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农门的女孩，立志要保护千万儿童

作为公益项目发起人，当我们把家长们召集在一起，告诉家长如何预防儿童性侵时，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质疑——“你为什么要跟我和我的孩子谈这个？”——这就让项目的落地和科普的推广困难重重……

如果我告诉你，这一切的根源，是性别不平等呢？

作者：孙雪梅，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公益主编。

性别平等，一个已经喊了多年的口号，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当下，这个口号仍需要更多人去努力和呐喊，带动更多的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其中。

每当提到性别平等，我都会想到自己出生的村子，以及那里的人们发生的改变。在今天，世界上的很多村落，都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这样的改变。

// 村子里重要的带头人 //

我出生在男女性别很不平等的地区，最显著的表现是，男孩子不管考了什么分数、考上什么学校，都可以继续念书，全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男孩身上。女孩子则不然，初中毕业后仅有的两条出路：打工，嫁人。

然而，有一个人改变了整个村子村民的想法。这个人，便是我的父亲。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贵州山区，很多人还秉持着“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想法。父亲是乡村教师出身，有五个孩子，我排行老四，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弟弟。父亲也曾经有这样的想法：五个孩子只要有一个孩子能“出头”，而且这个孩子是儿子，足矣。

如果一切按照“常理”发展，未来的一切都可以想象。至少两个姐姐和我，生活和现在大不相同。大姐初中刚毕业那年，年仅15岁，便有人找到父亲，要给姐姐说媒。

也是在初中毕业后，大姐去了二姑姑家一趟，回来后跟父亲说，“我要上高中”，态度十分坚决。考虑到五个孩子负担太重，起初父亲不同意。但责任心使然，再加上父亲本身有着强烈的“跳出农门”的渴望，最后终于在大姐的坚持下，父亲决定试一试。至于大姐上完高中能不能考上大学，全凭本事。

我家的奖状墙

父亲在当地算文化水平高的（高中毕业），是乡村教师，二姑父也是教师。尽管他们观念有守旧的一面，但在当地已经代表了一定的进步思想。否则，大姐断然上不了高中。

再后来，一个接一个孩子上学，父母亲的思想斗争和生活挣扎愈发激烈。记得我小时候，寒暑假父母还要到四川大山里做伐木工，为我们挣学费。父亲回家后，夜里做梦突然起身，大喊“快跑，树倒下来了！”

结果是好的，大姐成为全乡第一个女大学生，我高中毕业后作为县文科状元考上重点大学。兄弟姊妹五个都上了学，都找到了传统意义上的正式工作，算是“出头”了。

父亲因此有时被同村人“嘲笑”重女轻男，这时候，他都以哈哈大笑来回应，以此为傲。同时令我们欣慰的是，由于我们三姐妹学业有成，在村子里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令村里很多女孩子都有了上学的机会：如果能考上高中，就继续念，能考上中专，家里砸锅卖铁也继续读。

渴望返回教室的失学女童

图源：网络

在我所知范围内，老家村子里，邻居的许多女孩子们后来也都考学、教书或者上了班。

这只是很小的一个例子。但单就我们村子而言，父亲的带动，让全村的性别平等迈进了一大步，很多人都视他为村子里重要的带头人。当然，最大的进步在于，一个人带头之后，有更多人在不自觉地参与。

// 世界需要更多“火车头” //

为了让更多的人自觉参与、采取行动，全世界的有识之士都在行动。美国东部时间9月23日-25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在纽约举办了第三届Goalkeepers（目标守卫者）大会。此前发布的第三份年度《目标守卫者报告》也用数据揭示了性别不平等的残酷事实：无论你出生在哪里，只要你是女孩，生活就会更加艰辛。

“目标守卫者”大会

这次会议全球有400余人参加，中国一行近50人，其中大多数是Goalkeepers，即联合国可持续发展17项目标实现过程中的“目标守卫者”。我有幸作为一名Goalkeeper参与其中。我们这些人，来自不同领域，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领袖”，尽管这样说来有点太不谦虚，但我确实也很好奇其他的目标守卫者是如何带动别人一起行动的。

