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西庆 : 政府已经放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则

法治内参

被称为具有“济世情怀”的“海归愤青”、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高西庆，表示，中国的“经济改革”正朝着与中共确立的改革蓝图相反的方向走。在中国改革五大关键之一的“去产能”问题上，最高层左右为难、相持不下，当局“实际上已经放弃了三中全会确定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则”。而无法推动真正改革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已被最大的利益集团——低效的国有企业绑架。"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高西庆在纽约外交关系协会举行的十三五规划影响讨论会上讲话（2016年4月19日，美国之音方冰拍摄)

去产能变成按指标关厂高西庆说，直到上周，他第一次听到了有关执行“去产能”的具体落实措施。但这些措施“几乎等于是放弃关闭无效工厂、留下好工厂的做法。现在他们说，不管你关闭哪家工厂，就关掉13.5%的工厂，即便你关的是最有效的厂，关掉就是。”

高西庆说，这项指令已经下发各省。他表示，这些措施说明了政府“无法从总体上控制什么是有效的，什么是无效的，他们实际上是放弃了三中全会决定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则”。

高西庆是在纽约外交关系协会星期二举行的有关中国“十三五规划”影响的讨论会上作上述表示的。

在中国 “十三五”规划开局的2016年前一年，即2015年底，中共举行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化改革的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其中“去产能”列第一，被认为最为关键。

高西庆在描述当前中国政治经济现状时，突出了2013年底中共18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是中共60年仅见的、“非常接近普世价值”的文件，但同时他也表达了对文件制定以来一直无法落实的沮丧。

在谈到关闭去除低效产能的国有企业时，他插了一句话，“在紫禁城（中南海），北院是国务院，南院是中共中央。北院的国务院一直说要去产能，但一直做不到。”

中南海北院南院关系紧张讨论会主持人、福布斯杂志亚洲编辑蒂姆·弗格森问高西庆：“你的北院、南院之间紧张的分析是否解释了先要改革国企，后来又要扩大国企的现象，你的分析是否解释了这种紧张关系，是否解释了国务院与中共中央之间的分歧？”

这位曾任中国国际银行执行总裁和中国投资公司首席投资官的高西庆说，“这开放给媒体吧，我个人对此不作评论，因为在这些问题上我仍然受到重重监管。”

不过他还是描述了北院南院之间不同于中共历史上残酷斗争的另类相持不下的紧张关系，“我对这些问题的感觉基本上是，过去有些斗争，1989年，或者1976年，你总能看见反对派，这次不同。我最害怕的不在这里，如果两大派在那里斗，你至少知道应该站在那一边。但现在，在我看来，绝对没有问题的是，双方虽然对一些问题意见都一致——如果确实有双方的话——但看上去他们却没有能力，或是……”

政府被最大利益集团绑架

高西庆接着说，“你看看所有党的文件，是啊，所有人都表示有意愿去做（改革），但不知什么原因，就是做不到。为什么？我的解释是，这个政府，从经济学角度讲，被不同的利益集团所绑架。最大的利益集团是国有企业，这是我的看法，我们的政府不喜欢这种说法，但确实是这样。”

中国深化改革的根本矛盾在于，一方面经济增长在持续下行，另一方面最无效、产能最过剩的国企又动不得。北京高层很清楚，要改革必须去除产能、改革国企，但这意味着让成千上万工人下岗，不可避免地引发社会动荡。在中共的优先顺序中，稳定永远压倒一切。

当中共指出，既要化解产能过剩，又要保持社会稳定——“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工作”的时侯，实际就已表明动不得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无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

多数国企改革草案反改革方向而行

高西庆说，“过去三年一直说要出台一个国企改革的计划，还未见出台，只看到了一些没有公开的草案，但大部分计划都太差，甚至是跟我们认为应该走方向反着的。”

高西庆认为，应该去除中国80%的国企，“我认为应该这样，那情况会好多了。”

但他说，过去一年的发展令人遗憾，“有些行业国企垄断在朱镕基总理时代被打破了，去年有几个又重新垄断了。”

高西庆称赞 “负面清单”的做法，称中国两千年历史上从来是上面没说的你就不能做，而负面清单的做法则是清单上没有的都可以去做。他说“过去两年来，李克强总理每次出来几乎都要提负面清单”。

鼓励放开手脚的负面清单无法推广

但这一提倡放开手脚大胆改革的做法一直无法推广。高西庆说，“政府反复说，只要没列在清单上的，你都可以做。但现在从国际视野里只有上海自由贸易区采用了这个做法。”

