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李强：为什么中国社会转型比经济转型难？
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法治内参
言论自由，事关公民的潜能与快乐，事关社会的安定与对权力的制约，事关政治的参与与朝野的交流，事关社会的安定与文化的繁荣。
有人说过，民主政治就是选一个人上去挨骂。如果一个国家，民众既不能真的去选领导人，在台上的人又不让人骂，这个国家肯定没有民主。从言论自由的角度看，民主政治，就是民众有骂掌权者的权利，掌权者有容忍被骂的义务。那些还没有上台的政治家，也要做好挨骂的心理准备。
民主政治的有两个要件：一是公民参与，二是权力的监督。公民的参与也包括对权力的监督。言论自由既是参与的工具，也是监督的工具。言论自由是一种参与权，民主政治可能出现的流弊也需要言论自由来监督。要表达政见，要对当权者提出批评，要充分交流，都离不开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民主政治将即刻停止运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社会能够实现民主，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连最基本的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如何实现平等的享有民主权利？
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部分，言论自由指的是公开表达意见，不是私下议论，也称表达自由。广义的言论自由还包括用符号和象征形体动作、图像、绘画、雕像、音乐、音像等形式来表达自己言论的自由。而且，要行使言论自由需要有公开发表见解、观点、立场、思想的途径与媒介，那就是新闻媒体和各种出版物。因此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分不开的。
民主社会是由自治、自立的公民构成的。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的关系，它们的深层根源是个体对自身的拥有权和自主权，从而享有对自己的思想、言论的自由支配权。没有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个体的独立与自主，以及对自身的支配，就是不完整的。因此，言论自由来自于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与自由。言论自由与言论是否正确没有相关性。言论自由的前提不是要确保所有的言论都是正确的。既然言论是自由的，这也意味着，错误的言论也有自由。人人有发表错误言论的自由，政府不得禁止。就是说，在民主政治下，并不是有能力说出真理的人才有言论自由。诚如作家丁林所说的：言论自由只有一个目的，保证每个人能够说出他自己的声音，保证这个世界永远有不同的声音。
民主社会既是商品的自由市场，也是观念的自由市场。人们可以自由地出售自己的商品，也可以自由地出售自己的观念。如果每个人有经商的自由，那就应该包括办报刊书局、办电台电视台、办网站的自由，而这方面的自由须臾不能离开言论自由。在市场化的社会，言论自由也是赚钱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民主政治下的公民才有自由去消费到充裕的观念、舆论和思想。
民主政治下的言论自由市场有一个巨大的优越性，就是它能相对挤压（不是取缔）那些虚假的、不负责的、庸俗的、恶意的言论，而尽量不必动用权力去干预言论自由。公民作为消费者会自己做出选择。民主政治允许批评民主、甚至反民主的言论。因为一旦禁止这样言论，民主政治反而自身受到更大的伤害。宽容批评，是民主政治相对于其他政体的一个巨大的优越性。
言论自由还是其他诸多的自由与权利得以充分行使的条件，没有祷告的自由，就没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没有公共场所发表政见的自由，也就没有集会和结社的自由。甚至，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选举的自由。沉默的，不发表政见的竞选就不是竞选，没有竞选，就没有竞争的选举。可以说，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民主意义上的选举。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反对党和反对派。不让反对派与反对党自由表达政见，选民如何知道他们是反对党？所以，离开了言论自由，甚至没有民主政治下的两党制、多党制，因为政党制度不过是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政治。
当然任何自由都不是免于任何责任的自由。不承担责任的自由是放肆。在民主政治下，言论自由也是与特定的责任联系在一起的。言论自由是每个公民都有普遍权利。因此，每个人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都是有边界的。比如说，行使言论自由时有尊重他人的权利与名誉、尊重公认的道德标准，不得煽动使用暴力、鼓吹战争，不得煽动仇恨与歧视，不得妨碍公共秩序，例如，不得在满座的剧场高呼：“剧场失火了！”
在民主政治下，民众的言论和一切行为不是为配合统治者统治国家服务。而是相反，国家的最终目的乃是协助个人自由地发挥其天赋才能，国家也应当让每个人充分自由发挥与言论相关的种种潜能创造条件。言论自由，事关公民的潜能与快乐，事关社会的安定与对权力的制约，事关政治的参与与朝野的交流，事关社会的安定与文化的繁荣，因此，民主政治对言论自由权以维护为原则，以限制为例外。所以，在民主政治下，言论自由受到宪法和法律的充分保护。（刘军宁）
