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渔：商鞅变法揭示中国一条暗黑的执政逻辑
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
王晓渔，知名学者、文化批评家。
·· 提示：全文 1660 字，阅读时间约 2 分钟
关于商鞅，有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新政前，为了避免民众怀疑，商鞅在国都集市南门立一根三丈长木头，宣布只要有人能将木头搬到北门，就奖励十金。公众觉得奇怪，不敢有所行动，于是商鞅悬赏五十金。终于有一愣头青将木头搬至北门，商鞅兑现承诺，“以明不欺”，随后颁布法令。
针对这段“佳话”，1912年，就读于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的M同学，曾写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这是他现存的最早文稿。M开篇由“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感慨“国民之愚”和“执政者之煞费苦心”。随后，指出善法将会得到民众支持，不善之法将会得到民众抵制，“商鞅之法，良法也”，竟然民众“惮而不信”，再次感慨“执政者之具费苦心”和“国民之愚”。
60多年后，已经成为“伟大领袖”的M，再次盛赞法家。他的一生有很多跌宕起伏，但对法家的推崇一以贯之。M在作文里指出，商鞅是四千余年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的政策是“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这个观点至死不渝。
但是，商鞅徙木这段“佳话”，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商君书》云：“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重赏的根本目的，是让民众争先恐后的“献身”，这样国家才能“说不”，才能“不高兴”，达到“大国崛起”目标。重赏之下，法令本身是否合法，不再重要。法令制定是秘密进行的，民众没有权利参与讨论，更不存在“权为民所赋”的可能。法令颁布经过精密安排，先确立对商鞅的个人崇拜，再颁布法令。商鞅所立之信，与其说是公信，不如说是威信，甚至是迷信。
“变法之令”，在《商鞅徙木立信论》里得到高度评价，被称为“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但在《史记·商君列传》里，“令民为什五，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连坐、告密、抑商，中国文化中的黑暗传统，从商鞅变法开始，被“发扬光大”。
商鞅的法令是否“利国福民”呢？“利国”有案可循，“福民”无从说起。《商君书》有“弱民”一章，反复强调“民弱国强；民强国弱”，将之视为基本国策。故所有不利于“国强”的行为，都被视为“奸宄”，被严打。“人民之权利”等同为人民献身国家之权利。
而“务耕织”是重农的特征，常与“抑商”并列，“商”属于“奸宄”的一部分。通过市场谋生的商人阶层，往往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如果“富可敌国”，会对国家权威形成挑战，非但不予鼓励，还要严厉打击。“男耕女织”，使民众温饱得到解决，同时仅限于此，这样比较稳定。
因此，“国民之富力”，主要是指“国富”或者“国强”。“尚军功”是军事帝国的风格。更重要的是，这使得民众争相“献身”，以此改变出身，而贵族阶层地位因此下降，无法挑战国家权威。“孥贫怠以绝消耗”，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进行劳教，不仅节省社保支出，还创造大量利润。
正因如此，重赏仅是序曲，一旦法令颁布，进入实施阶段，严打就取而代之。在《史记·商君列传》里，法令颁布之后，有一小撮人对“变法”心怀不满，商鞅决定严打。太子犯法，不便处以刑罚，就严打太子的老师，于是，这一小撮人，洗心革面，纷纷盛赞“变法”。商鞅把他们发配到边疆，从此再也没有人对“变法”指手画脚。
按照《商君书》理论，“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君主亲民，是为了民众为君主献身。等到对君主的迷信确立，就无需重赏，而是重在严打。如果再次“徙木立信”，可以不去重赏徙木者，而是严打拒绝徙木者。严打程度越狠，效果越好。如果把拒绝徙木者斩首示众，徙木者不仅不会要求奖赏，还会为自己有机会徙木倍感庆幸，油然而生一种幸福感。至于这是否符合法治原则，不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提出这个问题，也会面临严打。
可以看出，商鞅徙木立信不是佳话，而是与迷信有关的神话。商鞅的“变法”，根本目标不是“国富民强”，而是“君强国富”。在这种改革中，付出最多、获利最少的民众，却为“君强国富”的盛世感到自豪。当然，也有一小部分民众，不愿加入这个合唱，在严打之下“被自豪”。
文章来源：凤凰网大学问公众号
责任编辑：王德民（个人微信号：okdemin）
实习生：陈怡（微信号：Tdpkureamery）
力，您的转发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赞赏！！！
如果感觉受益，欢迎打赏小编以资鼓励
法治宣传网主办，关注学术大家，宣扬法治理念，研究法治应用，促进法治实践。
赐稿邮箱：871973841@qq.com，小编微信号871973841，欢迎赐稿、交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