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高层：可以考虑研究“迁都”问题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7年年会”于2017年2月15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权、动力、质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出席并发言。她指出，可以考虑研究中国的迁都问题，这可以造成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机会，也可以化解产能，解决城市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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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演讲实录

我谈三点想法。第一点，我觉得要做三件事情，如果这三件事情真做了的话，中国经济的中长期稳定增长是可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这个很多专家都已经提到了。土地制度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流转，最近这两年都在力推两权抵押的贷款。这件事情我非常不看好，我觉得这个决策者如果把自己作为银行换位思考一下，作为银行家，你会要一个不能流转的，不能变现的抵押品吗？

在有一个会上我曾经和农业部的一位专家有过争论，他说我们做试点，在某个省做的非常好。我说好，我到那个省调研，我跟着去了那个省，结果发现两权抵押，所有的那个试点县里面，所有的镇都有土地资产管理公司，最后兜底的是土地资产管理公司兜底，还是靠的政府信用。农村土地如果不能真正流转，宅基地也好，经营权也好，不能出村，这件事情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现在农村制度改革，像挤牙膏一点，一点一点在后退，为什么不能有一点勇气做一点大的调整？这种挤牙膏的后退，造成了巨大的耗利空间。曾经有一个企业家跟我说过，他在河南一下子包了四万亩地，他自己不能种，最后转包给农民，让农民付出一定的抵押金，最终的结果就是空手套白狼，因为他没有太多的基础设施投入。

农村土地流转，其实真正政府要做的事情，他是要做好两件事情，一个是土地用途管理，用途管理如果强化的话，十八亿亩红线这个问题应该不会成为大的问题。第二农民怎么加入社保，解决农村的养老问题，真正解决了，农民没有后顾之忧。如果把农村土地放开，可以吸引巨量的资本。

第二个就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国有的金融机构改革，第二个是金融机构客户的国有企业的改革。现在中国金融机构相当部分不是市场化的，行政控制力量还是非常强的。这里面几个问题，第一个公司治理，简单的说，我觉得是非常不规范的。五家民营银行我们去调研的时候，银监局的同志说去旁听他们的董事会，保监会也是一样，去旁听保险公司的董事会。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边界仍然是不清楚的，我们的商业性银行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业务，而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做商业性金融。

第三点限薪，高管限薪是非常不市场化的。第四个是市场约束，我们既没有机构的退出机制，也没有人员的退出机制。现在杨行长非常清楚，银行要想辞退一个员工，可能是比较困难的。

最后一句话，估计在场90%以上的人都会不同意，可以考虑研究中国的迁都问题，可以造成大量的度固定资产投资机会，也可以化解产能，也可以解决城市病问题。

2、南阳：专家分析中国迁都南阳，是正确的选择、惟一的选择

中国迁都南阳的可行性分析

作者：秦法展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著名问题学家)

首都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国家最高权力和最高首脑所在地，在国家政治经济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从18世纪末到2007年底，全世界已有61个国家实施了迁都，占现有国家总数的近三分之一。按国家面积和人口计算，分别占五大洲面积总和的71%与人口总和的74%。特别是近10多年来，世界上已有20多个国家先后迁都，目前还有10余个国家正在考虑迁都，可以说当今世界正在涌起一股新的迁都潮。

我国的北京自明朝1402年迁都北平至今已经600余年，新中国建都北京也已近一个甲子，如今的北京从一个古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都市，成为中国的代名词，成为中国人乃至世界华人华侨的骄傲。

然而，作为首都的北京现在也面临着日益加剧的人口膨胀、资源匮乏、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我们认为，按照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性社会的要求，北京作为一个大国的政治首都已经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将国家政治首都迁出北京已经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一、当代中国迁都的大讨论

对于北京迁都，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清朝末年的“戊戌六君子”、主张变法的领头人物康有为就已经提出了迁都的设想。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六君子，为了摆脱慈禧太后等顽固势力的控制，想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计划，建议将都城由北京迁往上海，以此来推动变法，实现其变革的理想。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上书的《密折》中说，北京暮气太重，新东西根本无法生存，而上海是一个新兴的、充满活力的城市，只有迁都上海，才能使变法得以推进。对于康有为这个大胆的建议，光绪皇帝思虑再三，做出批示：“上皆然之。”