高西庆表示，李克强总理还反复要求国务院各部列出负面清单，结果也无法落实。“直到上周，我要做某事，有人还说，‘你不能做’，我说，‘为什么’，他说，‘文件上没说你可以做’。”

中国官场如同广为报道的，早已被习近平、王岐山的强力反腐打得万马齐喑。高西庆表示，现在从总体上看，官员普遍不愿多做事，“每个人都在抱怨别人，说反腐扩大了。”

延伸阅读：

李永忠 : 只经改不政改 , 让中国进入改革无力时代

李永忠，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制度反腐专家。

一、反腐与腐败的"拉锯战"

从11月6日晚到11日上午11点，不到5天的时间，宁夏政府副主席白雪山、上海副市长艾宝俊、北京市委副书记吕锡文相继落马，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打虎"行动，实现了中国31个省的"全覆盖"。

这是十八大以来，对"越演越烈"的腐败态势的强势反攻。

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济成果，人们有目共睹。但是，由于我们没有适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缺乏监督的权力，面对转型期间越来越多的机会，不仅权力的含金量急剧增加，而且权力的任性也在膨胀。腐败也因此成为较普遍的现象。

十八大前，全国党员的处分率通常在1.5‰-1.7‰之间；十八大后，加大反腐力度，才超过2‰。

但是，十八届中央"两委"委员现已落马21人，分摊到三年，年均处分率为1.7%；进监狱率可能是百分之百，因为有的移送司法机关但还没有判刑，所以我用了"可能"二字。

再看一看十七届卸任的14名中央政治局委员，现已落马3人，分摊到三年，年均处分率为7.1%，是中央"两委"委员的4倍多，而且百分之百进监狱。

30多年只经改不政改，只权力反腐，而不制度反腐的中国，进入改革无动力时代。

作为战略动力的全面深化改革，重点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样才能将深藏于民众之中的改革伟力，激活并激发出来。以便化解当前改革既缺共识，又缺共利的困境。

二、新常态新在尊重规律

（一）政改与经改同步

当今中国的所有重大问题，均可以从30多年政改与经改严重的不同步中查到病因，均可以从政治体制或权力结构改革严重滞后中找到答案。旧常态最大的失误是违背客观规律——上层建筑严重落后于经济基础。

因此，十八大前，我提出了"三个不得不"的关口：政治体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口，两极分化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关口，反腐困境到了不得不突破的关口。因反腐败共识度最高，支持度广，口子最小，见效最快，可以用它来攻关破局。

如果有了一天等于了20年，那么，肯定会有20年等于一天。人不能总是跨越式的成长，经济也不能总是跨越式增长。

100多年前的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可以解读下面的现象！"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迟早要求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这是一个不可遏制的客观趋势。

我们三十多年经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们的政改却没有适时推进。民营企业家作为在经济上逐步取得"重要组成部分"地位的阶级或阶层，他们并没有渠道进入政治领域，于是就不断寻找代理人或者自己充当代表。腐败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动因。但是这个动因背后，却是要求适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因此，我借此谈谈"三个到哪儿去了"。

一是银行的资金到哪儿去了？二是政治地位到哪儿去了？三是法律保障到哪儿去了？

我希望能引起在座的专家学者，以及我们党委、政府的高度关注。

（二）无制度性改革反腐或失败

习近平总书记的四个全面，是他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我的解读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重点要解决两极分化。全面深化改革，我认为是战略动力，重点要切实推进政改。全面依法治国，我认为是战略纲领，重点是解决依宪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我认为是战略关键，重点是要突出制度治党的严密性。香港经济犯罪最高的刑期是十年，我们是死刑，我们杀了那么多贪官没有遏制住。我们的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仍然很不严密。因此，权力随时都可以像猫一样的进出牛栏。

制度反腐，就是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来惩治和预防腐败。这既需要法规制度的改革创新和健全完善，更需要摒弃"苏联模式"的两个根本性弊端--过分落后的选人用人体制、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

反腐的压力在案中，功夫在案外，而成功只能靠改革！没有制度性的改革，不管查多少案件，抓多少人，杀多少贪官，最后都会一败涂地。

（三）反复发现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

新常态，必须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必须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根本建设。

权力反腐的利与弊。权力反腐，利在能利用运动反腐之惯性，应对一些当务之急；弊在其不确定性的忽宽忽严，对经济建设、政治生活的影响。

割韭菜的权力反腐是旧常态，"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的制度反腐，才是新常态。

经济的新常态要调整经济体制结构，政治的新常态也要改革政治体制结构！

新常态既要调整浅层次的法规制度，更要通过深层次的制度治党，"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

