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北大演讲：中国特权的参与现象愈演愈烈（全场多次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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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办于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的第十九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俞敏洪对台下的诸多创业者发出了惊人之语。

作为北大校友，俞敏洪当然没有在岁末年初之际专程回母校来“找茬儿”的动机。事实上，俞敏洪会如此戏称，是因为其之前对“这样的论坛”给出了定义：“除了唱、听赞歌 ，就是搞回忆，那么剩下来的就是，这么多人过马场式地让大家来听。”

基于此，在俞敏洪主题演讲的尾声处，他也表示，最后希望对创业者提一个建议，那就是找出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这件事情对你自己有好处，对你的发展有好处。至于说是不是对社会有好处，只要保证不违法，就是对社会有好处。做真正自己喜欢的事情。把时间花在你所做的事情的未来的发展的布局，和你所做的产业领域的世界最前沿的发展研究上。”

作为北大校友，身披CCTV年度经济人物、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中国家庭教育十佳公益人物、中国营销标志人物等无数光环回到母校的俞敏洪，完全也可以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的论坛现场云深不知处地高谈阔论一番。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少参加这样的论坛”的警示，可能会令创业者收益更丰。

以下为演讲精编：

今天讲的都是大话题，我自己也准备了几个小话题，从教育来说。

改革开放我本人是非常好的受益者。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不可能进北大，也不可能出来做新东方。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今天为止有很多的成就，但是很不充分。我们现在的制度建设、思想建设、企业发展建设等层面，都可以说做了一半。中国未来30年的繁荣，要把后一半做下去，有三件事情要做。

体制要真正鼓励人才流动

我一直认为，思想无所谓新旧，只要能让国家繁荣，人民富强，就是好的思想。

面向未来，我们如何解放思想来引导中国继续前行？现在有些领域的思想就像必须在铁轨往前走的感觉，不能突破，比较单一，尤其是在企业发展领域，在企业和制度结合领域，我觉得我们的讨论还应该更加大胆一点。

中国的体制还没有完全鼓励真正的人才流动。我认为中国一大批人才在政府部门。很多人原来是从政府部门出来的，北大也算是一个政府部门，我从北大出来，王石等等也都是出来的。因为种种原因，现在要鼓励一个政府的领导人像“92派”那样下海创业，变得越来越难。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新时代的年轻创业者出现了。

在很多领域，特权的参与现象愈演愈烈。比如说教育领域，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是两个领域，公办教育退休的人，民办加一倍的工资都不愿意来，原因是这些老师在公办学校退休之后，享受的福利待遇比民办大学和中小学的老师待遇好很多。这样导致了真正的教育资源流动变得不可能。

再比如说双轨制的社保体制，让无数人待在公务员机制中不动。这样的双轨制保障体制或者是福利体制不解决，中国的社会创新机制依然不能完成。到最后我们其实就是一帮年轻人喊着创新创业，大部分人创新创业失败了，大部分资本投入创新创业都打水漂了，背后是有某种深层次的原因的。

中国的创新创业发展已经比原来好很多，这个我完全承认。我们那一代的创新创业既没资本也没人脉，天天求着居委会老太太和办公室主任。

放手让民间力量探索更能形成和政府的合力

我们讲到市场新活力，到今天为止，市场新活力有两件事情做对了。

第一，改革开放之后，大部分政策指向了民间力量的开放。第二，政府允许民间的老百姓尝试和探索了。所以，只要能够调动民间的所有力量，并给予制度、安全、发展上的保障，这件事情就够了，剩下的事情交给老百姓干。

中国赶上了好时代，我们经济之所以这么快的发展，还有另外两个原因。

第一，高科技的发展。AI科技给中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发展机会，加上人口基数，就出现了马云和马化腾这样的人才和天才。虽然要感谢世界高科技，但是中国只是应用。

第二，WTO所带来的中国跟世界经济的结合。这一结合在今天处在了拐点，我们利用WTO的红利已经用完了，一带一路是不是能带来中国跟世界经济后面10年、20年的融合，需要大量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进一步合作探讨。

我特别害怕中国出现一刀切的各种各样的模式。最近北京发生了三件事情，我相信从上面的领导本意是好的，希望北京更安全，希望蓝天更美，也希望北京的天际线更美，但是从下往上的管理模式直接导致了下面执行的时候既没有考虑到现实情况，也没有考虑到对老百姓情感上的关注。

我们的很多企业政策和未来发展政策也是这样。我有一个建议，政府应该给民间逐步探索的余地。

新东方到美国上市的时候，我跑到很多部门，说我们没有这个先例，教育培训机构在中国不能上市，我们也不觉得在美国上市。我最后到美国拜访了很多的政府领导，有一个领导说别拜访我了，你去吧，你出事你承担责任，你不出事是你运气。