那么，如何实施迁都呢？康有为的设想是：由光绪皇帝率领主张变法的文人，以“行性”之名移驾上海后，突然对外宣布，清廷将国都由北京移至上海。康有为认为，皇帝是一国之君，只要皇帝到了上海，上海就是大清朝的首都，他们就可以在新都推行变法，施行新政了。现在看来，康有为这些举子们实在是太天真浪漫，不切实际。尽管这次迁都的计划根本不可能施行，但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北京迁都的，康有为是第一人。

时光荏苒，北京就这么伴随着中国大局的不断动荡，在外敌入侵、政坛变幻中风雨飘摇了近半个世纪，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又成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经过数十年的建设，特别是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北京已经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但是，随着北京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和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其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日益显现，作为一个大国首都的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980年初，学者汪平先生上书，提出了将首都迁出北京的问题，从此，北京迁都的序幕拉开，呼声不绝于耳。1986年，学者又提出北京面临迁都的威胁，一度引起极大的震动。特别是2000年春发生罕见的特大沙尘暴后，又引发了新一轮迁都舆论潮。诸多专家学者纷纷建议迁都，中央电视台也推波助澜，一时间，有关迁都话题如火如荼，步步升级。与此同时，有关迁都的问题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面对北京日益恶化的环境，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河北考察时曾说，如果风沙问题无法彻底解决，就只能考虑迁都了。

在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中，也有人提出迁都西安，以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真正转型。2004年1月，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出台以后，在全国上下再一次掀起了有关北京的未来和首都迁移或定位的大讨论。原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出席北京市政协举办的“城市建设与管理座谈会”上说，目前本届政府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北京的城市建设与管理。他说：“北京现在是越管问题越多，但是越多更越要管。”

2006年3月，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479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要求将首都迁出北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胡世详说，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已经将近一个甲子，而目前北京周边环境恶化严重，沙尘暴频繁袭击已经向人们敲响了警钟。北京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达到极限，因而,将首都迁出北京，不仅可以极大地缓解北京的压力，而且可以带动新首都周边的经济快速发展，符合科学发展观。

九届人大代表、湖北省副省长吴端木说，首都迁出北京后，将有郑州、西安、洛阳、开封等地可供选择。据专家分析，西安的自然条件也并不十分乐观，而洛阳、开封基础设施较差，因而将首都迁往郑州将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河南省省委书记徐光春说，目前河南的经济在全国比较落后，把首都迁往河南将极大地带动河南的经济发展，提供大批工作机会，从而解决很多社会问题。河南地处中原，郑州交通便利，作为首都将很方便对全国的管理。他说，如果首都迁往郑州，那么河南省省会将考虑重新迁往开封。

诸多专家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说：为了提高首都政治中心建筑环境的改善，应在一定时期、条件允许时，考虑建设新行政区的可能。2006年4月17日，胡星斗在其“中国问题学”网站上发表文章，提出了迁都的基本设想，2006年5月9日，胡星斗上书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建议分都、迁都和修改-宪-法，提出把政治首都迁往更加适宜与安全的地方如河南南阳等地，该文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2007年11月，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上撰文说，元明清选择北京，主要基于大一统政权奉行“塞北本位”的利益需要，尤其是明成祖迁都北京，目的是“天子守边”，巩固江山。1949年新中国定都北京，有接近当时的友好邻国前苏联之意。时至今日，依靠现代通讯和交通工具，中国已无须“天子守边”。自鸦片战争以来，东方已经逐步取代北方成为对华最大军事威胁的方向。梅新育指出，近年北京的发展，碰到水资源短缺、人口膨胀、空气污染等难题，还受到北方荒漠化的威胁。北京地处缺水地区，一座近2000万人口的巨型城市，水资源已“超负荷”。

南水北调、搬迁首钢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可能给南方及周边省份带来压力。另外，不断膨胀的人口和产业，对北京的生活品质带来挑战。环境污染、房价居高不下也随之而来。从长远来看，迁都有助于化解上述问题。就中短期而言，国内外对奥运之后的中国经济前景仍然看好，迁都有助于提供新的经济题材。

从上可见，迁都问题已经引起中央和社会各阶层的高度关注和重视，迁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人民的共识。我们认为，迁都势在必行，只是需要选择恰当的时间和时机的问题。

为了实现南迁的计划，孝文帝精心制定了一个策略：假借南征之名，行迁都之实。事情果然如此，当孝文帝提出南征时，以任城王拓跋澄为首的文武百官纷纷起来反对，一时使南征之事搁浅。为了实现南征迁都的愿望，孝文帝首先将拓跋澄召见入宫，推心置腹，言明利弊，最终取得了拓跋澄的支持。公元493年7月，孝文帝率群臣及步骑20万兵发平城，宣称南征。九月，大军到达洛阳，阴雨连绵，北方人都为气候的不适应所困。

