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与批评】郭春林 | 一个人的“民国的建国史”—— 以《朝花夕拾》为中心
摘要：学界多将《朝花夕拾》视为鲁迅的回忆散文，但它也可以被视作鲁迅一个人的“民国的建国史”，是鲁迅从个人经验和记忆出发，对“民国的起源”的书写。辛亥革命和随之建立的“中华民国”是鲁迅念兹在兹之所在，但1925—1926年发生的诸多事件,使他强烈地感觉到“中华民国”正在消逝。由此在鲁迅心底所激起的民元和民元前的记忆，是“旧事重提”的内在动力。
2021年是鲁迅140周年诞辰，辛亥革命爆发110周年。《药》《阿Q正传》《风波》《头发的故事》等常常被看作鲁迅对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展开批判的核心文本，而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正面评价，似乎因缺少有体量、容量的文本，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辛亥革命之于鲁迅的意义之更深入、更复杂的认识与讨论，以及对由此而引发的鲁迅与辛亥革命复杂关系的探究，进而影响了对鲁迅与现代中国之关系这一重要命题的深入思考。诚然，不彻底性是辛亥革命的一面，但鲁迅也从未否定辛亥革命，因此，对不彻底性的批判正是对一场彻底革命的期待。一个必须追问的问题是，对鲁迅而言，怎样的革命才是真正的、彻底的革命？
本文拟以《朝花夕拾》这一近年日益受关注的文本为中心，探究鲁迅与辛亥革命这一在其生命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事件1之关系，从而延展到鲁迅对理想的“现代中国”的想象。从相当程度上说，鲁迅一生的写作、思考和实践，都为着一个明确的目标：他所理解的理想的“现代中国”。正如他在临终前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所说：“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假使当初为了保存古迹，留辫不剪，我大约是决不会这样爱它的。”2他将自己一生的很多写作，所谓“焦唇敝舌”，都说成是因为对既是事实，也是“中华民国”之象征的“剪辫的自由”之“爱护”，而“恐其衰微”的焦虑更令人心神振动。在我看来，《朝花夕拾》中就包含了鲁迅对辛亥革命及其成果之“中华民国”的复杂情感和深入思考。
1925年2月起至1926年12月，在许多非虚构的文字中，鲁迅不断直接地谈及民元、民国和辛亥革命，其频度之高，超出了任何一个时期。除了致许广平的四封信外，较为重要的就有《战士和苍蝇》（1925年3月）、《灯下漫笔》（1925年4月）、《杂忆》（1925年6月）、《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1925年12月）、《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1926年3月）、《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1926年5月）及《马上支日记之二》（1926年7月）、《〈阿Q正传〉的成因》（1926年12月）等。此外还有一些更简略提及的文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一八惨案”当天，鲁迅完成《无花的蔷薇之二》，虽然仅仅是在“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一写作日期中使用了“民国”的名号，但显然不能将这一日期的独特表述仅仅理解为对制造了惨案的北洋政府之愤怒，实际上，这一勾连中包含着他对民国建立以来的历史的判断，以及他对民元和“中华民国”的态度。
也许《看镜有感》（1925年2月）可以看作鲁迅对民国较为集中的思考之发端：“现今……许多雅人，连记年月也必是甲子，怕用民国纪元”，“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3问题与几年前几乎一样，但鲁迅却从常常被忽视的日常表达中发现问题，且将其归结在国粹和奴性上，而不再是观念与行动的矛盾这样简单而表面的判断。4因此，真正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鲁迅面对“革命的第二天”后出现的种种问题之思考方法：他要回到革命发生的时刻，回到革命的过程中乃至源头去，用革命精神最为高涨、蓬勃的时刻映照现实的黑暗，在对无望的现实之分析中检讨革命起源和进程中所遗留的祸根。
实际上，自《狂人日记》开始，鲁迅就从未忘却，也从未撇开辛亥革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说，对辛亥革命的先驱者、牺牲者徐锡麟、秋瑾的怀念正是《狂人日记》《药》更为内在的叙事动力。但那毕竟是小说，且叙事主体并非辛亥革命。而以杂感和散文的形式，直接而频繁地言及辛亥革命这一事件，在鲁迅的写作史上至为鲜见。他究竟要借这一事件，借他自己的经验，谈论什么问题？他又是如何叙述并思考的？
