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到下，日本贼心不死！
无耻的谎言都能群起而讲之，讲得恬不知耻一本正经！这就是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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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日本政坛
1月20日下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这是安倍晋三自2012年12月第二次上台执政以来所发表的第五次施政方针演说。
分析安倍的演说内容，不难看出，“乔装打扮”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理念，难以掩饰其本人的政治野心。从根本上讲，安倍仍希望将日本打造成“正常的大国”。在此理念指引下，政治领域，日本必须突破当前宪法的限制；经济领域，通过继续推行“安倍经济学”确保经济繁荣；外交领域，则需要强化日美同盟的重要地位，以此引领实现全方位外交突破。
安倍的施政演说，通篇贯穿着其本人的“自恋”与“狡猾”。人的价值观决定其行为模式，安倍的价值观代表了整个日本民族的价值观：一是日本人必须生存，这是其狭隘的生存理念；二是日本有巨大危机，所以必须万众一心，这是其强大的危机理念；三是是日本人是最优秀的，有责任统治地区和世界，这是其歪曲的人性理念。
在上述执拗的价值观引领下，日本必将再次铤而走险，为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今年是日本现行《宪法》实施70周年，安倍在1月1日发表新年感言开始就称“先人们在废墟和贫困中勇敢地站起来，创造了世界第三的经济大国和在世界上引以为豪的自由民主国家”，表示将面对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尽到对未来的责任”，提出将修改宪法的意愿。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于1890年开展实施《大日本帝国宪法》，随即迅速走上扩张军备，发动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道路。在推行《大日本帝国宪法》期间，日本一共发动了11次侵略战争， 其中包括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等，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极大灾难。
《日本国宪法》（又被称为“和平宪法，昭和宪法”）是自1947年来日本创建立法的文件，提供了日本政府的国会制度及保障了一些基本权利。根据宪法，天皇是国家名义上的主人，但只能扮演“纯粹仪式上的角色”（也就是国家的精神领袖）。这套宪法较为著名的地方是其第9条“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因为是二战后盟军占领日本时期撰写，所以自采用后就基本没什么大的改动。
安倍在2014年新年感言表示要修改“和平宪法”，又在此后1月19日举行的自民党第8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辞，强调2014年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完成宪法的修改。且在最终通过的“自民党2014年行动方针”中，明确写上了“修改宪法”的内容，并确定为该党本年度的中心工作目标。
就在2014年7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过内阁决议的方式，绕过《和平宪法》对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集体自卫权的解禁，意味着东京将能更自由地使用其军事力量，也标示着日本朝国家正常化目标前进的道路，又扫清了一个主要障碍。
此后，安倍一直强推修宪，并最终在2016年7月促成最终拥有由国会提议修宪所需的三分之二议席，日本政坛修改宪法的基本环境具备。
2016年3月29日，日本正式实施新修改的安保系列法案，这标志着日本和平宪法已经名存实亡，意味着其军事战略正在由专守防卫型向海外干预性转变，甚至可能从此走上军国主义的老路。种种迹象表明，日本的进攻性和扩张性正在逐渐加强，若东海或南海等与我国息息相关的海域出现危机，日本便可以应对多种安全威胁为由，走出海外，参与军事干预和战争。
此次发表时政演说中，安倍再次重申，提议修宪将在国会深化具体讨论，着眼下一个70年，呼吁为下一个70年培养年轻一代，强调了朝着“建设新国家”的挑战，宣称将把日本打造成一个“闪耀于世界中心的国家”。
安倍始终将日本定位在世界主要“大国”的位置，因此希望通过修宪使日本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完全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安倍称“将在世界的中心尽到相应的责任”。本次例行国会自1月20日开幕，安倍呼吁朝着下一个70年为拟定提议修宪案而推动讨论，提出“建设成怎样的国家，为了向国民提出方案，在国会宪法审查会深化讨论”。
