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愿相信制度也不要相信人性
作者｜刘亚伟
来源｜亚伟说
这几年，好几个上世纪80年代的好友、同学，或曾经相熟的同事，在反贪中锒铛入狱。乍一听到某个朋友进去了的消息，总是感到吃惊，在我的记忆里，怎么也无法把他们与腐败分子联系起来。
能曾经与我气味相投的人，大都谦和有礼，爱读书有思想，肯做事，有正义感，他们怎么可能成为贪污犯呢？
换位思考，如果当年我不选择从第三梯队退出，几乎肯定我也会是这个贪腐队伍里的一员。罪犯不仅仅会是他们，也极有可能是我本人，这种联想让我悚然心惊！
1971年一个夏日周末的上午，在斯坦福校园社区，共有9名大学生被收押逮捕。在监狱迎接他们的，是由另外15名大学生充任的狱警。“狱警”们在监狱所里拥有的绝对权利。
这是42年前发生在斯坦福大学里的一场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实验监狱设在斯坦福大学心理系所在的乔登大楼地下室，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著名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创意和主持。
42年前的那次实验，有上百名大学生看到报纸广告前来应征，他们接受了多项心理学测试和深度面谈，其中24名志愿者被最后选中，测试结果显示他们都是守法的、情绪稳定的、身体健康的正常普通人，心理的各个向度都在平均值附近，普遍代表着中产阶级家庭里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
研究人员把这些选出来的志愿者随机分成两组，让他们在真实的监狱场景里扮演狱警和囚犯角色。在实验前，这两组普通大学生没有系统性的差异，但在实验中他们不再一样，9名“囚犯”将终日呆在监狱里，15名“狱卒”则三班倒。
实验结束42年后，津巴多在《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一书中，将这个研究的完整故事写了出来，使我们有机会了解其中更多细节。
实验开始时，狱警们要求所有囚犯完全遵守由他们指定的许多规则，比如休息时间必须保持安静、囚犯之间只能用识别号码称呼彼此、犯人必须称呼狱警是“狱警先生”等等。
如果违反的话，就会失去包括阅读、写信、与其中囚犯说话等在内的某些权利。随着实验的进行，只要有一点点反抗，囚犯就会被剥夺进食、睡眠、清洗等权利。
虽然狱警们被事先告知监狱里不能出现体罚，但狱警们还是想出了许多“不触犯规则”的手段来惩罚那些不听话的囚犯：数小时内不停地做俯卧撑、跳跃或是报数，徒手清洗厕所，在囚犯做俯卧撑时坐在他们身上，将囚犯长时间赤裸着单独监禁，甚至对囚犯进行侮辱人格的性羞辱。
一个人为什么会做坏事，会害别人？如果把一个好人放进一个坏地方，这个人究竟是能够战胜环境，还是让环境影响他？通常的看法是，这取决于一个人的内在禀性：遗传基因、性格特质和道德修养，以及从小所接受的教育。
可在这项后来被称作斯坦福监狱实验的著名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津巴多教授得出一个大相径庭的结论：在某种强大的社会情境中，人的本性会出现戏剧性变化。
津巴多总结了平凡的好人堕落为恶魔的七个社会化过程：“无意识是第一小步，对他者的非人化对待，对自身的去个人化，个人责任的分散化，对权威的盲从，对群体准则不经批判思考的服从，以不作为和冷漠的形式被动容忍邪恶。”
把斯坦福试验放置于中国社会的环境下，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城管总是出事、为什么孙志刚在收容所中会惨死、为什么会有匪夷所思的躲猫猫事件。是系统赋予的权力角色诱使权力的拥有者从正常人演变成一个个不可理喻的恶的化身。
通过这个实验，人们看到，当情境力量加诸于一个人时，好人会突然变身成狱卒般邪恶的加害者，或如囚犯般病态的消极被害者。那些扮演狱警的学生，在原来的生活中本来是些反对暴力的好孩子，但在监狱中却富有攻击性，甚至暴虐成性。
而那些扮演囚犯的学生，原来心理都非常稳定，可是在这所监狱里没过多久，就出现了不正常行为：他们被动地屈从于命运，面对不公对待听之任之。
津巴多写道：模拟监狱情境的力量，在狱警和囚犯心中，都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现实，一个功能完备的真实监狱。由于这一情境太有力，太具破坏性，研究者不得不在模拟监狱刚刚开始六天，就中止了这项本该实施两周的实验。
这个实验启发我们捐弃“善良自我”能够打倒“恶劣情境”的简单化观念，使人们意识到，在善恶之间，并没有一道穿不透的藩篱。邪恶不仅仅会是“他们”，也可能会是“我们”。
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本性的好坏也是随时而变的，只有在明晰了名分之下的责权利，再有一套组织制度去监督，这样才能人尽其能，才会有一个和谐的环境。这也验证了那句：好的制度让坏人变好，而一个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变坏。
因此，追求我们想要的幸福生活，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只靠道德说教和个人良知是不够的，还必须努力改善我们所处社会的制度环境。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其实就是对人性的最好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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