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都清华北大了，为啥还惦记着北上广的学区房？文 | 黄蕙昭（澎湃新闻实习记者）来源：澎湃新闻父母的高学历本身，已经意味着下一代站在了起跑线的前端：藉由父母文化熏陶和知识经验的传承，他们往往具备更好的学习能力与知识素养。
如果高学历阶层都一并被社会欲望裹挟，不能获得某种超越性视角，不能多一点独立思考、选择和行动的能力，那书本与知识何用呢？对屏幕前的围观者而言，北京房价中“20万”“180万”仅仅是令人咋舌的、带有几分“魔幻”色彩的荒唐数字，但对身处北京奋力打拼的年轻人而言，这却正是他们不得不面对并承受的现实。
腾讯网总编李方一篇《最近有点为北京感到难过》，使公众的焦点落到这些青年人身上：怀抱着野心与梦想奋力投身大城市的人们，在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尖锐冲突时有何心境？作何抉择？城市生活压力、上升通道收紧、中产阶层焦虑等等话题在近年来并不新鲜，但李方在文中所忧虑的城市生态的整体恶化及其对年轻人生存意志和野心的侵蚀，仍如投水之石般在“北漂”群体中激起层层浪花。在这次热议里，相比起对未来房价上升趋势的数据把握，或对社会阶层流动性减缓的结构分析，更加触动公众情绪的，是身处其中的年轻人的个人自白：因其切身，所以更为痛切。
值得注意的是，涌现在公众号、豆瓣、知乎上大量离京或留京青年的自白让我们看到，这次讨论热潮中最积极的参与者与最关注的对象，往往是受过高等教育并拥有较高文化水平和技术能力的外省青年人才。
知乎“北京的房价是不是正在透支着北京年轻人的创造力和生活品质？”问题下近5万关注4千回复，其高票回答内不乏一流高校毕业生，IT、金融、科研与医疗从业人员。在常人眼中“精英”阶层在才能发挥的野心和安居乐业的基本需求间所面对的巨大矛盾，成为热议的焦点。
一名自称原中科院研究员的回答者谈到，倘若工资赶不上房价涨幅的失落尚且可以凭借对事业的热爱克服，孩子快到学龄的事实却如一记闷棍将人打回现实：学区制原则下，父母在此学区是否有房，是否在此落户，是否在此工作并有社保，直接决定了孩子入学的机会大小。眼见着薪水有限的情况下租房费用高昂而户口和子女上学问题尚不能解决，他最终做出了离开北京的决定：“我在北京能给我孩子提供的资源，尚不如我那个一辈子生活在八线小城镇的父亲当年给我提供的。”
事实上，高物价、高房价、高竞争性下青年人的普遍焦虑仅仅是故事的一面，即使当下的困窘和压力尚可忍受，真正让他们心灰意冷的，是极高居住成本和教育成本下未来发展前景的黯淡：如何维持乃至改善目前的生活水平，并让下一代享受对等的资源和福利？前景之黯淡与“精英”“知识分子”身份之光鲜间的强烈对比，更让人感慨唏嘘：北京还能不能留下心怀理想的优质人才？
但一片心酸与叹息的共鸣中也有质疑的声音。同样出身北大，就职于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杨早在专栏中以一句反问回应了上文中热传的中科院科研人员自白：有了北大清华海外高学历的父母，还要追求学区房做啥？
在他看来，与其将“买学区房”视为不言自明的前提并在在“买不买得起”上反复纠结，不如先反思学区房本身是否值得追求。杨早指出，名校的资源和优势固然吸引人，但孩子的未来发展有太多因素决定，这其间财富和学历，知识与成功，普遍化教育和个性化成长未必有必然联系。父母过于追捧学区房，甚至不惜改变自己的职业与人生方向，乃至牺牲一部分生活质量并承受更大生活压力，这种教育“投资”是否理性本就有待商榷。更重要的是，父母的高学历本身，已经意味着下一代站在了起跑线的前端：藉由父母文化熏陶和知识经验的传承，他们往往具备更好的学习能力与知识素养。在此基础上还一味追逐学区房，是否又显得过于急迫和不自信？最后，对学区房的过分热捧，恰恰反映了教育目标的单一和教育想象的贫瘠：抛却个体差异与自由发展的可能，似乎只有早日将孩子扔到竞争的环境中，耗尽所有资源让儿女读书、考试、工作与结婚才是“正道”。生活轨迹的固化让杨早忧虑：如果高学历阶层都一并被社会欲望裹挟，不能获得某种超越性视角，不能多一点独立思考、选择和行动的能力，那书本与知识何用呢？
跳出一篇篇自白中“学区房”这个频繁出现的关键词，针对当下青年人、尤其是精英阶层普遍焦虑的状况，专栏作家侯虹斌在《都想在一代人之内提升社会阶层，能不焦虑吗》表达了自己的审慎态度。她首先指出，“焦虑”本身并非坏事，这恰恰是大城市高竞争性与高流动性的体现，它意味着城市内仍是有活力，权力与关系的定位仍未板结，发展和上升的空间仍是存在的。但当这种“焦虑”成为一种话题性的社会现象，人人都充满朝不保夕之感时，它所反映的是一种更深层的社会心理：即青年人渴望在一代人间、甚至在十年二十年内迅速完成社会阶层上升乃至稳固的迫切要求。问题在于，依靠学历、智力和勤奋改善个人境遇固然不难，但期望在短时间内达成资源上质的飞跃，并让孩子同样享受一流的资源和福利，从来就并非易事。精英阶层的困境在“进不能，退不得”中体现——既难以为孩子支撑一流的教育资源，也不允许自己退回原来的社会层级；而“上升”的野心与随之而来的参照系的改变，使得他们更剧烈地遭受在分享这个城市丰厚却又有限的资源福利时所必然面对的冲突、挫败和艰辛：都想要更好的工作，更好的房子，更好的环境并给孩子更好的教育，他们曾确信的上升的通道，怎能顺顺当当地都走通？
但另一个事实是，对那些迫于生活压力离开北京的人来说，“离开”本身并不意味着困境的解脱，反而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孙旭阳在专栏中指出，尽管北京生活压力的增大不可否认，但京城平台化支撑与协作的力量对青年人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相比二三线城市，它确实拥有相对公平的职场环境，拥有更多就业机会和更优渥的资源。对那些在北京度过职业早期训练的人而言，离开北京，往往要面对“水土不服”的问题：首先是价值观的冲突，在北京高竞争度环境下养成的“职业成长靠技术/能力说话”的信念，往往难以迁就小地方缺乏透明度和规则公平性的企业文化；而小平台内人际关系的纠缠、权力秩序的固化，不仅会反噬青年人的技术自信，更无形中消磨了其能力增长的潜能。正如这篇文章题目所发问的：离开北京之后，你真能活得更好？外来者在北京那“进不能，退不得”的困境，不仅体现在纵向的社会层级上，也表现在横向的地方差异中。
客观地说，关于京城高房价的争议从未平息。但这次舆论如此关注诸如“清华、北大毕业生买不起房”一类的信息，不仅仅因为“清北出身”和“买不起房”间的戏剧性冲突：它暗示着，即使是最优质的教育，最勤奋的个人奋斗，也难以弥补以房价为表征的阶层差距和资源不均了。在反思精英阶层困境及其抉择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暗藏在这群青年人焦虑和挣扎背后更大范围的社会问题。近日，堪称“史上最严”的北京楼市调控政策出台，一系列限购措施和楼市收紧政策能否降温二手房市场乃至遏制房价增长？留待时间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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