新东方到美国上市了，带来中国民办教育的繁荣，以及中国的教育和信息产业的结合以及和人工智能结合的繁荣，所以这种探索其实应该允许民间去做。政府只要明确大方向就行，我们心中都有大方向，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原则，坚持科学和规划的发展。

放手让民间力量探索，有的时候民间力量其实更加能形成和政府的合力。有的时候政府要允许一段时间的混乱存在。中国有古话：乱中取胜。不颠覆社会发展的基础，我觉得背后隐藏的其实就是某种活力。允许突破的道路，一旦有突破和创新提高，最后惠及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中国大众和中国的社会。

支持高科技，一定要区分真伪

今天在讲高科技，背后的一个要素是只有把高科技和制度结合，才能使高科技为中国社会的突出稳定做贡献。我讲三点。

第一，企业家的心态决定高科技的研发投入。今天大量的企业家，钱要不就是存起来，要不就是投入到短期领域，没有把钱投入到长期的研发中去。理由非常简单，因为这些企业缺乏一种长久以来的安全感。在几个月以前，中央发布了支持企业家创新的文件，让所有的企业家吃了一颗定心丸，这样的文件一个月发一次都不为过。

第二，政府和企业在支持高科技时，一定要区分伪高科技和真正的高科技研发。我发现不少人打了高科技的牌子到地方圈地，高科技产业园荒废三到五年。企业没有高科技研究，打着云计算的牌子，税收会减免，最后做的是房地产倒卖的生意。

如果国家的力量不投入到真正高科技的发展中，我们未来几十年依然不断的拷贝国外的高科技，还感觉我们在发展高科技。要拿出推动中国航天发展的力度来支持民间科技力量的发展。

第三，政府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对企业的税收应该降一降，让中国的企业有更多的钱投入高科技发展。第二是企业的劳资关系，要重新进行政府的界定，让我们跟我们的员工能混得更好，而不是一天到晚把精力放在跟员工打官司上。新东方这样的官司还是很少的，但平均每年花费的精力太多了，既要保护员工，也要保护企业长久的发展。

演讲摘编2：

俞敏洪：亲爱的各位朋友们，今天讲的都是大话题，前面国企的老总还有陈东升这样境界如此之高的人，都是看芸芸众生的感觉，我自己也准备了几个小话题，从教育来说。:

　　“没有改革开放，我不可能出来做新东方”

　　第一个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本人是非常好的受益者，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不可能进北大，也不可能出来做新东方。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今天为止有很多的成就，但是很不充分。我们现在从制度建设层面，到思想建设层面，到企业发展建设层面都可以说做了一半。中国未来的30年的繁荣，我们要把后一半做下去。

　　有三件事情要做。第一个是思想进一步解放。第二个是因思想而光华，还有是新时代，新思想。但是我心目中一直认为，思想无所谓新旧，只要是国家繁荣，文明富强，人民昌盛就是好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帮助中国走向了繁荣富强，摆脱了半殖民的统治，使我们有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面向未来我们有什么样的思想解放来引导中国继续前行？我相信这件事情可以更加开放的来进行讨论。尤其是在企业发展领域，尤其是在企业和制度结合领域，我觉得我们的讨论还应该更加大胆一点。

　　双轨制保障体制不解决，社会创新机制依然不能完成

　　第二个是我认为中国的体制还没有完全鼓励真正的人才流动。中国一大批人才在政府部门，很多人原来是从政府部门出来的，王石等等也都是出来的，任正非也是因为种种原因下海。现在要鼓励一个政府的领导人，像“92派”那样下海创业，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难。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是，小年轻新时代的新创业者出现了。

　　可以说在很多领域中间，包括在教育中间，都有这样的特权的参与现象愈演愈烈。比如说教育领域，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的领域是两个领域，公办教育退休的人，民办加一倍的工资都不愿意来，原因是这些老师在公办学校退休之后享受的福利待遇，比民办大学和中小学的老师待遇好很多。这样导致了真正的教育资源流动也变得不可能。再比如说双轨制的社保体制，让无数的人待在公务员机制中不动。这样的双轨制保障体制或者是福利体制不解决，中国的社会创新机制依然不能完成。

　　刚才陈东升老师说了，中国的创新创业的发展已经比原来好很多，这个我完全承认，我们那一代的创新创业的时候既没资本也没人脉，天天求着居委会老太太和办公室主任。

　　仍然存在官僚主义问题，需要深度改革

　　另外一个现象导致了未来中国整个发展还是需要深度改革的，仍然存在官僚主义问题，每一个人都在想上面的领导在想什么，这样的机制蔓延到了民间力量和企业中。比如说新东方的很多人，都在揣摩俞敏洪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他们想的是：万一得罪了俞敏洪，饭碗就不保了。开放的民间领域都这样的话，中国的每一个人都是在为保住饭碗而努力，尤其是政府体制的人，而不是怎么为社会做贡献而努力。