在24日晚的颁奖大会上，有四人获得了Goalkeepers大奖。“进步奖”获奖人格雷戈里·罗克森建起了病患支付解决方案——Mutti；“卓越活动奖”阿亚·切比，致力于赋能非洲青年群体；“革新奖”获奖人印度女孩帕亚·珍吉，通过终止童工和童婚的运动，帮助更多女孩有机会接受教育；“全球目标守卫者奖”获奖人印度总理莫迪，通过“清洁印度”运动，使安全卫生设施得以普及，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全球目标“革新奖”获奖人印度女孩帕亚·珍吉，通过终止童工和童婚的运动，帮助更多女孩有机会接受教育。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Goalkeepers大会，也是第一次听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夫妇的现场演讲。25日全天的活动，盖茨夫妇也全程参加。强者惺惺相惜，牛人的现场，一般还会有牛人。盖茨夫妇还邀请了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到现场对话，聚焦全球不平等问题。

作为媒体公益人，也是公益媒体人，我受到了其他“目标守卫者”的鼓舞。与此同时，我也在问自己，我还能做点什么？我不希望这次参会，只是多一点谈资，多一点“见过比尔·盖茨”的炫耀资本而已。至少应该让更多人知道，那么多“目标守卫者”在努力呼吁和实践，他们在改变着这个世界，我们的未来是有希望的。只有行动，才会有改变，而你，既可以做带动的“火车头”，也可以做过程中的助推者。

于是，在路上，我多次想起父亲的故事，以及父亲带给我的深刻影响和感动。父亲退休后仍闲不住，通往村里的路不好，他看不下去，于是带着全村人众筹修路。现在赶上天气好时，轿车可以开到家家户户的门口。

我大概是遗传了父亲的“闲不住”和“爱管闲事”，所以会从事公益，牵头发起“女童保护”。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自高中起获得了多方资助的奖助学金，才得以顺利完成学业。我希望这种“爱”，以公益的方式传递下去。

// “女童保护”需要每个人的自觉 //

回到公益本身。作为公益人，我和团队所专注的领域，属于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第5个：性别平等。2013年，包括我在内的超过百名女记者发起“女童保护”项目，专注于消除基于性别的暴力，致力于预防儿童性侵害。

在一个谈性色变的社会环境中，谈预防性侵容易吗？答案是否定的。

即使在文化更开放的美国，这也并非易事。在Goalkeepers大会结束后，我和一名志愿者转道南卡来罗纳州查尔斯顿，与美国专注于儿童防性侵的知名机构Darkness to Light进行了半天的交流。他们告诉我，他们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把家长们召集在一起，告诉家长如何预防儿童性侵。因为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质疑——“你为什么要跟我和我的孩子谈这个？”

今年上半年，我在美国乔治城大学留学一学期，到了志愿者实践的时候，我选择了参加Darkness to Light在华盛顿D.C.的合作伙伴Safe Shores开展的针对家长的防性侵培训。培训报名在网上自主进行，后来令我讶异的是，当天到场参加培训的仅仅有六七个人！在中国，出于成本考虑，如果报名的家长低于20人，我们是不会开班的。

Darkness to Light主席兼CEO Katelyn告诉我，这是常态。Darkness to Light已创立22年，在全美覆盖的人群一共有100多万人。她也羡慕地说道：“女童保护”竟然在6年多的时间里就面对面覆盖了320多万儿童、55万多家长，简直是奇迹！我开玩笑说，那多亏了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

玩笑之余，我们也达成了共识：避免或减少儿童性侵，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它需要更多人的自觉参与，并且逐渐转化为不自觉的行动，即化为潜意识。所以，即便困难重重，我们仍要继续努力。

在预防儿童性侵的实践上，中美都不算优秀者，欧洲国家如丹麦、荷兰等国，是学习的榜样。这些国家性教育完善，人们与孩子谈论性知识并不需要讳莫如深，也就自然而然地可以在日常中教孩子防性侵。

今年的目标守卫者报告中提到了全球的不平等，在防性侵方面同样存在。同时，报告中也指出，即便在同一国家，不同区域也存在不平等。表现在儿童防性侵领域，发达城市可以将这项工作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官方出资，而落后地区除了观念可能滞后外，经费缺口同样是障碍。

所以，我们长期倡导政策改变的其中一条，便是儿童防性侵教育纳入全国的九年义务常态化教学。我们的志愿者讲师遍及全国，在还没有大范围开展的地方，希望先影响和带动一部分人。令人倍感欣慰和鼓舞的是，近年来，国务院妇儿工委办、最高检、最高法、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民政部等多个部门一直推动解决儿童性侵问题。而官方的力量，无疑更能推动全国普及。

这虽然是一个沉重话题，但当大家都不避讳，当大家都能谈论它时，说明好的变化正在发生。道路很漫长，但并肩而行的路途上，每个坚守“目标”的人都可以成为改变世界的目标守卫者。世界在变好，因为你我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