日本的正常国家化追求不仅关系到战后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国际地位，还包含了日本与相关国家间的外交博弈及战后日本的国家定位。日本追求的这些内外目标，其影响明显已超出国界。日本不仅要恢复正常国家普遍具有的基本权利，还期待得到其经济地位可支撑的、独立的对内自我掌控能力，以及全面的对外影响力、控制力和干涉力，以参与和主导国际事务并分享更多权利。因此可以说，日本的正常国家化深刻地影响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
当然，安倍的所谓“国家正常化”政治理念，一直遭到国民质疑。日本《每日新闻》1月21日发表评论称，执政进入第五个年头后，安倍似乎再难找到能够吸引眼球的“新鲜政策”。《日本经济新闻》1月21日的社论则表示，安倍在演说中呼吁应“履行对未来的责任”，但“对具体将实施哪些政策来创造未来”，听者一头雾水。由此可见，日本政局走向，已呈现出政界“豪放”，国民“迷茫”的态势。
安倍在演说中表示，日美同盟是外交和安全保障的基础，称之为“不变的原则”，表明了欲与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尽快举行会谈以巩固同盟关系的立场。由于特朗普一改此前美国对日本的态度，要求日本承担驻日美军经费，并威胁称若不能“公平担负”将不再提供保护日本的义务，还表示将退出日本一直根据美国意图参加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而日本却决定在1月20日的内阁会议上批准TPP。可见，美国总统易人给未来日美同盟乃至日美关系的发展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安倍希望能够继续保持日美同盟的牢固地位。
安倍表示，今年各国领导人易人或将使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在外交上“保持定力”是关键。他强调将与共享自由、民主主义、法治等基本价值观的国家携手合作，希望在特朗普时代保持日美同盟关系的稳固发展。
据日本政府人士近日透露消息称，2月中旬，日本正副首相或同时赴美会晤特朗普。日本正副首相一起出访一个国家，这是极为罕见的事情，此举或意在彰显日美同盟“牢固与亲密的关系”。
日美同盟关系，原本只是因美国军事接管日本而发展成型的“军事同盟”，却在半个多世界的沧桑变化中，因美日两国的战略需求，逐步发展为“畸形”的军事、政治、外交同盟。客观上看，这种同盟关系具有先天“不平等”、后天“营养不足”的特征，从根本上制约了日美全方位关系发展，也影响着日本同地区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
二战结束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由于美苏冷战的加剧，美国改变对日政策，日美关系得到不断改善，且日美同盟的建立转变了日美两国的敌对状态。
1947年，美国转变对日占领政策，由遏制转为扶植，决意把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军事上的前线基地、政治上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堡垒。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和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更使美国意识到加快扶助日本的必要性。可以说，日美同盟是在美苏对抗和朝鲜战争的炮火声中建立的。
1951年5月，美国完成了由其单方面组织的对日媾和计划，共有48个国家与日本签订《旧金山和约》，即《对日和平条约》，结束对日占领，承认日本主权。就在签署《旧金山和约》5小时后，日本首相吉田茂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即“旧安保条约”。1952年2月28日，日本和美国根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规定，在东京签订了《日美行政协定》。协定正文有29条，主要规定了驻扎日本的美军的特权及地位。1952年4月28日，《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日美行政协定》同时生效。这两份文件的签订不仅确立了美军驻日的合法性，同时，也标志着日美同盟业已形成。
1957年1月30日，在日本群马县相马原的美军演习场，美军一名士兵向因捡空弹壳而进入演习场的女村民开枪射击，并将其打死，这一事件被称为“相马原事件”。激起日本民众强烈的抗美热潮，而日本方面利用国民的反美情绪向美国施压，并要求修改日美安全条约，日美关系一度紧张。
1960年1月19日，日本首相岸信介（安倍外祖父）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签订《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通称《新日美安全条约》)，后于同年6月23日双方互换批准书而生效。新安保条约增加了日本的独立性，提升了日本作为独立国家的地位。
