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刊文：科研导向不科学阻碍重大原创性成果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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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领域的竞争，是顶尖科技人才的竞争。

“就我国基础研究队伍而言，整体水平亟待提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向涛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与欧美发达国家比，国内有一定优势，比如目前我国青年科学家数量占比相对较高。但怎样把最优秀的科研人员的潜力挖掘出来，国内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不断健全和完善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发展的体制机制。

受访专家建议，科研体制要针对基础研究特点布局，建立有针对性的评价体系，营造一个和谐、公平、人尽其才、潜心科研的氛围，让长期从事于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的科研人员有一个安心的科研环境，尽可能不干扰科研人员，让其静下心来考虑更大的科学问题。

吸引人才加厚基础

为培养基础研究人才，造就一批世界科技前沿学术带头人，早在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就设立了“青年科学基金”项目，1994年设立了“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2012年起又设立了“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旨在支持科研人员的成长和发展。

作为科技界的“国家队”，中科院在人才培养方面一直走在前列，率先实施了“百人计划”，并在此基础上，又先后实施了“高层次人才培养引进计划”“优秀青年人才培育计划”“支撑与管理人才培养计划”“海外智力引进与人才国际交流培养计划”等一系列人才培养“工程”。

近年来，更有一系列促进科技人才成长发展的政策和举措推出，如2008年底中央批准实施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2010年实施了“青年千人计划”项目、2012实施了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简称“万人计划”)，教育部还联合中科院推出了科教结合协同育人行动计划，这些助力科技人员成长的工作，吸引了一大批海外青年科技人才回流，也为培养本土优秀科研人员提供了良好环境。截至2016年底，仅留学回国人员总数就达到254.6万人，其中十八大以来回国的人数占到72%。

“海外的优秀人才不断回归，国际国内学术活动不断丰富，逐步形成了浓郁的学术气氛和创新文化。”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研究员曹晓风说，2003年她回国工作以来，切身感受到了国家对科技人员的重视和关怀，科研条件和支持力度也在不断改善、提高，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津贴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伴随着我国科研实力的增强，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显著提升，在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基础物理学突破奖、国际量子通信奖、维加奖、爱明诺夫奖等国际权威奖项上实现了零的突破。在世界科技组织任职的中国科学家人数也显著增多，2016年中国科学院的统计数据显示，仅中科院系统的科学家在国际组织任职的总人数就达到708人，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的有158人，其中担任“主席”一职的有45人，“副主席”的35人。青年科研人才的成长也十分明显，2016年国家科技“三大奖”项目中，有的第一完成人的年龄已降至39岁以下，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在科技创新的第一线崭露头角。

认清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的特殊性

与建国之初不足500人的科研队伍相比，2016年我国R&D人员总量达到387.8万人年，其中研究人员总量达到169.2万人年，人才培养工作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同时应看到，“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缺乏，高层次科技人才短缺，人力资源国际化程度有待提升，人才结构还不能满足科技创新发展的要求。”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对我国科技人才现状做出了基本判断。我国科研人才培养工作与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基础研究领域的竞争，是顶尖科技人才的竞争。培养从事基础研究的顶尖科研人才，必须清晰认识到基础研究的特点。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认为，基础研究的“未知数”很多，很多领域不但何时能取得突破、突破的结果是什么充满变数，甚至连走什么样的路也不清楚。成功很多时候是小概率事件，“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是基础科研中常有的事。

也因此不确定性成为基础研究的重要特征。这决定了很难用常规的绩效考核来评估基础研究，设定的计划也往往充满变数。

基础研究与技术路线、目标产出相对明确的技术工程完全不同，但现在科研人员普遍反映，从申请项目的立项前评估、列明希望取得的成果，到立项后的每年汇报，到工资、运营费、项目费等都要接受评估检查，无效的评估太多，走形式、指标化。

除了项目评估，研究所、大学等还要接受“双一流”、人才“帽子”、基地、实验室等各种评估。“感觉一年到头都是在评估检查，现在好像项目刚刚拿到手就要准备评估了，浪费了太多时间、经费。”有科研人员告诉记者，这种评价考核方式已经不适合我国科研现状，但“屡次反映屡不改正”。

