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劫持的么生活--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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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到秦：严格的一夫一妻制

 30代王、近500年后，商朝的王权在纣的手上丢掉了。周朝建立，时为公元前1122年。乍一看，好像是500年前殷取代夏故事的翻版：都是边陲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入侵和占领。区别好像只在于上一次新主子从东来，这一次新主子从西北来。其实不然，周的建立，使得中国在社会形态和婚配制度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按周人自己的说法，他们是夏人的后裔，其祖先的名字叫“后稷”，可见是以务农为生的。活动区域在夏势力范围的北部，生活习俗难免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据《史记》记载，后稷之子叫不窋，曾“去稷不务”，意思是说放弃了原有的农业生活，改为和戎狄一样，游牧去了。到了公刘的时候，才又回到中原地区务农。后稷和不窋的时代已不可考，只是传说后稷与舜及大禹是同时期的人物。不过有把握的是，从又一次回头务农的公刘开始，到文王的父亲季历，期间的跨度大概是400年。 我们不难设想，不窋的“去稷不务”，使得周人接受了游牧民族的父权思想和父系氏族的婚配制度。到了公刘的重新务农，周人便将业已形成的父系社会构架与农业的生活方式相整合，从而使父权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巩固。在武王伐纣，灭掉殷商之前，周人的父系社会形态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只是到了周朝，父系社会形态及其婚配制度，才在中国占有了优势的地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周在还没有取得王权的时候，就已经实行了严格的父系外婚制。同姓之间“虽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自此以后，姑表亲之间的缔婚，在中国成为禁忌。周朝建立后，姬姓之间互不通婚，王与诸侯的妻子大多娶自姜姓的齐国、姒姓的杞国，或干脆与周边的少数民族通婚；自己的女儿则大多是嫁给了承殷祀的宋国或是承夏祀的陈国。 （B）建宗法、分嫡庶，将父系氏族的传承规则法制化、制度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严格的一夫一妻制。虽然王和贵族可以多娶，但嫡妻只有一个。嫡妻之外，则只能是妾。妾生子，称庶子，没有继承权。在娶妾上，也有礼法加以限制。王在嫡妻之外，可以有120个妾；诸侯一娶九女，且不再娶，可见妾是8个；大夫是一妻二妾；士则是一妻一妾。而庶民，则只许有一妻与之匹配，故而庶民被称为匹夫匹妇。这便是中国特色的一夫一妻多妾制。以后各朝虽然对妾的态度各有不同，但对于一夫一妻，则一贯加以严格遵守。 （C）制媒妁、具六礼。官家设媒官，要求百姓“非媒不娶，非聘不见”。自由结合的只能算是淫奔。即便那个男子当时没有妻子，“淫奔”来的女子也只能算是妾。《诗经·齐风·南山》有云：“……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可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套制度，在当时已经被普遍接受。在官家的介入下，一个男人娶妻，要经过六道手续，即具六礼，分别为纳采（求婚）、问名（问女子名字及生辰八字）、纳吉（回去算算女方生辰八字吉不吉利）、纳币（送财礼）、请期（定过门日子）和亲迎（娶老婆回家）。费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之后，女方仍想和对偶婚时一样，不高兴就跑回娘家去，就不可能了。