孝文帝暗喜，命令全军骑马出洛南征，此时群臣都叩头谏言要求停止进军。这时孝文帝才亮出了自己的底牌说：“如果你们都拒绝南征，我们就迁都到这里，你们认为怎么样？”于是，群臣都面面相觑，只好都同意迁都洛阳停止南征。

孝文帝的足智多谋，终于实现了他迁都洛阳的愿望。孝文帝迁都洛阳，不仅为当时的北魏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中国迁都势在必行

从古今中外建都和迁都的历史看，迁都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从中国古代迁都的路线图看，古代文明呈现出自西向东交替，由南向北拉锯式发展的态势：这条路线图从西北黄土高原出发，由长安到洛阳，直到临淄海边；再从洛阳到长安，又从长安到洛阳再到开封；然后南下，从开封到杭州、又从杭州到北京，从北京到南京再到北京，呈大十字状的路线演进过程，正是这样一条路线图，推动着中国历史向前发展。

1949年，毛泽东决定定都北京，学者汤爱民先生曾作出这样的概括：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中国革命战争决定性阶段的胜利都是在北方取得的，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从国际安全上看，苏联、蒙古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成为可靠的邻居；北京独特的地理与人文特色也适宜于担当一个草创时期的大国都城角色。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北京从一个古老而落后的古都，已经建设成为一个国际化、现代化的大都市，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定都北京的成本太高了。在硬件建设上，国家财政仅“九五”、“十五”期间就投资1200多亿元用于改善道路交通环境。这么多的投资，不但没有缓解北京交通拥挤的状况，而且堵车情况越来越严重，有人形容北京为“首堵”，有时开着汽车还没有骑自行车甚至步行走得快；北京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人类赖以生存的水资源，成为制约北京发展的痛处。为缓解北京水资源危机，国家不惜投资数千亿元兴建南水北调工程。

北京污染严重，沙尘暴频发。为了改善首都水资源和环境日益恶化的状况，中央政府投巨资对首都钢厂实施大搬迁；为使北京人能够看见蓝天白云，国家投资600多亿元，推行新蓝天建设工程；北京城市功能的过分集中，偌大的北京不仅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金融中心和科技中心以及重要的交通枢纽，而且还有一大批国家大型工业企业。诸多中心集北京于一身，使北京不堪重负，造成了整个城市功能紊乱；北京城市膨胀迅速，汽车保有量已经突破300万辆，大量的车辆涌入城市中心，不仅造成道路拥堵越来越严重，而且造成大量污水和尾汽排放，环境和空气污染直接危害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与工作。

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在一次大会上呼吁：“快治理治理空气吧，让我们这些老头子再多活几年!”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资料称，1999年北京的空气污染程度位列全球第三，是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有人形象地说，生活在北京，相当于每人每天被动地吸两包烟。

北京人口快速增长，2007年底常住人口已达1633万人，加上300万非常住和流动人口，已经突破专家提出的1800万人警戒线，而且每年还以净增20万人口的速度在发展，人口密度已经远远超过世界大都市美国的纽约、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等；北京未开发的土地资源稀缺，仅占全市总面积不足4%，人均耕地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工业发展空间很小；北京的城市建设象“摊大饼”，饼越摊越大，环线越来越多，圈越绕越多，陷入了一个怪圈。

结果是钱没少花，路没少修，工没少投，却把个大北京活活地给捆住了，而且越捆越紧，已经到了窒息的边缘；北京的古建筑不断遭到“建设性的破坏”，最能代表东方文化特点的城墙、护城河、胡同、四合院等被大规模吞噬。

北京地处东西向燕山褶皱带和北东向的华北平原沉降带，有37条活动断裂构成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新生代断陷盆地，是河北及京津地区7级以上强震发生的主要地区，有史料记载的已发生的破坏性地震达52次。

北京偏离国家地理中心，离海岸太近，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侵略者从海上登陆，炮弹瞬间就打到了北京城，导致了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出逃的悲剧发生。

尽管新中国在特殊的时间、特定的环境下定都北京，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如今北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由盛到衰的过程。现在的北京犹如一头老牛拉着一架航天飞机，使它不堪重负，力不从心。特别是北京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中央集权控制着诸多资源且面临着诸多甚至是不可抗力的问题时，一个大国首都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和地位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现在，中央政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性社会的要求。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从国家首都和国家利益、前途，国人对首都的期望以及首都应扮演的角色出发，综合分析北京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打造一个全新的政治首都，不仅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它可以彻底改善目前北京的困境，解决日益突出的人口资源环境等诸多问题，同时，它也是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三、迁都中原，正确抉择