20世纪70年代，远东地区的军力对比发生明显变化。美国整体实力逐渐衰退，而苏联军事力量却日渐强大，呈现出苏攻美守的战略格局。在这一战略格局下，美国有意加强与日本的同盟关系以抗衡苏联。经过两年多的磋商，日美两国在1978年制定了《防卫合作指导方针》。
至此，日美军事同盟有了实质性的变化。1979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美时首次使用了“同盟”一词。1981年铃木善幸首相访美，第一次明确了日美两国的“同盟关系”。1983年，中曾根康弘首相访美时更进一步表示，要将日本建成美国“不沉的航空母舰”以防止苏联逆火式轰炸机和军舰、潜艇的南下。
随着冷战的结束与苏联的解体，西方同盟内部的矛盾愈趋明显化，日美两国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放在对外战略的首位，过去被隐藏在共同安全利益背后的日美经贸摩擦日益表面化、公开化。但同时，美日也开始反思和重新定位两国关系。1995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了《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重新强调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性，认为该同盟仍然是美国在远东的重要安全基石。
1995年11月日本修改了《防卫计划大纲》，在强调加强自卫队建设和自主性的同时指出日美同盟对日本周边地区的稳定和安全有重要作用。1997年9月23日，两国又发表了《日美防务合作新指针》，确定了两国同盟合作的原则和措施。20世纪90年代中期，朝鲜半岛因为朝核问题形势趋于紧张，为了应对朝鲜半岛危机，日本政府正式通过了《周边事态法》，美日也公布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此外《自卫队法部分修订》、《日美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修订》进一步扩大了日美双方的军事合作范围，日美同盟关系逐步强化。
进入21世纪，美日两国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军事同盟关系，日本的政治和军事地位不断得到提高，两国更接近平等的往来。2001年10月，日本通过了《反恐怖特别措施法》、《自卫队法修正案》、《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三个法案，进一步扩大了日本自卫队的活动范围。2003年7月，日本在伊拉克主要战事结束后不久，通过了《伊拉克复兴特别措施法案》以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因日本是应美国的要求而向战斗区出兵，可见日美之间同盟关系的强化。
2010年后，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为维护自身全球战略利益，不断打压影响其利益的国家，由此与日本的合作显得更为重要。日美同盟关系的加强与稳定是日美两国要求获得本国利益与全球利益的体现。
而当前，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就任，美日关系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在这次施政演讲中，安倍提出日美同盟有一个特定含义：由于时间巧合，安倍的演说和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的就职仪式，刚好在同一天。强调“日美同盟”保持“外交定力”，其实质就是外交政策上的“表决心”，有让美国大哥放心之意。
日本《东京新闻》21日则在题为《将日美同盟视作不变原则是一种错误》的社论中质疑安倍的外交政策。文章说，日美关系诚然是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但将日美同盟拔高成“不变的原则”，将减少日本的外交选项。日本应探索灵活的外交政策，不应过度依赖美国的军事力量。
这样的质疑其实代表绝大部分日本国民的心声。二次上台以来，安倍规划设计了所谓“俯瞰地球仪外交”的宏大战略性外交构想，迄今已跑遍五大洲几十个国家。在希望图强振兴的日本精英层看来，安倍实行战略性外交和“积极和平主义”方针，使日本在对外政策上保持了连续性和可预见性，在国际社会和所在地区的“能见度”有所提高。
但让事实却与美好的愿景大相径庭：安倍虽然忙碌四年小有成果，但在日本外交的战略大盘方面却仍业绩惨淡：对美险象环生、对华始终无解、对俄前途未卜。这三对紧要关系处理不好可能导致安倍对外政策前功尽弃，甚至危及其本人政治生命、动摇执政基础。在此背景下，安倍在外交政策上片面关注“日美同盟”，未免有些失民心，也不符合当前世界格局的大背景。
关于日本的经济政策，安倍在演说中罗列就业改善、税收增长等“安倍经济学”取得的成果，表示将继续推进“地方创生”、工作方式改革等重点政策，使日本经济步入“良性循环”。