在掠夺婚和对偶婚遗存严重的当时，这一套制度的执行，无疑起到了巩固婚姻的作用。在抑制掠夺婚的同时，将婚姻中买卖的行为程序化，也强化了男子对于自己妻妾的占有观念。 但翻开史书，我们便不难发现，春秋战国时代，其实是淫乱得一塌糊涂的。王公贵族，违制多娶自不待言；贵妇们与人通奸闹出丑闻的，也是不胜枚举。比如郑穆公的女儿夏姬，嫁给陈国的一个大夫，丈夫死后与陈灵公和另外两个大夫集体通淫，后来又嫁连尹襄老；丈夫在外作战时，在家与继子蒸淫。更为极端的例子，又如卫宣公、楚平王，给自己的儿子娶媳妇，得知儿媳妇漂亮后，就自己扒灰了；宋襄公夫人王姬，60岁高龄时爱上了自己的亲孙子公子鲍，强逼孙子和自己睡觉。为了公子鲍能最终继位，还杀死了自己的另外一个孙子；齐襄公和自己的异母妹文姜通奸，在文姜嫁给鲁桓公做了鲁国夫人后，还继续和她通淫，鲁桓公还因此而送了命。此外，《左传》中还记载了大夫阶层中类似于现在“换妻俱乐部”的情况，如庆封与卢蒲嫳的易内而饮酒、晋祁胜与邬臧之间的彼此通室等等。 周朝这种专偶制的不彻底，原因有很多。在武王伐纣的时候，联合的部落达400多个，可见当时是多部落氏族并存的。这些部落落后的婚俗，对周难免有所影响。举其大者齐国而论，齐国姜姓，“姜”、“羌”相通，可见是来自西方的游牧民族。建立封国后，齐国仍保留着游牧民族早期父系氏族的婚俗，即父系族内婚——这种现象在游牧民族中是十分常见的。故齐桓公多内宠，姑表姐妹多人不嫁，就是一例。晚至齐襄公，与同父异母妹文姜通奸后，为了遮丑，竟下令全国，家中长女不嫁，命为“巫儿”，居家主祭。民间风俗由此可见一斑。 再者，周以一个蕞尔小邦取殷商而代之，与殷人相比，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文化上，作为统治者的周人都处于劣势。从史学大家许倬云先生的《西周史》中我们得知，周王朝的大多数封国起初并没有明确的地望，被委以封国重任的贵族从周天子手中得到的，只是一些象征权力的礼器、服饰和若干建制完整的殷民部落。在各个封国中，殷人并不被当作奴隶看待，而是协助周人共同对封国内的原住民实行统治。在封国内，周人和殷人建一个城郭并一起居住在里面，自称“国人”；而生活在城外的原住民，则被称为“野人”。在边患十分严重的燕国，殷人在国内的地位几乎与周人没有什么差别；即便在十分注重礼仪的鲁国，殷人也保留着祭祀自己祖先的“亳社”。由此可以想见，殷人的母系社会结构以及对偶婚风俗，在周朝建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并没有受到实质性冲击。 另外，周关于婚制的规定，是以礼的方式推行的。但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对于下层百姓的管束，便很不严格。连年的战乱，使各国亟需增加人口。于是官媒又有了另外的任务：“……仲春之月，令会男女，奔者不禁。”就是说，每年春暖花开之际，政府有关部门都要将未婚男女组织在一起。在一起做什么呢？当然不是跳交谊舞，而是集体通淫。其婚制推行的不彻底和士庶间的双重标准，在此暴露无遗。 造成这种不彻底性的深层次原因，还是观念上的。人们关于氏族内财产共有的思想还很严重。财产如此，用钱买来的女人当然也是如此。所以，当一个男人死后，他的女人们便理所当然地被同氏族的男人继承——这便是周代收继婚甚至不同辈分间的“蒸”、“报”婚十分普遍的原因。一个女人属于某一氏族的观念十分强大，而专属于某一个男人的观念却相对淡薄，这是周朝与现代一夫一妻制度差异的最根本原因。 这个问题，直到秦朝建立才彻底解决。在周朝，秦是个非常落后的游牧民族。只是靠给周王朝养马，才获得了附属国的地位。其婚制，还处于早期父系社会阶段。兄弟甚至父子共妻的事情屡见不鲜。秦风之粗鄙，仅举《战国策》中的一个例子就可想而知：楚韩交战，韩派了好多使者求救于秦。使者中有一个名叫尚勒的，秦宣太后看着还顺眼，便召入宫中向其阐述想法：“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和先王做爱的时候，如果先王只是屁股坐在我身上，我不大一会儿就觉得累；如果先王整个身子趴在我上面，那我就不会觉得累了……”贵为太后，却用自己的性交体位打比方，来向外国使节阐述本国的外交策略，这也算是古今奇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