近些年来，中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态势是：地区之间差距越来越大，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在加剧。国家如果再不重视解决地区不平衡的话，其后果将是严重的。

现在东部地带以占全国13.4%的面积、41.15%的人口，占有超过60%的GDP，而西部则以23.11%的人口、56.9%的面积占有14%的GDP，而且北方和南方在社会经济领域出现的差距近年也有拉大的趋势。尽管中央政府千方百计致力于缩小这种差异，并在2000年和2004年启动了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但从自然地理环境、区位、历史惯性、经济基础和体制上看，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在相当长时期内难以赶上东部快速发展的步伐。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国家掌控能力的下降和中央政府掌握财力和要素资源的减少，单纯依靠战略西移也越来越困难。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另辟蹊径，设想在中部与西部、南方和北方联接处的枢纽地区建设新都，培育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政策拉力”，以此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生产力分布严重失衡的状况，推动全国范围内人口、资源、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重组，实现全国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

自从盘古开天、女娲抟土造人，在我国历史上，中原是古老文明的发祥地，是轩辕黄帝的故里，是华夏民族之源，是中国文化之根，是问鼎逐鹿的关键所在。河南位于中国九州中心的豫州，又有“中州”、“中原”之称。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王朝和都城建在中原河南。

可以说，中原这片神奇的土地，一直都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活动中心，从公元前21世纪中国最早的夏王朝，到集权社会鼎盛时期的北宋王朝，先后有20多个朝代、200多个帝王建都或迁都于中原。郑州、安阳、洛阳、濮阳、商丘、南阳等都曾是国家经济和政治的中心，自古就有“不主中原焉称天下”之说。可见，中原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迁都中原，是历史的回归、时代的要求、民心之所向、现实之选择。河南，将是中国下一轮发展的热点地区。

河南位于中国中东部、黄河中下游，东接安徽、山东，北界河北、山西，西接陕西，南临湖北，呈现望北向南、承东启西之势。全省总面积16.7万平方公里，人口9800万，是中国第一人口、粮食大省，有中国粮仓、国人厨房之称。其粮食产量在全国占十分之一，自古以来就有“中原足天下稳“之说。

河南属暖温带-亚热带、湿润-半湿润季风气候。夏季炎热雨量丰沛，秋季晴和日照充足。横跨黄河、淮河、海河、长江四大水系，水资源总量413亿立方米。河南交通便利，连云港一荷兰鹿特丹铁路欧亚大陆桥横穿河南东西，是全省对外开放的陆上通道。京广线、京九线和焦柳线纵贯南北，国家四纵有两纵过境（京珠、大深高速），连霍高速纵横交错，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4500多公里，全国第一，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河南不仅是我国的农业大省，也是经济大省和文化大省，经济总量居全国第五，地下文物全国第一。河南是中国的缩影，了解了河南也就了解了中国，解读了河南也就解读了中国。

中原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与西安古都有秦岭一山之隔，与汉水谷地及秦巴山区紧密联为一体，可成为首都的纵深地带，在战略上十分有利于国家安全。中原地处国家的地理中心，正处于全国南方和北方、东部和西部两条分界线的结合点，也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以及北方普通话区和南方各方言区的大致分界线。迁都于此，可将全国分成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四大区域，直接地处于中央政府的辐射掌控之下，对于国家的团结和统一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河南南阳附近及南阳襄樊盆地是建立新都的最佳选择。南阳襄樊盆地的特点是：它既是中国的地理中心，几乎处于中国南北分界线、东西中间线、长江黄河分水岭的位置，具有地利优势，同时它又是中华文化的起源地、中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它拥有平原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汉水），远离大海，具有易守难攻的特点和极其重要的军事价值。它的西边是秦岭、大巴山，是崇山峻岭与华北平原的结合部，若挖深洞，恐怕连原子弹也难以对之进行有效的打击；它的北面是秦巴山区余脉，有崤山、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等，东北面有桐柏山、大洪山、大别山，南面是汉水，中部有白河、唐河；在三面环山中又有一些缺口，如方城、泌阳、随阳、宜城，使得该地交通方便。

