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面包”风波，受伤的是谁？
荣誉是公益机构的生命，当公益机构被污名化，伤害的不仅是他们所代表的那个群体，还有整个社会。
过去一年里，公益圈多次遭遇舆论危机事件，从陈光标首善与首骗的讨论到壹基金因赵薇横遭指责而躺枪，再到罗尔事件等等。即使我们早有心理准备，当这些事情降临，我们依然措手不及。
智行基金会成立于1998年，主要的工作是以教育为重点，全方位照顾父母因艾滋病离世或父母感染了艾滋病的孩子。从2002年开始，智行基金会开始资助河南、安徽等13省的孩子们，帮助他们完成学业或接受职业培训。
智行基金会创始人杜聪与某乡村学校视频教室的同学们在一起
智行基金会支持的相关职业培训项目中包括 “海上青焙坊”，这是一个由法国青年商会发起的公益项目，12位在华工作生活数年的法国志愿者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回报中国社会。2010年，“海上青焙坊”项目被正式移交给智行基金会。2015年7月，一家叫做Village 127的面包坊正式在上海开业。作为一家社会企业，Village 127为智行所支持的来自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及其他困难家庭的年轻人，免费提供在海上青焙坊一年的烘焙培训并为之提供就业机会。Village 127的股东并不进行分红，利润的一部分用于捐助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与其子女的教育，以及用于海上青焙坊培训的费用。这家社会企业的独到创新赢得了不少口碑和赞誉，被誉为“上海最温暖的烘焙”。
Village 127店面
然而，Village 127的面包师们没有想到，2016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这天，他们会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舆论危机。
这天早上，上海《解放日报》旗下的新媒体“上海观察”以《上海市中心咖啡馆，店员多来自河南艾滋病家庭，竟坦然相告》为题发表了一篇对这家社会企业的报道，文章内容基于此前记者对Village 127和智行基金会进行的采访。这篇文章通过新浪微博、今日头条与大众点评迅速传播并发酵，并被冠以不同的题目。今日头条旗下的“头条问答”更是将其改名为“上海一家咖啡店店员都来自河南艾滋病家庭，你敢去么？”，耸人听闻。
这篇报道中，除了部分细节当事人不愿披露却被报道，文章内容本身并无太多硬伤，但文章标题明显失当。当值的编辑在后期沟通时表示，她的意图就是通过标题来挑战读者的心理。但是这个标题一方面未传达这些店员都是健康人士的信息，只片面强调其来自艾滋病家庭，容易引起大众误解，另一方面，“河南艾滋病家庭”也带有明显的标签化与地域歧视。
事实上，上海市对于餐饮行业有着十分严格的食品卫生准入标准，每位店员都要持有健康证并定期体检。除了河南，我们也有来自于云南等其他省份的店员。
文章激起了不少网民的负面评论，从既有网上的反馈来看，很多人确实受到标题党误导，误以为这些店员本身是感染者，比如有网友要求店员“滚出上海”、“滚回河南”；有些望文生义地以为他们都是感染者，“严重威胁公共安全”“到处祸害”；还有些人虽对艾滋病传播途径有所了解，也心有顾虑地说，“凡是涉及食品，我还是很忌讳的”。
文章发表的当日，不断有电话打入店里询问食品安全问题，打电话的消费者充满了怀疑与不信任。还有多家媒体先后上门询问，甚至连大楼物业都关注到了这则新闻，前来了解情况。
Village 127的正常经营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据跟进报道此事的一位媒体记者讲，即便是她的同事为采访来到面包坊，也是点了咖啡却不敢喝。
那几天成为我们智行基金会传播官员有史以来最忙的日子，原本世界艾滋日的传播计划完全被打乱，不得不去开展危机公关：监控所有的相关信源、与原发媒体商量进行大幅修改、与各家转载媒体商量按照原发媒体改稿或者撤稿……直到12月5日，关于这则事件的讨论才渐渐平息。
对我们来说，这不仅是一场公关危机，危机通常伤害的是品牌。而这一次我们的风险是无辜的店员可能会受到牵连和伤害，他们现在担心未来以Village 127的工作经历，是否还能够顺利找到工作，而之前海上青焙坊的毕业生均能得到上海五星级酒店的实习机会甚至聘书。考虑到这些员工的声誉，相比发声明、开媒体发布会，对我们而言更难的是在深思熟虑之下保持沉默。
海上青焙坊学员参加Bakery World Cup留念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动动手指，轻而易举地转发任何信息而无须为此承担责任。一波又一波的热点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喷涌而出，却转瞬即逝。公众已然习以为常。然而，对于这些艾滋孤儿来说，父母卖血感染艾滋病而离世本已是人生不幸，为何还要放大他们的家庭出身？信息传播中，任何添油加醋，夸张歪曲的表达都有可能对当事人带来冲击和伤害。
这些年，关于艾滋病主题的新闻报道对当事人造成负面影响的案例屡见不鲜，尽管有些后果不是新闻记者的主观使然：
•《南方人物周刊》十年来每年回访并追踪报道艾滋感染者马深义和他的家庭，也因为马深义愿意出镜与实名配合，包括央视在内的多家媒体也做过报道，甚至还有以他为原型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由于这些报道，马深义儿子整个班级都知道了关于他的事情，有些同学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2016年春天，他被迫辍学了。
• 2010年，6岁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孤儿阿龙独自生活引发的关注导致阿龙平静的生活严重受扰，而促成报道的某NGO传播官员代机构受过，被要求离职。
• 2014年，“在200名村民联名驱逐”四川南充艾滋男童坤坤事件中，部分媒体的报道也引发了当地村民对于外来者的排斥与愤怒，冲在前面的媒体为之后专业社工机构的介入设置了障碍。
每一次的负面传播事件，都会造成艾滋病群体以及服务机构愈加谨慎，甚至加剧对媒体的不信任，表面结果是今后很可能更难采访到当事人，而长期后果是因艾滋病报道变得更加困难，使公众对这一话题关注度下降，受到影响的则是整个社会。一时的热点会很快过去，但偏见的高墙依旧等待我们去一块一块地拆解。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这篇报道发布后几天，也有读者看到报道专程来面包坊表示支持。甚至有一对来自宝山区的老夫妇，还将相关报道剪下，坐地铁1个多小时赶来店里，把每样面包都买下一些，说是要与同事朋友分享并推荐。这让店员们大为感动，拉起老夫妇的手要给他们打折。这算是让我们对自己的事业还心存美好希望的“乌云边上的幸福线”吧。
本文作者：陈仲伟
智行基金会传播官员，生长于中原小城，曾赴美国攻读历史学，长期从事公益行业，关注社会正义与弱势群体，在行走中参与并记录点滴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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