2013年1月，习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下定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反腐的决心；2014年1月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明确了"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的政改目标；2015年1月，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作出了"制度治党"、"重构政治生态"，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的战略规划，并指明了由赢得时间到赢得空间的方向！

从权力反腐到制度反腐，必须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根本建设。不科学的权力结构和不合理的选人用人体制，让相当多的"一把手"成为高危岗位！这不单是"一把手"的素质问题，把你放在这个权力岗位上，你不见得比他们更好。

十八大以来，一共有129名高官落马，地方85名，军队44名，129人中有副国级以上5人，中央委员7人，候补委员12人，中央纪委委员2人，31个省"打虎"全覆盖。

而且，越是高级干部，越是中央委员，越是政治局委员，他落马的比率远远高于普通党员和全国平均数！

普遍出现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反复发现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

三、新常态下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

(一)"九个倒逼"

70年前，宋美龄曾对采访延安归来的记者说到："如果你们所听、所看、所讲都是真的，那我只能说他们(指中共)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

70年后，我们真正尝到权力的滋味时，才明白，权力的滋味并不那么好尝。改革开放30多年，因违犯党纪政纪受到处分人员达500余万人，其中省部级官员500多人(其中因贪腐被追究司法责任的省部级官员200多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等6人被执行死刑。

前三十年，我们以开放倒逼改革；以农村改革倒逼城市改革；以经改特区倒逼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前三十年经济改革，三个倒逼，解放了生产力，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后三十年，我们将会以强高压反腐倒逼纪检体制改革，以纪检体制改革倒逼党委领导制度改革，以党委领导制度改革倒逼政治体制改革。后三十年政治改革，三个倒逼，将恢复和重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前三个倒逼，解决的是经济体制调结构；后三个倒逼，解决的是政治体制调结构。

制度反腐倒逼制度监督。制度监督倒逼制度建党。制度建党倒逼国家治理现代化。一张蓝图绘到底，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九个倒逼得三力(生产力、公信力和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二)制度反腐助推国家治理。

1、"后陈村"改革的样板间

一是以制度反腐为导向，有利于纪检体制改革。二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纪检体制改革，有利于党委权力结构改革。三是以试点为导向的党委权力结构改革，有利于在党内率先"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四是以"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为导向的制度治党，有利于党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五是以选人用人为导向的体制改革，有利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11年前，中国近60万个行政村中的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后陈村，在村民自治的多年实践中，在村级干部违法乱纪日益严峻的情势下，村民们创建了当代中国第一个异体监督组织--村务监督委员会。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当即派人调研，十年前习近平又自己亲自带队调研，先后对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作出五次批示。

后陈村依靠异体监督的力量，创出了连续10年村干部"零违纪"、村民"零上访"、工程"零投诉"、不合规支出"零入账"的"四零"新纪录。后陈试验证明：异体监督，远强过同体监督；分权制衡，远好于"权力过分集中"(邓小平语)。后陈实践很好地诠释了"让监督重新回到权力运行之中的意义、让权利重新回到群众手中的价值、让干部重新回到人民群众中去的效果"。

"经改看小岗，政改靠后陈"，后陈创建的村务监督委员会不仅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具拷贝性的基层典型，也是通过"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打造中国特色反腐败的"样板间"。

可惜的是，后陈村这个称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小岗村的样板间，在2014年下半年，有上级领导又把后陈村自发形成的异体监督模式，变成了同体监督。

在下一个十年，后陈村用同体监督的方式，能否再创"四个零"纪录，我没有把握。

2、"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根本在发掘政改动力

需要重视的五点。

一，是第五个现代化，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才是战略层面(通过制度创新，形成科学权力结构)的现代化。

二，是实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根本在发掘政改动力，关键在制度治党、制度反腐。

三，是既要把纪律挺在前面，更要把试点搞在前面。

四，是就反攻方来讲，陷入胶着状态就意味输不起。

五，是制度反腐的核心，在于"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

制度反腐五要素。

一，是必须设立政改特区。

二，是必须改革权力结构。

三，是必须改革选人用人体制。

四，是必须积极稳妥地解决腐败呆账。

五，是必须动员组织民众广泛积极有序参与反腐败。

综上所述，新常态新在尊重规律，制度反腐重在改革权力结构。反腐败斗争通常在由常态到非常态再到新常态的否定之否定中发展，对反腐败斗争的认识一般也会从常态到非常态再到新常态的否定之否定中深化。找到贯穿于由常态到非常态再到新常态的主线，就能发现反腐败斗争所依托的载体，就能较好地把握反腐败斗争的本质与规律。

所以，率先试点推进制度反腐、制度监督、制度治党，重构政治生态，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才能不走苏联的老路、走出自己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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