安倍在演说中介绍称，通过推进“安倍经济学”连续三年实现了基本工资上涨和全国有效聘用倍率超过1倍的成绩，他强调将努力实现到2020年使全年访日外国游客达到4000万人次以及向国会提交写入全国农协联合会（JA全农）改革等内容的相关法案来加快农业领域的改革，推进自由贸易等。安倍还提到了电通公司员工过劳自杀问题，指出最大的挑战是“工作方式改革”，表示将努力实现同工同酬，纠正长时间劳动，以“实现一亿总活跃社会”为目标纠正长时间劳动问题。
分析认为，安倍的经济政策背后其实隐藏着很深的政治目的。安倍最大的政治诉求是修宪，但安倍在修宪问题上一直有很大阻力，比如围绕修宪的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案”等等，都是挑战民意的行为。这就需要“安倍经济学”把一些有争议或挑战民意的政策往后拖延，让民众先感受到经济上的成果，从而支持自己。
在日本首相发表施政演说的同一天，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经济财政大臣石原伸晃、日本央行副行长中曾宏和内阁特别经济顾问滨田宏一四位高官也罕见同时发声，针对日本的经济、货币财政政策、外汇市场以及衍生的美日关系发表看法。
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在众议院表示，日本将更加努力改革支出和收入，以便到2020财年让基本预算恢复盈余。鉴于新财年的公债发行总额约为154万亿日元，麻生太郎表示他将适当指引债务管理政策，同时与市场保持密切沟通。他重申，日本政府将动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结构性改革，来加速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政策。日本将通过加强财政支出和税收改革举措，实现2020/2021财年预算平衡目标。政府将基于与市场的密切沟通，适当引导债务管理政策。
日本经济财政大臣石原伸晃重申了政府的期望，即日本央行将采取措施以实现其通胀目标。考虑到经济和价格趋势，日本央行将实现其2%的物价稳定目标。
日本央行副行长中曾宏在日本国际银行协会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称，日本央行将进一步提供关于外汇流动性的项目，同时继续监控国内银行业活动，以确保其在应对美元投资融资成本上升时，不会在信贷和流动性风险过度冒险。日本央行有责任确保货币政策不会动摇国际金融体系，还将会进一步关注国际金融系统，并对其发展继续进行分析。而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在1月18日也曾发表看法，认为特朗普上任利好世界经济，贸易战不会轻易爆发。
日本内阁特别经济顾问滨田宏一则表示，如果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将贸易和其他经济政策基于“错误的经济学”，那么日本应该反推回去，这非同寻常地直接表达了对潜在贸易保护主义的担忧。滨田宏一认为，日本没有必要坚持2020财年实现基本预算盈余的目标。如果日本经济仍难以摆脱通缩，政府应推迟进一步上调消费税。而如果美元兑日元每天贬值7-8日元，日本应干预外汇市场。日本不必仅仅为了取悦特朗普，而与之在经济政策上面进行配合。
以上日本高官的言论，总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提振日本国民对于日本经济发展的信心。但是，日本经济目前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据日本已经提交的新财年预算显示，日本的预算支出计划达到创纪录的97.5万亿(兆)日元(8513.1亿美元)，该计划将可能引发外界对日本债务负担的新的忧虑。 同时，安倍政府将TPP作为提振日本疲软经济的救命稻草，而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就明确无误宣布其总统任期第一件事就要退出TPP群。
日本民进党党首莲舫1月20日就直言批评，安倍的演说对国民的关心事项只字不提。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也说，安倍在演说中报喜不报忧，在介绍经济现状时回避家庭消费连续15个月负增长等最关键数字。
基辛格曾言：经济之外日本有更大野心。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日本从完全闭关锁国转变为广泛学习借鉴西方国家最现代化的做法（向德国学习军事，向英国学习议会制度和海军事务）；从悍然企图建立帝国转变为奉行和平主义，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崛起为新型大国；从封建主义转变为类似西方专制主义的政体，继而接受了民主制度；从一个世界秩序转到另一个世界秩序（先是西方，然后是亚洲，最后是全球秩序）。因此，尽管目前的日本经济仍存在发展上的瓶颈，但是在日本寻求“国家正常化”的大背景下，完全可以创造另一个奇迹，从而为军事和外交服务。