南阳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早在五六十万年前，南召猿人生活于此，春秋战国时为全国八大都会之一，是商周时期的申吕国之都。秦始皇统一天下时将全国分为36郡，南阳郡为其一。西汉时，南阳由于水陆交通和农业发达，形成了南船北马、生意兴隆的全国五大都市之一。西汉末年，刘秀起兵南阳，建立了东汉政权，定都洛阳，南阳为陪都，成为当时全国第二大城市。南阳还是国务院首批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南阳襄樊盆地及河南湖北交界处是中原文化、楚文化的发源地，少林寺、武当山、三国古战场、古隆中等处于其中；它比邻陕西，地接西安、咸阳、兵马俑、华清池，背靠四川天府，坐拥河南、湖北粮仓及苏杭胜地等；它离庐山不远，可将庐山辟为国家领导人的度假会议区，取代北戴河的位置。

南阳襄樊盆地周围的自然风景更是多姿多彩，有神秘莫测的神农架，险峻陡峭的秦岭，湍流直下的汉水峡谷，烟波浩淼的丹江口水库，奇伟壮观的三峡。

南阳襄樊盆地的水量丰沛而不过多，年降水量在800~1000毫米。它处于汉水上游，水质好，无污染，汉水年径流量550亿立方米，是黄河、海河、渭河的6倍，足以解决数千万人的工业和生活用水。

南阳襄樊盆地气候宜人，处于暖温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长年温度在0~30度，冷热干湿适中。是中国的气候中心。秦岭挡住了北方的沙尘与冷空气，而大巴山则隔离了南方的炎热与潮湿，具有南北东西居中的特殊地位。南阳气候温和且雨量充沛，季风的进退与四季的替换明显，空气质量优良。年均气温14～16℃，1月均温1～3℃，7月均温27.5～28.5℃，年日照时数在1897-2120小时之间，年无霜期220-245天。

南阳境内江河湖泊遍布，森林覆盖广阔，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的丹江口水库就在此地，水资源清洁而且充足。南阳灾情很少，近几百年来，南阳没有发生大的洪涝灾害，也没有干旱缺水的年份。南阳恰好处在中央造山带的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的中心，地壳稳定，自公元前780年至今大于6级的地震只有两次，地震频率极低，震级也较小，对确保首都安全十分有利，是真正的、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

南阳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北接汝洛，南襟荆襄，西通武关，东连江淮，自古为四方交通之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京广铁路、京珠高速从东部经过，西安—南京铁路在南阳与焦枝铁路交汇；国道312线、207线、209线和省道豫01线、豫02线分别将全市覆盖，已经成为中部地区重要的铁路、高速公路双“十”字交汇的交通枢纽。南阳机场是华中地区重要民用机场之一，目前就可起降波音737等大型客机，已开辟直航北京、上海、广州等多条航线。2007年9月2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专机就降落在南阳机场。首都搬迁后，南阳机场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以扩建和升级改造，可作为新都机场使用。

南阳通信发达，乌鲁木齐—北海、西安—合肥国家骨干通信光缆在南阳交会。2006年3月21日，南阳电话号码在河南省率先升至8位。临近南阳的三峡水利枢纽和小浪底电站近水楼台，可以为新首都提供充足的电力资源；第二条西气东输管道过境南阳，这条从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引进的天然气管线，为市民提供了丰富清洁的能源。同时，第一条西气东输管线距南阳也近在咫尺，稍加改线就可引进南阳；再加上南阳油田本身的油气资源，可以说是三保险，绝无仅有。

南阳物华天宝，素有“中州粮仓”之称。南阳玉可与蓝田玉比美，宝天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国家级物种自然库。南阳的煤、石油等矿藏品种丰富，黄牛、双龙香菇等农特产品丰盛。

迁都于南阳附近，可以使全国二十多个省区，特别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与首都的距离大大缩短，全国近二分之一的大城市处于中央的直接辐射影响之下，这样可以大大增强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能力，强化最多数人民对于首都的归属感，进一步拉进不同文化、区域之间的距离，加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统一和团结。

我们设想的新都位置应在南阳市正南20—30公里处的新野县与东南部的唐河县和西南部的邓州市四地之间的一个十字空间地带，这里地处南襄盆地偏北中心位置，地理条件十分优越，南北有南阳和襄樊两中等城市为前后盾，两侧有信阳和十堰两市为双翼，四周300—500公里之内没有大城市。而且，北边的南阳，南面的襄阳，东面的枣阳，正是三阳开泰之地。在这里建设新都，不受大城市病的干扰，可排除诸多城市的竞争，平地起新城，对于规划、建设、施工等等都十分有利。此处建都，可以彻底解决目前北京作为首都在世人和国人心中的诸多困惑和难题，奠定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坚实基础。