也许正是见多了“怕用民国纪元”的人和类似的事，写完《看镜有感》后的第三天，他就有了更激烈也更著名的表述。文章不长，含义丰富，谨全文照录如下：
我想，我的神经也许有些瞀乱了。否则，那就可怕。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5
短文至少有以下含义：（1）在1925年的现实中，“中华民国”已经消逝；（2）烈士的血被人们并非故意地“踏灭了”；（3）民国的来源已经失传，因而希望有人认真“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6。无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对“中华民国”的深情，对其精神的高度认同，和他对现实的极度愤懑，以及他退而求其次的解决办法。但其中的第三句，需要更细致地体味，才能看到隐含其中的另一个意思，即革命成功后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他竟有摆脱了奴隶身份的感觉。就表达而言，颇有意味的是，几乎每一句都采用“我觉得”这一非常主观化的形式。正因这一“主观真实”的强烈程度，使其从此便盘踞心头，让他不断回到这个话题，回到“民国的起源”中去。某种程度上说，鲁迅在1925年及其后的相当一部分写作都是从不同侧面、在不同程度上回应这一总体性问题。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朝花夕拾》看成鲁迅“一个人的‘民国的建国史’”，即他个人所亲历、体验、理解的“民国的起源”。
之所以使用“一个人的‘民国的建国史’”的表达，并非要突出鲁迅对“个人”的注重，而是要强调《朝花夕拾》鲜明的个人性，即写作上的独特性。从其独特的书写方式，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个人性如何与大历史相勾连，或更准确地说，他是如何书写嵌入大的时代和社会中的个人经验的。
诚如陈思和所说：“《朝花夕拾》是写一个人由童年、少年到青年的教育成长史。……只有把它作为整本书来读，才会清楚地看到，这本书描写了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的教育成长过程。……反映整个中国从传统到现代转型过程中教育的变化，及其对一代人成长的影响。”7但是，在鲁迅个人成长史的脉络外，在他将自己的“教育成长过程”公之于众，以实现其批判目的之外，是否还包含着更大更深的指向？
在对《朝花夕拾》的解读中，还有一种比较有影响的读法，即将确实很抒情的这十篇散文的写作视为“无地彷徨”中的“精神还乡”之旅。诚然，在《朝花夕拾》中，我们能看到“故乡寻梦与成长记忆”，能读出渗透在文字间的“亲情意象与往事抒怀”，也能捕捉到鲁迅“重识乡俗与文化寻根”的强烈意向。8但这样的解读抓住的只是字面的意义，忽视了《朝花夕拾》“整本书”写作的历史语境，尤其是1926年在鲁迅生命史和精神史上承前启后的特殊性。那些“旧事”“朝花”绝对不是1926年的鲁迅在精神上回到过去的渡船。何况鲁迅记忆中的过去，不仅有温馨的亲情，还有刻骨铭心的伤痛。更重要的是，鲁迅绝不会为回忆而回忆，而是别有寄托，其中蕴涵着他对历史、现实和未来复杂关系的深刻思考。
对“旧事重提”和“朝花夕拾”的命名时刻，及其书写过程的考察是重新进入文本的必由之路。“旧事重提”是回应现实中的问题，是应对现实的行动，这是《狗·猫·鼠》的写作动力。但1927年5月初，鲁迅将“旧事重提”系列文字改题为“朝花夕拾”，也并非出于修辞的考虑，更不是为了给“故事新编”预留题名，而是源自他到厦门、广州后遭遇的现实，源自他对这一现实与历史的关联之认识。这一修改，既包含着鲁迅对“散文”文体的非本质化把握，更充分地体现了鲁迅借助个人成长的经验希冀实现的情感教育意图，而这一意图在更深的层面则指向“民国的建国史”，即个人的成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之个人化的书写。9
革命的第二天，总会有革命者的分化和蜕变。革命者必须面对这一难题。孙中山逝世后，“苍蝇们”又嗡嗡地叫起来，他们首先发现了战士的“缺点和伤痕”，并且“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鲁迅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10一年后，鲁迅应邀写《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他说：“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而且说：“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11然而现实恰恰是不记得的人很多，“永远的革命者”更寥若晨星，多的仍然是“苍蝇”和“蚊子”。此刻他就正被一群自诩为“正人君子”的人围攻，从去年底痛打“落水狗”的主张再次遭到冷嘲和误解后，他一面从容应战，一面倒似乎唤醒了尘封的记忆和经验。显然，这些记忆和经验正是他不仅仇猫还要痛击“落水狗”的最初原因。而“正人君子”们的大肆围攻，正因肇端于1924年、发酵于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
