作战便沦为一场损兵折将的惨败，包括第200师师长戴安澜的数万将士葬身野人山。然则，孙立人统领的新38师，却是先在仁安羌取得一场光彩夺目的大捷，又在最后关头抗命撤入印度境内。这在保存了不可多得的国防力量之际，却也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变数：以孙部为基干，在史迪威的大力支持下，中国驻印军于1942年7月成立。至1943年2月，由新38、新22、新30师编成新一军；1944年8月，又扩编为新一军和新六军。这支远在国门之外，训练装备乃至文化气息高度美国化的武装力量既已出现，援助物资分配的天平有所倾斜也就在所难免。
平心而论，坚持缅北优先，有其逻辑上的合理之处：在缅甸全境沦陷滇缅公路已被掐断的状况下，仅靠穿行在山峦之间的驼峰空运，很难将更多物资送至重庆，且坠机损失甚为惨重；而要打通从雷多到昆明的“史迪威公路”以及并行的输油管线，荡平缅北日军，占据从孟拱河谷到八莫芒友的一系列要地就是必须达到的先决条件。但是，在史迪威大牛仔式的霸道作风背后，绝非没有觊觎“中国战区所有部队指挥权”的私心。如此一来，原本就并不富余的物资 --- 美国二战期间的对外援助，英国占到超出60%，苏联约占20%出头，而中国仅仅占到不到2% ---- 绝对数量虽尚可观，但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缅北，从来就没到过国内；驼峰航线空运而来的，还要扣除用于“飞虎队”的油料弹药等等；给国内战场与后方经济留下的也就只能用“有限”来形容。极端的物资匮乏又赶上吏治腐败的抬头，大后方很快就黑市猖獗物价飞涨，由此导致的美援物资被挪用贪污倒卖私吞，又给了史迪威更为充足的理由不断“截流”.....
然而就在此际，国内战场的压力却是不减反增。1942年6月在中途岛赔光了机动部队和战略主动的山本五十六，已是拿不出办法让天皇摆脱两面消耗的不利局面，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中国战场上“给重庆军以一击”，迫使蒋介石低头。1942年11月，冈村宁次发动了针对华北共军的大扫荡；1943年5月，横山勇率部扑向石牌要塞，试图打开进攻重庆的大门。侵华日军在这个时段动作频繁，绝非偶然。越来越残忍的对耗到了1944，物资不足官兵懈怠近乎拼光的军官得不到补充，对日军由于外围因素而突如其来的大攻势又缺乏及时的情报收集与态势预判，终于导致了豫湘桂战场空前的大溃败。而这场半年光景丢了三个半省数十个空军基地的大败，加上美国情治机关持续不断的宋氏孔氏借垄断美援外交截留钱物塞入私囊的报告，致使罗斯福政府对蒋介石政权丧失信心，转而在雅尔塔求助斯大林介入远东战事。
雅尔塔会议上的出卖，仅仅只是开始。使华后出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对蒋氏的不抱信心更甚于史迪威。困守一隅苦撑待变，固然将日军拖入绝境，但对于税源枯竭财政崩溃通货膨胀失控货币信誉尽失，以致干部团队瓦解接收沦为“劫收”的蒋氏而言，却也不啻为两败俱伤的双输。陈诚、胡宗南、汤恩伯、杜聿明之辈的理论实践认知，早已跟不上形势的变迁；缅北之役战功赫赫而备受美英荣宠的孙立人及其部属，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却并非蒋氏信赖的嫡系。当此之际，先行放低姿态，顺应成立联合政府之民意天心，方为正着。然蒋氏既无和衷共济分享权力之度量，又无宗亲不避霹雳手段之胆魄，出尔反尔得一无信之名，用兵用将却又平淡无奇，争取美援更是所托非人 ---- 虽坐拥四百万大军，不过短短三年，即陷江溢山倒分崩离析之境地，实为可叹然不足奇也。
1949年12月，在讨论如何对待撤至台湾的蒋氏政权的高阶秘密会议上，国务卿艾奇逊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俄国人在1927年的位置。当时他们被踢出了中国，影响也全部丧失了。他们用了整整22年的时间回到了支配性的地位，或许我们也需要这么久”。
的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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