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工作者的自救与救赎
U2乐队主唱博诺曾对比尔·盖茨说：“贫困是性别歧视的帮凶。”这句话给盖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社会越穷，女性的权力就越弱。如何帮助处于贫困国家最底层的妇女争取更多权利？盖茨夫妇在他们的公开信里探讨了一个最佳实践——自助团体。
自助团体有三个基本原则：共同遭遇、自我帮助和集体行动。在男权至上的社会里，男性团体中的成员在等级制度的约束下很难自由分享信息。然而，女性团体就没有这种阻碍，她们更擅长传播信息。再加上她们往往具有共同遭遇，于是更容易形成自助团体集体推动变革。
目前仅在印度一国，就有大约7500万名女性参与自助团体。下面几个故事，展示了这一群体的缩影。
// 极度贫困带来的困境 //
Kalaivani来自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钦奈，1997年她的丈夫不幸去世，留下两个孩子和一笔债务，那时她才24岁。在印度，女人很难找到能足够赚钱养家的工作。她丈夫的一个朋友告诉她可以介绍一份新加坡的工作给她，但到了那里她才知道自己已被卖为妓女。她失去人身自由，被迫站街招揽顾客，一个多月后，新加坡警察在一次清扫行动中逮捕了Kalaivani，并将她遣返回钦奈。
虽然幸运地逃离了魔窟，但债主们很快就找上门来。为了养家，Kalaivani发现自己没有其他选择，于是她成了一个在家揽客的性工作者。性工作的收入足以让她养活自己以及一双儿女，并能储存一部分用于还债。历经艰辛，她终于在2003年还清了所有债务，但为了抚养孩子她依然继续从事性工作。
孟买红灯区Kamathipura的性工作者们，图片来源:华尔街日报
Kalaivani的遭遇不是个例。在印度，越来越多的妇女因为极度贫困和债务负担，不得不通过性服务来补贴家用，甚至成为家庭的唯一收入来源。这其中有些人是趁丈夫外出工作时偷偷从事性工作，还有些人则是寡妇。
来自伦敦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的法学高级讲师Prabha Kotiswaran博士在她的新书《危险的性，隐形的劳工》中探讨了这一现象。在她的调查中，Kotisawaran博士与数以百计的性工作者交谈，包括一个嫁给家具描画师的女人，她们夫妻感情和睦，但她丈夫的收入非常不稳定。为了提高家庭收入，该女子曾经在服装店找到了一份工作，但由于在工作中经常遭受性骚扰，她决定回家当个秘密性工作者。
Prabha Kotiswaran博士
《危险的性，隐形的劳工》
“她分得很清楚，她有一套莎丽是专门在揽客时穿的，还有一套莎丽是家务时穿的，她非常热爱自己的丈夫，并且非常自豪他们不必依赖亲戚度过家庭的财务危机。”Kotiswaran说，“但她很感伤地提到，之前她做12小时轮班才能赚取100卢比，而现在她在五分钟内就能赚到200卢比。”
图片拍摄： Rosslyn Hyams
根据印度官方统计，印度共有超过270万人感染艾滋病。
// 打破壁垒，性工作者的自救与救赎//
盖茨基金会在印度创办了一专门预防HIV与艾滋病的项目，这个项目包含一个叫做Avahan的性工作者社区项目，通过在印度各地组成一个个独立的性工作者社区进行自助与互助活动。
在项目创办初期，比尔和梅琳达的目标是降低艾滋病的传播，并且事实证明卓有成效。印度的性工作者无一例外受到HIV病毒或艾滋病的威胁。很多男性顾客甚至性工作者自己都不知道艾滋病的危害。安全套的使用率在印度相当低，很多人认为自己还年轻，不会遭遇不幸，进而铤而走险。据估计，印度30%-50%的性工作者携带HIV病毒。由于缺乏教育和极度贫困，她们往往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甚至预测，未来10年内，印度很有可能成为“世界艾滋病中心”。