总之，河南作为中国之中、文化之根，迁都中原及南阳是正确的选择、惟一的选择。

四、未来首都的基本设想

国家迁都，必须慎重、统筹考虑。首都，首先是一个城市，而且是一个国家、民族的重要城市，它不仅代表着国家的形象，也反映着民族的精神面貌。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建设新的国家政治首都呢？

（一）政治、安全第一。作为国都，首先有两个问题要优先考虑，这就是政治职能和国家安全。在这两者中政治第一、安全第二。

首都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政治因素，古今中外无不如此。殷迁都安阳小屯、秦迁都咸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明清迁都北京、国外如德国迁都柏林、巴西迁都巴西利亚、美国迁都华盛顿，无不都是出于政治因素。

其次是国家安全。安全对首都的要求十分重要，首都建设要考虑战略防御问题，必须具备防御的条件，这一点对我们的教训非常深刻。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出逃的惨剧，就是首都近代史上最大的败笔。

（二）位置十分重要。一个城市尤其是作为国都，对于地理位置的选择要十分谨慎。从古至今，国内国外，无不如此。

西周初年，周公营建洛邑时，就是看中了当地的山川形势。我国最早兴起的大城市丰镐、咸阳等，都是大河的两岸，具有平原开阔、水源丰富的特殊地势。再如原苏联解体之后，哈萨克斯坦宣布独立，阿拉木图作为过去原苏联的一个城市，不管是其地理位置，还是城市的发展，对于一个庞大的原苏联来说显得微不足道。然而，阿拉木图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哈国就认真掂量起了其位置的重要性。

主要是他们认为国都偏离国家中心，离中国太近，他们对正在崛起的强大的中国存有戒心。我国的南邻缅甸，之所以将首都从风景秀丽的海滨城市仰光迁都到北部600公里处密林深处的彬马那，主要原因是缅甸政府为了防御美国可能干预缅甸政权的战略考虑。从上不难看出，国都地理位置的选择都非常重要。

（三）秉承传统文化。现在的首都北京和古都西安都以建都时间最长、文物古迹最多而取胜，城市在中国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文化影响世界，文化传承未来。中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发源地、轩辕黄帝的诞生地，可以说，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就在中原，“一国三都制”的起源也在中原。

（四）控制首都规模，解决定位问题。从目前世界新建的首都来看，都把建设中小城市作为国家首都的基本方略。

我国同样应当选择一个最佳地理位置，把建设一个以行政职能为主的中等规模的政治首都，作为新都的选择方向。参照巴基斯坦、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首都建设的做法，借鉴我国东汉和南非建都经验，发扬其不张扬，不奢侈地建设国都的理念，对我国实施迁都，具有很好地参考和借鉴作用。未来的中国首都应当是环境优美、节俭务实、小而又小、精益求精、反映民族文化特色、体现小政府大服务初衷、集现代化资源为一体、具有亲和力的中小城市。

这里没有高楼大厦，没有高耸的烟囱，听不到轰轰隆隆的机器声响，没有灯红酒绿，没有五星级的大酒店，没有热血沸腾的大学校园，大街上几乎看不到警察和频繁呼叫的警车。这里只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中心和国际交流场所，只有权威性强、效率最高的国家办事机构，只有奉公守法、办事勤快、公正廉洁的公职人员，她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全新的、开放的、远离腐败和淫秽场所的都市。

（五）“一国三都”的基本构想。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占世界人口的近四分之一，面积比整个欧洲还大，人口比整个欧洲还多。

首都的功能非常复杂，管理这么大的面积和这么多的人口，责任也太大，负担也太重。参照我国东汉将西京长安定为文化首都、南阳为经济首都、东京洛阳为行政首都和南非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鼎立的三都制的构想，建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一国三都”制度是必然的历史的选择。

人大、政协以及有行政职能的部门、外事机构等迁入新都。主要职能：政治领导、国家管理、经济决策、政治协商、立法、司法、执法和国家安全、外事管理等。

将国家经济主管部门和金融办事机构迁往上海，将上海作为国家经济首都。主要职能是：经济管理、内外贸易、保险证券金融以及相关的经济管理等。

定北京为文化科技首都。文化、科技、旅游、体育等国家主管部门和相关的群团组织、研究单位、中介组织、与北方地区联系紧密的国家开发公司如中石油等、国家演出团体、出版社等留京。