有论者将鲁迅1925年开始的“杂感文书写实践”视为与孙中山北上相呼应的、应对“共和危机”的方式。12事实上，与其说那是“共和危机”，在中华民国的语境下，不如直接称为“中华民国”的危机或“民国危机”，它指的是中华民国在国家主权、国内政治、经济乃至伦理道德等文化领域遭遇和出现的诸种困顿、危急、无序的状态。无论如何，这一勾连无疑很重要，对理解1925年及其后的鲁迅是不可或缺的视角。1924年11月，孙中山说：“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符其实，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以人民为主，要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象这个情形，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我们中国以前十三年，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实在是一个假民国。”13鲁迅是否读到这篇演讲稿，尚无证据，但他们对中华民国现状的极度不满无疑是高度一致的，他们都强烈地感受到了民国的危机，也都有强烈捍卫民国的愿望，虽然两人感受到危机的来源不一样，甚至对民国危机的理解也不完全一样。在孙中山的表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主权在民的政治理想，文学家鲁迅则以“奴隶”“敌人”等比喻表达着他的感受。而女师大风潮正是1924年以来的“民国危机”在教育界的体现。在鲁迅看来，章士钊们就是民国的敌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对章士钊、杨荫榆和陈西滢们出乎意料的愤怒程度才能够被理解。
谁是孙中山所说的“人民”？在鲁迅看来，被随意处置的女师大无辜学生就是他那时看到的活生生的人民之一种。但讲“公理”和“正义”的“正人君子”们看不到她们，掌握着生杀予夺之权的章士钊们也顾不上她们。他们的眼里没有弱者，在更大的权力者面前，他们顾影自怜，奴颜婢膝，成了奴才；他们的词典里也没有同情，他们是“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14。现在，鲁迅告诉他们，他的仇猫正是因为童年时期自己喜爱的小隐鼠被猫吃了的缘故。虽然这是长妈妈“栽赃”“诬陷”，但出于儿童天性的、对于弱小者的感情及与之对应的之于恃强凌弱者的愤恨却保留了下来。这一情感早在《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文字中已有颇为充分的表达：在“夫以力角盈绌者，于文野亦何关？”15的诘问中，青年鲁迅的立场清晰可见；在《破恶声论》中痛斥那些“以冰寒之言”嘲笑“受厄无告如印度波兰之民者”之徒，更将“崇侵略者”谥之曰“兽性爱国者”，其严厉跃然纸上。16值得注意的是，《狗·猫·鼠》中有两个小地方也常常被忽视，其一是鲁迅不止一次地强调“和我不相干”，其一是猫的“吃饭不管事”。前者凸显的是童真，儿童并没有成年人的崇高感和道德追求，只有朴素的、基于自身趣味的判断，并不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后者一方面是为了带出鼠之真正的天敌和屠伯，另一方面也暗讽，猫不仅有“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且“媚态”十足，而又狡猾地不将全部本领传授给徒弟，在交配时竟又不管不顾地“嗥叫”，使他不能安静地读书思想写作，却居然“吃饭不管事”，甚至还“伤害了兔的儿女们”。17这哪里是在说猫，分明一幅活生生的奴才相，然而是虚伪又凶恶的奴才。
1932年，鲁迅应约编选《自选集》，在“勉强可以称为创作的”五种之一的《朝花夕拾》中，他选录了《狗·猫·鼠》《无常》和《范爱农》这三篇。选录《狗·猫·鼠》意味深长，它不仅仅关乎“写法”，甚至“写法”的问题并不那么重要。他将这些文体“杂乱”的文章放在一起，既是对本质化的散文观的拒绝，也是因为有更重要的目的。他分明是在提示读者，“旧事重提”的根本目的是：（1）回击“正人君子”们，使青年们认识“正人君子”们的卑劣；（2）革命者情感的基本倾向从哪里来。换言之，“旧事重提”的意图和意义在1932年仍然存在。我们甚至可以说，此刻，他觉得，《狗·猫·鼠》中所表达的对猫的仇恨和对小隐鼠的怜爱之情，比在《阿长与〈山海经〉》等文本中传达的情感更重要。正如论者所说：“《朝花夕拾》作为回忆散文也体现了‘革命人’鲁迅处理私人世界题材的独特方式。……从第一篇《狗·猫·鼠》看来，毋宁说鲁迅是在与现代评论派的激烈论争中忽而自然进入自己的私人记忆之中，这才有了‘旧事重提’系列的。”18这里的“自然”是自觉的意思，是情和思水到渠成的结果。