中国是一个政府主导的国家。自秦以来创造的中央集权，好处便是能够统一。共产党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第一次创造了一个新体制——从中央政权到基层，都有一个党组织，这在古代从没出现过。这个体制决定了国家的动员能力、行动能力极其强大，南水北调，西气东输，最近的雄安新区，这样的力度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够做到，社会组织的穿透力太强大了。
为什么中国社会转型比经济转型难？
作者：李强
社会创新在目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意义重大。中国的发展常常使用两个概念：经济与社会。所以我们的五年规划到现在是“十三五”，而且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在1982年以前，是叫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还没有“社会”二字。1982年以后意识到光讲经济不行，于是从“六五”就开始讲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概括为“经济与社会”。
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现了经济总量的翻番，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短时间内有这样大的飞跃确实不容易。
经济体制的改革，基本是借鉴和学习。这里面当然不能完全僵化，也必须有我们自己的创造，但是中国的经济模式和其他国家的经济模式是接轨的，借鉴的东西比较多。
到了社会层面就比较复杂。到现在也找不到一个社会体制是中国能简单拿来实施的。社会体制的基础是人类社会行为模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很大部分是传承的。
最近，我在研究美国的模式。托克维尔当年到美国，做了9个月的考察，预言这个国家将来可能会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他预言成功了。原因就是，他看到美国当年的社会体制、社区共同体是很精彩的，与当年的欧洲比，很有社会活力。但是后来美国出问题了。今天的美国已不是早年托克维尔描写的那个美国了，它的社区精神衰落了。美国社会在今天也碰到了危机，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经济体制的创造基本是学来的，但社会体制的创造学不来。中国的社会体制真的找不到样板，该怎么办？只有中国人自己来创造。
其实我们能理解中国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里写了欧洲经历的大转型，在欧洲，英国从几百年前开始转型，但当年欧洲的全部转型也不过是4亿人，而现在中国是近14亿人，转型的意义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所进行的城镇化是近14亿人的城镇化，现在城镇化率57%，但是里面有水分，即城市外来人口这部分。中国的城镇化走得十分艰难。
我们要理解到，任何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传承部分是非常大的。不可能都是创新。如果都是创新、多数人不适应，大家也不可能接受这些东西。一般来说，体制大部分是传承过来的。
中国的现代化大转型特别要理解社会创新的意义。2020年我们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全面小康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建设覆盖比较全面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目前世界上福利体系做得比较好的欧洲也遇到了债务危机问题。而中国近14亿人，保障体系怎么建？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大转型的创新意义太重大了。
中国是一个政府主导的国家。自秦以来创造的中央集权，好处便是能够统一。共产党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第一次创造了一个新体制——从中央政权到基层，都有一个党组织，这在古代从没出现过。这个体制决定了国家的动员能力、行动能力极其强大，南水北调，西气东输，最近的雄安新区，这样的力度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够做到，社会组织的穿透力太强大了。
2013年中央发布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里面涉及的具体改革措施有300多项，是关于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而纲领中有一条叫社会治理创新激发社会活力。
社会创新是告诉我们，要有社会活力，而社会治理创新就是要激发社会活力。我深刻地意识到，我们现在还远没有把社会活力完全释放出来。中国有将近14亿人，如果每个中国人都有活力，这个民族是了不得的。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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