实行“一国三都”的优势在于：

首先，政治首都迁出北京，有利于政府再造。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要求“小政府”、“适度政府”、“有效政府”与之相匹配，“一国三都”可分解首都的职能，确立规模比较小的政治首都。

其次，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新建一个小型的政治首都，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与特大经济型城市相分离，还有助于建立政治与经济分开的现代国家体制，有助于铲除政经结盟、权钱结合的腐败现象；有助于从文化上、心理上摆脱几千年帝王文化、专制政治的阴影，促进中国进一步走向民主法治。

其三，有利于京津冀地区的资源配置。政治首都迁出北京后，由于不再具有行政资源的优势，北京会逐渐缩小城市规模，最终使北京与其资源环境相匹配。

其四，在战略上使得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更加安全。将首都建在国家腹地，有助于防范来自海上的进攻。

其五，便于国家管理和城市发展。三角鼎力的首都架构，有助于国家对政治经济文化的管理，有助于调动各区域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助于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同时，也有助于保护北京的文化遗产，促进科技教育的发展。

北京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近60年的发展和建设，她已成为中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最集中的城市，作为未来中国的文化首都是最合适不过了。同时，保留北京直辖市的特殊地位，重点发展文化、教育、科技、旅游、体育等环境友好型事业，未来的北京将转型成为花园城市、书香城市。

随着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转移，北京的人口也会大量分流，留下的也能静下心来做学问、研究科技，北京只剩下历史名城、大学城、科技中心、体育中心的头衔，城市将由一大批专业素质高的人群形成浓厚的人文气息，使得北京更适合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城市。政治首都迁出北京之后，可以使北京的旅游资源最大化，原国家领导人的居住地和办公场所，现中央领导办公的地方等，以及整个中南海都可以开辟成很好的旅游景点，全面拉动和提升北京的旅游资源，增加大量的旅游收入。

（六）新都的设计理念。风格上是中国最传统的，设施上是世界最先进的。形式上古为今用，内容上洋为中用，古今中外结合，推陈出新。

1、建筑风格应当简洁明快。首都建筑要简单、适用、透明，真正体现民本、高效、廉政、透明的特点。

2、突出中华传统文化特色。整个城市按八卦图设计，广场中心铸立伏羲、炎帝、黄帝、孔子、墨子、老子等中华先贤的巨幅雕像长廊。

3、突出节约的原则。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节约办一切事情。新都没有摩天大楼和所谓的地标建筑，只有用现代化设施装备的中低层楼房；以树木、草坪绿地为主，不搞硬化的大型广场。

4、体现便捷、共享的国际惯例。按照工作的联系程度、有利于工作衔接的要求，所有的办公场所就近安排，资源共享。

5、新都不再设高等院校，只有国家行政学院，主要职能是培训国家高级干部和公务员，严禁地方政府设立驻京办事处。

6、严格实行官邸制。副司长以上的领导一律住国家公寓。在任期间住国家的房子，按规定交房租和相关费用，卸任后搬出官邸，国家给予一定的补贴，自由选择居住的地方。

7、充分体现高科技。新都呈放射线状，由中心原点向周围辐射，最大限度地减少车辆的堵塞。整个首都看不到着装的警察，街面上全部安装电子眼，一旦有情况发生，确保警察能够迅速赶到现场处理问题。

8、净化政治首都环境。新都没有五星级酒店，找不到大吃大喝的场所；没有灯红酒绿、卖淫嫖娼赌博的场地。形成一种为官一尘不染、风清气正的氛围，构建一个严肃、高效、公正、廉洁的办公环境。为官就要耐得住寂寞，舍得付出，必须正直无私，有奉献精神。

（七）新都的建设规模。按照国家鼓励发展中小城市和节俭办一切事情的要求，体现小政府、大服务的理念，新都的规模以中小城市为宜。严格控制城市建设规模，只建办公场所和公务员住宅，不搞工业建设，少搞商业。

通过对部分国家迁都行动和计划的比较，我们认为未来中国的政治首都中心区的人口应控制在60万以内。目前，国家部委有29个，加上中直机关、军队和工青妇等组织，总共不超过50个，而且在政府机构中还有一些经济和文化部门要搬迁上海和留在北京，因此，迁入新都的中央和政府机关、人大、政协、解放军三总部约40个，每个单位按2000人计算，也不过8万人，加上群团组织等，所需迁入新都的机关工作人员最多不过10万人，按照每人带家属3-5人计算，不超过50万人。再加上各国大使馆，最多不超过60万人。

