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 ！民盟先贤们，又都在做什么呢？

1945年8月15日，重庆民众街头庆祝抗战胜利

抗日战争的胜利带来了巨大的民族精神振奋。

它不仅仅是中华民族艰苦卓绝八年抗战的能力证明，而且还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饱经列强侵凌之苦的中国第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整个民族为之扬眉吐气。全国人民都非常珍视这次成果，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民主建国历史契机。因此，从单纯情感的角度，人民对抗战胜利后的和平建国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但是，稍具政治理性的人都知道，当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潜存着深刻危机。所以，面对抗战胜利后的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民盟先贤们，彼时彼刻，又都在做什么呢？

张澜：亲力主持公道

在这暗流涌动的时刻，张澜希望国共抓住这个历史契机，实现和平建国。1945年8月12日，张澜就日本投降发表谈话说：“今天中国迫切需要统一、团结和民主。必如此，才能使全国人民一德一心，和衷共济，以尽其最大、最善的努力，也才能担负起建国的工作。这是政府与全国人民共有的责任，不能丝毫放弃。假如我们的国家在胜利之后仍不能以民主方式统一建国，那是太不成话了！要求统一，要求团结，必须民主，这是真理。”

另一方面，张澜也深深知道，国民党长期实行一党独裁，没有实行民主宪政的诚意，其内部腐败丛生，人民怨声载道，很难指望在国民党主导下实现和平、民主建国。此间，他曾有感赋诗：

党权官化气飞扬，民怨何堪遍四方；

谁见轩乘能使鹤，不知牢补任亡羊。

连年血战驱饥卒，万里陆沉痛旧疆。

且慢四强夸胜利，国家前途尚茫茫。

蒋介石集团对抗战胜利后中共力量的发展极为疑忌、紧张，极尽防范、打压之能事。8月1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要他的嫡系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共产党军队只能“原地驻防待命”，沦陷区的伪军则就地“维持治安”，等待接受国民党军队的改编。对此，张澜表示严重不满，他气愤的说：“这不是单纯由哪个受降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将来由谁来保证实行政治民主的大事，这是争取中国将来实现民主的政治斗争。”作为《大义》周刊的发起人之一，他指示编辑部“要说几句公道话”。《大义》便以《说几句公道话》作标题发表评论，对国民党垄断受降权的做法予以谴责。8月18日，张澜在接受《新民报》记者浦熙修专访时又明确指出，“抗战八年，八路军、新四军抵抗了日本侵略军，保卫了1亿人民的地区，不分配几个受降区给他们，是不公平的。”

不久，《大义》周刊即被国民党政府迫令停刊，但是非公道，已在人心。

黄炎培：恰逢延安归来

1945年8月，时任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黄炎培刚从延安之行归来重庆不久。在日记中，黄炎培心潮澎湃：“夜八时，喧传日本乃真投降，一时远近欢呼，爆竹之声迸发。是夜辗转不能成寐。自七七以来，八年又卅三天。自九一八以来，十四年不足卅八天，中间残杀我国同胞。此数年更残杀我盟国同胞，不知多多少少。天网恢恢，元恶终归殄灭，而死者岂可复生。以我一人论，十四年来之努力，徒为抗敌救国耳。今日者故妻何在？长子何在？”除了妻儿，在这个辗转反侧的深夜，黄炎培又想起战争期间不幸身死的刘湛恩、张在森。刘湛恩是职教社的重要成员、沪江大学首任华人校长，1938年在上海遭日伪暗杀。张在森是黄炎培的同乡兼好友张志鹤的小儿子，他为抗日救国，毅然投笔从戎，1942年其所在部队在金华白龙桥被日军包围，张在森引枪自杀殉国，年仅21岁。在胜利之夜，黄炎培抚今追昔，心绪久久不能平静。 

内战的阴影旋即笼罩全国，在忧虑中，黄炎培写了《胜利了，痛定思痛》一文，他说：“生存只有自力，这是铁的原则，像一个国家，人家愿和你做朋友，自己不争气，虽好友亦爱莫能助。万一战胜者终于扶不起，战败者到熬辛吃苦以求生存，明天转而扶助他方，兴灭存亡可以易位。一部大历史不少这种先例。” 

自从延安归来，黄炎培对国共问题的态度比以往鲜明很多。8月21日，邵力子、张群宴请访问延安的六人和张澜、王云五，征询对国共和谈的意见。当得知蒋介石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黄炎培即识破这是蒋诿过于人的手法。如果毛主席不来，他们就可以振振有词地说责任在中共了。黄炎培当即言明：“蒋主席仅发电邀毛来渝，虽见恳切，尚不够，必须在日本签和约（指受降仪式）后，主办数事：言论解放了，身体自由了，特务取消了，政治犯释放了，各党承认合法了，一面立即宣布召集政治会议。抗战之初，数度邀集过会议会谈，今结束了，胜利了，难道不应有一度召集？况国防最高委员会非改组不可，抗战建国纲领非重订不可，何不自动为之？再隔一星期、一旬无所表示，大好机会又逸去矣！” 

于是8月28日，毛主席来到了重庆。经过四十三天的谈判，国共双方达成《双十协定》。然而遗憾的是，墨迹未干，干戈即起。国民党再次向解放区发起了进攻。

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

梁漱溟：忍不住的“关怀”

1945年的8月，梁漱溟时住八步乡间。当得知胜利的消息时，他提出今后的问题，“要在如何建国，建国不徒政治、经济之事，其根本乃在文化。”他决定在今后离开现实政治稍远一步，而潜心深追“此一大事”。

然而，强烈关切中国局势的梁漱溟，并没有对政治完全放下。继同年早些时间所著《论当前宪政问题》后，他又发表了《中国党派问题的前途》一文。除了坚持前文中的“团结与民主”，他针对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大局、从国际、国内对比，观察党派问题的本质，并提出“革命党”和“普通政党”概念，认为前者恒否认现秩序，后者恒承认现秩序。“我们现在的各党派，似乎正企图成为这一种（后者）”。而两者关系也不是割裂的，而是有相通和各司其职之处。

他还表示，要建设新秩序，就需要一党制；而要在现有秩序有所争取或主张，则落在多党制之一党。而当时中国要建造新秩序，必须补作一段功夫，先培养得新事实才行。那就是要从生产入手，从经济入手，求得社会真实进步，文化普遍提高，以为其基础条件。而要实施这一切，建设计划必须使方方面面互相关照、彼此配合。

梁漱溟从这一建国路线方正的贯彻，考虑并认为需要有一个中国革命党，实行一党制，来完成它的使命。但是他分析了国内外情势后，认为实行一党制的可能条件“看起来很少”。梁漱溟提出了他多年来的主张——“多党并存而收一党之用”。“多党彼此为有分际的合作……一面于理想有合，必出于此。”他最后指出，社会革命在中国，可能由今后建国大业完成，这正是我们应该有方针、计划地建国之理由。他对当时国共谈判表示殷切期望，希望能和平解决日本投降后诸多争端和问题。 

多党并存而收一党之用，梁先生当年的构想与新中国成立后沿用至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多有异曲同工之妙。

1938年1月，毛泽东和梁漱溟在延安长谈

来源： 上海民盟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