用好人才“指挥棒”

科研导向不科学，成为阻碍重大原创性成果产生的重要原因。

向涛举例说，从满天飞的“帽子”这一“指挥棒”来看，一个海外归来的学生，先要拿个“青年千人”的帽子；回来后，工作可能才刚刚起步，就要琢磨申请“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过几年又要申请“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现在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是为了促使年轻人在最富有创造力的35岁左右出成果，这对创新可能有效，但这种成效不一定是最大的。过去没有‘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青年人选题可能会瞄准一些十年或更长远的目标，但现在为了得到‘优青’等其他帽子，就会更关注三五年就能出成果的课题。”向涛告诉记者。

之所以科研人员对“帽子”趋之若鹜，是利益驱使。“因为没有‘帽子’，工资待遇上不去，申请项目也不容易。”向涛坦言，但争取“帽子”的过程，需要填材料、做答辩，浪费了科研人员大量的时间精力。

现在环境刺激科学家追逐短期效益、追求几年内就能出成果的研究。特别是看似激励人才的项目演变成终身“帽子”，分层次地与个人待遇和科技资源配置挂钩，对机构、个人评估发挥指挥棒作用，这并不利于科技人才的专心致研、健康成长。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原司长张先恩表示，虽然各类人才计划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现在人才计划过多，不仅增加了管理成本，而且高尚的精神激励和荣誉激励若变成低级的功利导向，也不利于建设良好的学风和科研环境。

“对这个问题反映日益强烈，但现在还看不到解决问题的迹象，因为每一个‘帽子’都是某个管理部门的工作‘抓手’，这需要更高层面的协调。”张先恩认为，我国人才项目宜精不宜多，要对人才计划“瘦身”。

建立科学评价体系

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分组讨论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提到，各个单位，不论是晋升还是考量绩效，都会把发表文章、文章的引用数和文章所发表杂志的影响因子作为标准，这一风气愈演愈烈。但这几个核心的科技评价指标，都可以人为地提高，不能完全反映真正的科技实力。

如何处理好过度依赖论文和刻意贬低论文的矛盾，应该引起国家科技管理部门、大学及科研院所的足够重视。

“很多国家没有博士生发表核心期刊论文的要求，答辩委员会看博士生研究报告的水平决定其是否能够毕业。我在欧洲参加过博士答辩委员会，只要委员共同判断该博士生达到毕业水平，就会当场签字授予学位证书。而我国各机构最终是靠研究生管理办公室数SCI论文数。”张先恩告诉记者，我国少数一流研究机构和大学已经比较国际化，考核评价并不看发表了多少论文，而是看论文的分量、在同行中的影响力、科研工作的系统性等。

作为国内顶尖科研机构，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正不断完善评价机制，尊重国内、国际同行专家的评价。“现在数学院博士生只要毕业论文经过专家评议，水平达到博士生应有的高度，不用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也可以毕业。现在数学院的老师评职称，只需要将三篇代表作、简历送到国外5～10位相关领域专家手中，请国外同行专家写评价信，数学院就根据评价信做出是否晋升职称的判断。”该院副院长巩馥洲告诉记者。

相比于偏重数量、指标的大同行评估，小同行、内部评价要更加科学。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评价自主权在基层落实的力度并不够，用人单位对人才怎么用、怎么管、待遇怎么安排没有太多自主性，造成“评人的不用人，用人的不参评”等怪现象，阻碍了人才成长。

在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徐玉朋看来，科学的评价体系应该是分类评价，不同学科领域的评价方式应该有所不同。例如高能物理所历来做大科学装置，评价时主要看解决的工程项目难题、做出的贡献。而理论物理等领域，需要用论文来评价科研人员的水平，但不能简单地看论文数量、影响因子，应该同行评价。“我以前参加过国外的宇宙线实验研究项目，他们非常看重论文质量，内部审查特别严格，一篇论文发表前要审核很多遍，有问题的内容要反复分析、计算，改十次、二十次都有可能。”（扈永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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