在孟买，有一位名叫Anu Swami的性工作者，她是人口买卖的受害者，从13岁就开始接客，“那时我不知道艾滋病毒，我只知道，我不得不赚钱，卖春是赚钱的方式。”幸运的是，她遇到一个陪朋友光顾妓院的男人，后来成了她的丈夫。他们依然很穷，所以Anu不得不继续从事性工作。在那期间她遇到了Avahan组织。Avahan的员工常常上门为妓女做艾滋病毒测试，并解释艾滋病毒的原因，分发安全套，做法律顾问。Anu渐渐意识到很多像她一样的性工作者并不知道艾滋病的危害，于是她也加入了 Avahan。
工作人员说服Anu，让她以亲身经历与其他性工作者们交谈，并帮助她们改善生活。她逐渐具备了成为社区志愿者需要的知识，并且每个月都能从Avahan得到一笔固定的报酬。
“我们做街头戏剧，向人们展示艾滋病毒的传播方式。现在这些地区的每个人都知道艾滋病毒。我帮助性工作者了解，无论客户出多少钱，我们都需要照顾自己的健康。许多客户说，他们会愿意为不带安全套而支付更多的钱，但我们必须说不。”现在Anu成为社区的积极分子，在当地颇受尊敬，她的法律知识可以帮助其他妇女与警察打交道，处理那些强奸案或者人身伤害案。由于出色的工作，她被选为Aastha Parivaar的总会长，这是Aastha项目里涵盖所有社区的联合机构。
Anu Swami
// 金钱独立让女性更有尊严//
虽然比尔和梅琳达最初并没有给Avahan赋予太多功能和意义，但贫困女性的意识一旦觉醒，她们就有极大的热情和信念让生活变得更有希望。有时候改变就是从一个个小小的火种开始。1992年印度储备银行（RBI）通过了一个小额贷款试点项目后，那些从来不具备贷款条件的贫穷底层妇女，特别是性工作者终于找到了生活活的突破口，一小笔贷款就能帮助一个家庭度过难关。约940万穷人得到了帮助，共有接近170亿美元被免息或低息放贷。
2012年，比尔·盖茨在印度拜访了这个组织在班加罗尔的某个社区中心，他惊叹于眼前的一切。社区人员们正在庆祝该项目刚刚转由政府提供长期支持。现在这个社区大约一半的会员有储蓄账户，其小额贷款银行拥有80万美元的资产，还贷率接近100%。社区里的成员不再感到孤独和无助，她们不再为子女教育发愁，并且为能存下钱而自豪，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艾滋病毒和其他性传播疾病的发病率。
比尔·盖茨拜访Swathi Mahila Sangha 的社区中心，图片来源:盖茨基金会
// 在苦难中前行//
在本文开头提到的Kalaivani，也幸运地结束了她的性工作生涯。她的儿子成为了一名工程师，最近刚刚结婚，她的女儿正在完成她的计算机学位。现在她作为HIV病毒与艾滋病宣传计划员，为了钦奈性工作者们的福利运行一个称为Indira女性同伴教育（IFPEC）的NGO组织。IFPEC有2250名成员，为性工作者的权利工作，如警察骚扰，老年退休金，配给卡，人寿保险，老年住所等。虽然无论是Swathi Mahila Sangha还是IFPEC都仍然是相当边缘化的社团，但她们的成员，那些贫穷的女性性工作者们成功地为自己发出了声音，为了养家糊口而不断为自己的权利而奋斗。在印度大选期间，性工作者们也主动提出了自己对于安全与教育的政治诉求。她们中有超过75%的人不希望她们的孩子走她们的老路，超过30%的人希望将她们的孩子送到寄宿学校。为了孩子和未来的生活，她们正在不断觉醒。
正在不断争取合法权益的印度性工作者们，不仅为预防HIV病毒与艾滋病作出了很大的贡献，NGO社区的帮助也让她们改善了生活。将近100%的小额贷款还款率显示出她们对未来的信心。图片来源：Gates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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