　　政府应该给民间探索余地，激发市场新活力

　　另外我们讲到市场新活力，两件事情做对了，第一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后的大部分的政策指向了民间力量的开放。第二件事情对的就是中国政府允许民间的老百姓尝试和探索了。只要能够调动民间的所有力量为中国的繁荣做努力，给予制度上的保障，安全上的保障以及发展上的保障就够了，剩下的事情交给老百姓干。

　　当然到今天为止，中国赶上了世界上几千年的好时代，这是我们中国经济之所以这么发展还有另外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高科技的发展。随着现代的AI科技给中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发展机会，加上人口基数，就出现了马云和马化腾这样的人才和天才。虽然要感谢世界高科技，但是中国只是应用。第二个就是因为WTO所带来的中国跟世界经济的结合。这一结合到今天为止处在了拐点，我们在利用WTO的红利已经用完了，“一带一路”是不是能带来中国跟世界经济后面10年、20年的融合，需要大量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家进一步的合作探讨。

　　我有一个建议，政府应该给民间逐步的探索的余地。新东方到美国上市的时候，我跑到很多部门，说我们没有这个先例，教育培训机构在中国不能上市。我最后到美国拜访了很多的政府领导，有一个领导说别拜访我了，你去吧，你出事你承担责任，你不出事是你运气。新东方到美国上市了，带来中国民办教育的繁荣，以及中国的教育和信息产业的结合以及和人工智能结合的繁荣，所以这种探索其实应该允许民间去做。政府只要明确大方向就行，我们心中都有大方向，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原则，坚持科学和规划的发展。放手让民间力量探索，有的时候民间力量其实更加能形成和政府的合力。有的时候政府允许一段时间的混乱存在，中国有古话：乱中取胜。这个不要颠覆社会发展的基础，我觉得背后隐藏的其实就是某种活力。

　　刚才陈东升已经讲了中国改革开放最初的老一代企业家完全是在一片混乱中走出来的，没有任正非，柳传志在混乱中焦头烂额，怎么会有今天如此美好的一个跟世界接轨的企业发展布局。所以我觉得政府要大度一点，允许混乱的出现，允许突破的道路，一旦有突破和创新提高，最后惠及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中国大众和中国的社会。

　　给企业家吃定心丸，鼓励高科技创新研发投入

　　最后，我觉得今天在讲高科技，讲AI，背后的一个要素就是只有把高科技和制度结合，才能使我们真正高科技为中国社会的突出稳定做贡献。我讲三点。第一是企业家的心态决定高科技的研发投入。今天大量的企业家，这个钱都是要不就是存起来，要不就是投入到短期领域。大量的企业没有把钱投入到长期的研发中去，理由非常简单，因为这些企业缺乏一种长久安全感。在几个月以前，中央发布了支持企业家创新的这样的文件，让所有的企业家吃了一颗定心丸，这样的文件一个月发一次都不为过。

　　第二是在企业支持包括政府支持高科技的时候，一定要确定伪高科技和真正的高科技创新研发。我发现我周围不少的人打了高科技的牌子到地方圈地，让地方高科技产业园荒废三到五年，甚至十到八年，有很多企业没有高科技研究，打着云计算的牌子，税收会减免，最后做的是房地产倒卖的生意。如果国家的力量不投入到真正支持高科技的发展中去，我们中国未来几十年是依然的不断的拷贝国外的高科技拿过来用，还感觉我们在高科技的领域的感觉，要拿出推动中国航天发展的力度来支持民间科技力量的发展。

　　另外我觉得政府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觉得美国都降税了，中国对企业的税收也应该降一降了。这个中国非常重要，让企业喘口气，让中国的企业有更多的钱投入高科技发展。第二是我觉得对于企业的劳资关系，我提到了真的是要进行重新一个政府的界定，让我们跟我们的员工和雇员能混得更好，而不是一天到晚把精力放在跟员工打官司上面或者是员工一离开就打官司。我调查一下新东方这样的官司还是很少的，但平均每年花费的精力太多了，既要保护员工也要保护企业长久的发展。

　　建议创业者做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

　　最后对创业者提一个建议。找出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这件事情对你自己有好处，对你的发展有好处。至于说是不是对社会有好处，只要保证不违法就是对社会有好处。做真正自己喜欢的事情。把时间花在你所做的事情的未来的发展的布局和你所做的产业领域的世界最前沿的发展的研究上，而不要天天把时间花在一散会出去就拉着陈东升和俞敏洪照相上面，对你们没有任何意义。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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