（八）新都的搬迁费用。新都的建筑：1、办公场所建筑，包括中央和国家（包括人大、政协、军委）机关按40个，每部门办公楼40000平方米计算，约需160万平方米，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等可以合建办公楼，若再加上40万平面米，最多也不过200万平方米。每平方米办公用房造价按5000元计算，约需资金100亿元；2、公务员住宅建筑。

按照每个家庭120平方米的住房计算，住宅建筑面积约1200万平方米，每平方米按3000元计算，约需资金360亿元；3、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征用、道路等城市基础设施、飞机场（南阳飞机场）改造等支出按200亿计算。三项总计最多不过700亿元（以当地最高价格计算），仅仅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投资的三分之一。

关于迁都的费用来源，目前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掌控的需要搬迁的机关房产面积达1000万平方米，这些房子大都在北京的繁华位置、黄金地段，每平方米的价值至少在15000元以上，仅此一项，就可以回收资金1500多亿元。所以，搬迁费用国家不用投资一分钱，而且还会结余大量的资金。

退一步说，即使迁都的费用由国家财政拿，国力也是完全可以承受的。2007年，我国的财政收入达到5万亿元，高居世界第二。新都建设投资即使按1000亿计算，也仅为财政收入的2%。假如在2010年开工，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走强，这些投入就更是微不足道，而且我们有深圳和上海浦东建设的经验，根本不会对国民经济和政府财政造成多大的压力，也不会造成财政赤字和引发通货膨胀。

（九）新都的建设时间和迁都的时机。我们把都城建设的时间大约限定在5—7年，这个依据主要是参考巴西和哈萨克斯坦的建都时间确定的，巴西仅用了41个月就基本完成了迁都。我们把首都初期建设规模设定在60万人口，建筑面积按1400万平方米计算，如果像建设奥运会工程那样，诸多建筑公司一起上，用不了5年，新首都完全能够建成，2015年前搬进新都将成为可能。

实施新都的迁移时机：当奥运圣火熄灭之时，就是中国实施迁都的最佳时机。这是因为，北京作为千年古都在奥运会的圣火燃烧下已经达到了历史的峰巅，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首都迁出北京符合自然规律、经济规律，是一个圆满万全之策。

（十）新都的名称。有人指出，中国过去已经有了北京、南京、东京和西京，唯独没有“中京”。所以，新首都可以定名“中京”。在人们的心目中，“京”就代表着国家的首都，就是国家的行政指挥中心，就好像皇帝用“龙”一样。从字面意义理解，“中京”可谓一语双关，既表示位于中部、地理中心的首都，也代表中国的京都、首都，十分便于记忆和理解。

不过，我们认为，这些名字过于老套、陈旧、传统。一是没有从根本上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我国5000年的文明都始终被一个“京”字所困惑；二是没有真正体现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内涵；三是没有体现当今政府的执政理念等。所以，我们建议，未来新首都的名字，既要体现传统文化的内涵，又要面向未来，有一个能够影响世界的、被世界公认的文化名人或思想的名称。可以采用“孔子城”或者“墨子城”，或者遵循先贤倡导的“仁爱”、“兼爱”思想作为新首都的名字。

这样既真正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内涵，同时也体现了中央政府以人为本、仁爱兼爱、注重道德、情系民生的执政理念。孔子是世界公认的文化名人，墨子是平民思想家、民生思想家、和平主义领袖，如果以他们的名字命名，就像美国人以领袖华盛顿的名字命名那样，让人们永远怀念国家的先贤，充分表明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对于传统文化的自豪感。

总之，未来的政治首都应该是平地起新城，参照中国传统文化，借鉴世界最好的都城设计理念，本着继承传统文化、面向未来的思想开辟新都。新都的职能重点是政治中心，兼有部份交通中心、信息中心的功能，绝不搞所谓“国际化大都市”，使得泱泱大国的政治首都真正像一颗钻石那样小巧玲珑而且璀璨夺目，开放透明但不豪华奢侈，就像茫茫大海中的明灯、灿烂星空中的北斗，成为圣洁的光明的向导。

迁都，不仅是一项庞大、系统的工程，也是一个惠及子孙的美好事业，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举措。我们建议，中央政府必须痛下决心，坚定信心，尽快将之提上中央和全国人大的议事日程，加快立法步伐，尽早实施政治首都的迁移。在完成北京奥运会之后，即可全面推进迁都工程，用五到十年的时间，演绎完成一次现代迁都的伟大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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