日本现任天皇计划在2018年底退位，日本将在新天皇上任伊始执行新的年号，安倍在演说中称关于天皇退位问题，日本政府的专家会议计划在1月23日公布作为中期报告的汇总结果，日本各政党将在此基础上进行党内讨论，就退位方式和法律形式提出汇总意见。1月19日，日本众参两院召开联合会议，计划完善天皇退位的相关法律。鉴于日本《宪法》规定天皇的地位“基于国民总体意愿”，因此日本政府提前准备展开广泛磋商以达成意见的一致，减小因天皇退位对国家政治、外交及国民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天皇明仁计划将于2018年底退位，皇太子德仁会在2019年元旦即位成为新天皇，同时更换新年号。日本政府计划提出天皇退位的特例法案，并寻求国会的通过。该特例法案将明确写入天皇退位的具体日期由政府内阁会议决定，并以“政令”的方式予以发布。
2016年7月13日，日本NHK电视台播出了一则撼动全日本的消息，日本明仁天皇对掌管皇室的宫内厅相关人士透露，有意生前就把皇让与皇太子，也就是所谓的“生前退位”，而且他希望是在数年内让位。
2016年8月8日下午，日本明仁天皇正式宣布退位意愿，日本共同社发布了其“作为象征天皇关于公务的想法”视频讲话全文，天皇明仁将成为近代明治天皇以来首例“生前退位”的天皇。在讲话中，明仁天皇声称“健康和年龄”原因促使其萌生了提前推位的想法。但是，日本NHK电视台为什么会选择在参议院选举结束，国会两院支持修宪的议员超过2/3，满足修宪条件的这个时间点，特意报道天皇向周围人吐露有意退位的消息呢？这一点颇耐人寻味。
现在的日本天皇童年经历过二战，对战争深恶痛绝，在很多次讲话中都明确表达过对现行日本和平宪法的支持，是坚决反对修宪的。因此，现任天皇的“提前退位”，极有可能是受到某种压力，是安倍政府计划为修宪扫清最后一道障碍。
作为典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尤其是经过二战后的全面改造以来，日本天皇基本上已沦为“吉祥物”的角色。但即便如此，作为国家元首的天皇也有着诸多必须履行的公务，堪称日理万机。同时，日本《宪法》第4条规定天皇“不享有与国政相关的权能”，难以作出政治言行。但天皇在民间还有很高的影响力，其言论和看法经常可以左右政局。
明仁天皇于1989年继承皇位，同年1月8日，日本年号由昭和改为平成，2017年是平成29年。
明仁天皇曾出访多个亚洲国家。期间他多次提到了以他父亲名义发起的战争属于军国主义侵略行为。1992年，明仁天皇成为首位正式访问中国的日本天皇，并承认日本帝国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
根据现行的《皇室典范》，只有在天皇去世时，作为皇位第一继承人的皇族才能即位，不允许天皇生前退位。因此，日本需要修改相关法律，而这却有相当难度！由于日本宪法第二条规定“皇位为世袭。皇位继承遵循国会通过的皇室典范规定”，所以修改《皇室典范》就意味着修改宪法。
因此，日本政界的真实意图就显露无遗了，这是安倍政府意图通过修改《皇室典范》来为修宪清障。一方面，既然天皇退位可以修改宪法，那我其他方面自然也可以修改；另一方面，明仁天皇在多个场合表达出的反战与遵宪观点，与安倍一派的政治立场向左，所以安倍想通过逼迫天皇退位，换上性格温和，没有经历过战争，相对不会“添乱”的皇太子德仁。
根据《皇室典范》，日本天皇只能由男性担任。现任天皇有两个儿子，长子皇太子德仁、次子秋筱宫文仁，孙辈中则只有一个男孩，文仁之子悠仁。如果德仁顺利继位，则其弟文仁和今年10岁的悠仁将成为第一、二皇位继承人，悠仁显然将成为未来天皇。与过去的皇族子弟不同，悠仁并没有进入贵族专用的学习院，而是进入了御茶水女子大学附小，与普通孩子一起上学。
此外，在日本现行《宪法》下，并未出现过天皇生前退位的事例。关于退位后的身份、称呼、活动范围如何规定也成为日本政府专家会议(主席为经团连名誉会长今井敬)的讨论焦点之一。原因是日本历史上出现过天皇在退位后作为上皇仍手握权力，并带来诸多弊端的情况。
2016年11月，讨论相关问题的日本专家会议在听取专家意见时，相继有人提出，对退位后的天皇称呼最好是“太上天皇”或“上皇”。据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很有可能采用日本民众更为熟悉的“上皇”这一略称。日常生活所需费用将从皇室预算中支出。
关于日本天皇退位后的活动方式，专家们的意见不一。有意见称，活动情况应由其自身酌情判断，但也有意见认为应减少活动，以防给人以皇室权威被一分为二的印象。伴随退位的仪式和之后的居住场所的问题，日本政府将在与朝野各党磋商的同时一并推进讨论。
按照日本《年号法》，如果天皇退位，年号也应改变。根据日本政府的年号选定手续，届时日本首相需选择“很有见识”的数名学者，由他们提出2至5个新年号备选方案。新年号固定为两个字，应易读且从未用作年号。在经过与参众两院议长商量后，由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新年号。
明仁天皇在发表退位演说时曾言：“我一直深认为应将祈愿国民的安宁和幸福放在首位”。但是在当前安倍政府的折腾下，日本国民真的会有“安宁和幸福”吗？恐怕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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