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时期沙陇的“上海客”
至清末民国初年间，上海已是万商云集、进出口贸易频繁的国际大商埠。这一时期，永康、宝成、宝泰、仁记等家族作为名扬潮邑的沙陇旅沪殷商，他们互相提携，共同促进，在上海的商贸界、房地产界、金融界自成体第，占有一席地位。沙陇人也就把这些旅沪殷商称为“上海客”。
沙陇“上海客”
清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朝政已相当腐败。英、法、美三国驻上海领事利用小刀会在上海起义之机，强迫清政府在上海割让租界。上海开始了近百年的半殖民地统治，洋货、洋商也相继涌入上海。至清末民国初年间，上海已是万商云集、进出口贸易频繁的国际大商埠。这一时期，永康、宝成、宝泰、仁记等家族作为名扬潮邑的沙陇旅沪殷商，他们互相提携，共同促进，在上海的商贸界、房地产界、金融界自成体第，占有一席地位。沙陇人也就把这些旅沪殷商称为“上海客”。
半殖民地的上海1898
沙陇乡民，素来有开拓进取，奋力拼搏精神。十九世纪末，沙陇乡民在农村经济破产、社会不景气的情势下，为了谋生，有的南涉暹罗、新、马，有的北走江、浙、京、沪。这期间，郑石仁（宝成）、郑石部（宝泰）、郑建明（仁记）、郑友松、郑尧臣（永康）等先后进入上海。他们在上海扎根发展，创建商行，开办钱庄，设立典当，经营房地产业。至民国初年，沙陇“上海客”已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民国初期，上海帮会林立，江苏帮、浙江帮、广东帮，还有潮州帮、绍兴帮、宁波帮等，比比皆是。上海财界的经济实力，除洋人外，江、浙二帮因天时地利，得天独厚，其实力最强。广东财界在上海也有一定的地位，他们能在上海与江浙帮争雄，其中潮州帮起着重要的作用。民国初期，潮州帮的财力已超出广东财界的一半。而潮阳人的财力相当于整个潮州八邑的七成。潮阳人在上海贸易、金融、房产、典当、企业等商贸活动，尤以铜盂郭（郭子彬、郭乐轩为代表）、沙陇郑、成田溪东陈（陈青峰、陈玉亭）为代表形成了上海潮州帮的三大经济体系。而沙陇的上海客又以永康家族、宝成家族、宝泰家族、仁记家族著称，他们在上海、九江、镇江、苏州、南通、汉口、武昌等地拥有很多的房产、当铺、钱庄，成为以上海为中心的跨区域的财团大户。沙陇“上海客”在万商云集的上海大商埠能够生存、立足已属不易，更能在上海财界自成体系，也可说明沙陇人经商之才，实非等闲之辈。
郑石仁于清光绪初到上海谋生，后与其子植卿在英租界“沙逊洋行”当掮客、买办而发财并自创办“宝成”号商行。宝成家族在上海主要经营典当、钱庄、房地产业。解放后，其裔孙多居于上海、香港、美国等地。郑志睿（南京航空学院教授）、郑定立（中国农业工程大学校长）为石仁裔孙。
英租界“沙逊洋行”
郑石部（宝泰），为郑石仁胞弟，清光绪年间随兄赴上海经商。主要经营当铺、钱庄。当年宝泰家族分为八房，拥有钱庄、当铺20余家，房地产业数十处。宝泰家族在上海的资产按八房各自经营。在家乡的房产、田产由当时在家的郑惠之（八爷）管理。上海各家族派款供应家乡的生活及砺青中学经费。宝泰家族以二房郑淇亭善于经营最为富有。他创办的合记行，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还有郑国凯之父（亚六）创办的益记号，五爷创办的宝昌号等，宝泰家族现裔孙多居上海、九江、香港及家乡，有的移居国外。
仁记家族以郑建明为代表，郑建明于清光绪年间赴上海谋生、经商，他在商界以信誉闻名。1903年，郑建明54岁的时候才发“期货”大财。后创办“仁记”、“新仁记”号商行（当时以英租界内的仁记路命名）。并开设信裕、信孚、信丰等钱庄。郑建明有五子。名佐卿、云卿、史卿、晋卿、卓卿。裔孙多居于上海、南京、南通及家乡。
永康家族的郑尧臣，其父郑宝（号韫山，原仙家人）。郑宝昔年为翰林郑邦任掌管厨膳。郑宝生二子，长良初（尧臣），次良庆。郑尧臣生于光绪初叶，幼年聪慧过人。后赴上海求学，通英文。清末年间，在英租界“哈同洋行”当过翻译，并逐渐成为洋行买办。后又自营宁波商人转让的永康商行致富。永康商行主要经营房地产、钱庄。1910年至1922年，是永康家族最旺盛的时期，拥有上海、苏州、九江、镇江等地房地产500余处，家族总资产达到100万银元，为沙陇“上海客”首富。据说当时永康购入的房产，交接多凭契据。至于房产在哪一条路，哪一条街，只有管家知道，主人无从实地查看。可见当年永康家族的房产既多且繁令人惊叹了。郑尧臣于1916年在溪西村建造“吉六里”巨宅。建国前，“吉六里”曾托仙家宗亲代管。
郑尧臣生三子，长际镛，次际宣，季际科，郑尧臣于1922年英年早逝，其上海等地房产、钱庄由父郑宝、弟良庆经营。郑际镛曾留学美国。民国后期，其家族多以英语对话。现裔孙居上海、美国等地。八十年代，裔孙曾来过沙陇溪西，察看故居“吉六里”。
民国初年，潮帮商人已开始从贸易转入经营钱庄、典当、房产等行业。从1912年至1926年，上海钱庄业新增了115家，其中潮阳人开设的钱庄达33家。民国年间，沙陇"上海客"投资于钱庄总额达白银70万两。
1926年３月22日，上海潮州会馆召开董事会议，讨论潮州会馆八仙桥山庄地产的投标出售。当时参加投标的为上海潮籍三个大商号，即“两合”、“潮记”、“新仁记”（郑建明）。“两合”投标银为每亩22100两，潮记投标银为每亩20000两，而“新仁记”以每亩银22350两的价格标得八仙桥山庄七亩地的地产权（共计银156450两），并当堂收妥银两和办理一切法律手续，可见当时沙陇人在上海的经济实力。据老“上海客”估计，民国初年，沙陇“上海客”的总资产已超过400万银元，按当时的市价每建一座四点金厝约3000银元，做工每天工钱3毫计算，“上海客”的财富，也可想而知。
沙陇的“上海客”与上海潮州会馆、潮州旅沪同乡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民国期间，上海潮州会馆董事会、潮州旅沪同乡会作为旅沪潮商的同乡民众团体，凡各租界、各国公署、各省官厅往来文牍的交接事务，概由董事会担任接洽。董事会董事担负着各项慈善公益事业的捐款义务，因此，上海潮州会馆、潮州旅沪同乡会董事多为旅沪殷商担任。郑建明、郑淇亭、郑友松、郑芹初、郑晋卿、郑俊亭、郑际镛等先后任董事会董事、常务董事。还有郑宝（溪西），郑禹堂（上厝），郑奋生（益和）、郑云卿（仁记），郑云阶（浩溪）等都曾在上海潮州会馆、旅沪同乡会任职。从1913年至1927年，郑建明一直是潮州会馆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协助会馆主席黄少岩处理会馆日常事务，主持召开董事会议。也由于当时潮商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上海、汕头等地区的福利、慈善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上海潮州会馆、旅沪同乡会，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与声誉。1925年，时值军阀陈炯明占据汕头期间，旅沪及苏州、南京等地潮人汇款至家乡，由于汕头金融界在银元与国币之间不合理的比值汇兑上，致使潮人经济损失。旅沪潮人、潮商纷纷提出抗议。上海潮州会馆郑建明、郭子彬（铜盂人）即致电汕头当局，要求整顿汕头市汇兑公所，取消不合理汇兑，按银元与国币的合理汇率兑换，汕头总商会马上召开会议，并复电上海潮州会馆董事会，复电告知“汕头市国币维持会于５月21日通过决议，从６月１日起废除以前汕头金融不合理的汇兑比值”。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上海潮州会馆即召开董事会议，会议选派郑淇亭等代表上海潮州会馆参加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并备办银元100元，挽联一对。
1934年，潮阳沙陇区区长郑士元，获悉枪杀成田马达轩案的凶犯在沪受逮（时成田隶属沙陇区），郑士元电请同乡会转函上海市警察局勿予轻释，同乡会照准函转。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上海潮州会馆、旅沪同乡会的声誉和沙陇人在上海的地位。
沙陇的“上海客”经过多年的经营，积聚了雄厚的财富，从沪商的汇款，以至牵动一批沙陇人赴上海谋生，直接地、间接地对沙陇经济繁荣起着一定的作用。
1927年英军统帅上海阅兵 . 当时汉口和九江英租界已先后被北伐军收回，英法政府向上海派遣大批陆海军，确保上海租界不重蹈覆辙。该照片显示1927年第一，二，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北伐军进攻上海，蒋介石反革命政变期间，上海滩的紧张气氛。
1913年４月，袁世凯政府与五国银行团签订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合同作为对付民国用兵经费。民国政府也处于财政紧缺阶段。是年10月，孙中山派人带函前往上海潮州会馆，商议借款银424500两，用于革命经费。上海潮州会馆召开全体董事会议，郭子彬、黄少岩、郑建明、郑淇亭等参加会议，并各自发表意见。郑建明、郑淇亭均在会上发言。郑建明说：“现值民国肇兴，提倡民权、民生、此乃国民之共望，南方政府实有待兴。然经费短缺，行为艰难，望董事会给予借款以助革命。”最后，到会董事通过借款决议。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潮州会馆、潮州旅沪同乡会，深感国难当头，两会通过决议动员潮商捐款、捐物，支援前线抗日军队。时沙陇“上海客”郑淇亭、郑宝、郑晋卿、郑月三、郑奋生等捐款万余元，衣物一大批，大大地鼓舞了十九路军战士的抗敌士气。
“上海客”在对家乡的教育方面，沙陇就有不少由“上海客”捐资兴办的学校。1922年，郑淇亭在兴陇创办砺青小学。1925年，郑建明创办启迪学校。东仙郑芹初创办华川学校，郑友松创办思成学校，郑国凯创办砺青中学等等。1920年，郑淇亭与郭子彬在汕头还创办了汕头大中中学（现汕头市第四中学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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