但无论如何，即使正在与“正人君子”们酣战，回忆之闸已经开启，对长妈妈的感情和对给予童年无限幻想的《山海经》的美好回忆从笔端汩汩地流淌而出，而与之形成强烈对比，带给他无限恐惧、痛苦之记忆的《二十四孝图》也接踵而来。但在对长妈妈的叙述中，作者安排了“长毛”这一常常被忽视，或被简单抽取出来，放在其他主题中进行分析的细节。固然，这可能确实是长妈妈所曾经历，且在她的叙述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早期文言小说《怀旧》的情节，以及从一个孩童的视角和口气，才可能产生的、对于长妈妈在“长毛”的“革命”中“被掳去”而有的“伟大的神力”之由衷的佩服。这“伟大的神力”与她那些“烦琐之至，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19和道理，也与她后来主动替“我”买来朝思暮想的《山海经》带给“我”的强烈震动，构成极其鲜明的对比、映衬，而简略却极具个性的对话，更生动地再现了长妈妈的神态。然而，有意思的是，一方面，叙述中居然夹杂着对长妈妈表达不够准确的辩护；另一方面，早已对太平天国及其后的历史熟稔于心的叙述者，却对“伟大的神力”既不置一词，更任其语焉不详，这伟大的神力究竟是长妈妈的，还是将她掳去的“长毛”们的法力呢？而且，“伟大的神力”的故事，看起来更像义和团所为。如果说这不是作者的疏漏，就应该视为无意识的表露，或竟是有意为之。在我看来，有意为之的目的，既是要实现真实的艺术效果，也是以此凸显太平天国作为辛亥革命前史的历史事实，其中也包含着作者对太平天国乃至义和团的基本判断。20
由让他无限追怀、悲恸不已的《阿长与〈山海经〉》，到令他永难释怀、痛楚不堪的《二十四孝图》，正是情感逻辑的体现。但《二十四孝图》开头对“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的一通劈头盖脸的诅咒，虽与正文主题相关，但完全不加掩饰、控制的激愤，很有些气急败坏的意味。吴俊从“个人回忆的切身性”关系，较为合理地解释了本篇“激烈的口吻”。但从《二十四孝图》开始的三篇文章极为特殊的写作语境，乃至具体的环境，在绝大多数的讨论中并没有成为分析的切入口，多的仍是脱离语境的、普遍人性的解读。21
“三一八”惨案后的几个月里，鲁迅一连写了数篇檄文，或揭露段政府之凶残，以及章士钊、陈西滢等白话文运动的激烈反对者和段政府的支持者的丑恶嘴脸和荒唐言论，或抒发胸中悲愤之情，或沉痛悼念牺牲的无辜青年。而他自己的生命也正遭遇危险，不得不离家避难，东躲西藏，终因郁愤不已而生病，但即便在病中，却依然以笔为枪。即使知道“笔写的，有什么相干”22，他也只有这一支笔。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他写作了《二十四孝图》《五猖会》和《无常》。所以，毫无疑问，《二十四孝图》开头的激愤之辞正是语境作用下的必然结果，是情感和情绪自然的流露。但流淌在文字中的仅仅是情绪吗？那些悲愤之情与回忆的叙事和痛切的思考究竟是什么关系？
段政府且不论，单就鲁迅其时笔锋颇为集中指向的章士钊而言，早年是鲁迅在南京陆师学堂的学弟，入学翌年就发动退学风潮，于是到上海，加入爱国学社，与章太炎、邹容、张继义结金兰，甚至执行暗杀清廷官员的任务。他改革《苏报》，赞誉邹容《革命军》是“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23；翻译日本著作，颂扬孙中山是“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24。他因而身陷囹圄，即使出狱后，也还志存“以文学为鹄，愿附于嚣俄、摆伦之流，终其身焉”25。而在南北议和后，他也曾经坚决反对袁世凯。随着时移世易，晚清以来民族国家的存亡问题，在鲁迅看来非但没有解决，某种程度上更严重了：“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青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漂摇得他们安心不下。”“中国要和爱国者的灭亡一同灭亡。”26章士钊这时却成了极端保守主义者，且执掌政府要职，擅用权力，排除异己。尤有甚者，在鲁迅眼里，一个旧学不通的人却要如此蛮横地反对白话文运动，他怎么能不想，今天的青年应该读什么书，读什么书才能真正使中国不灭亡？于是，我们看到，在一系列针对段政府暴行的文字，及“流离中所作”的三篇《朝花夕拾》的篇什外，赫然就有《再来一次》27这样专门针对章士钊的文字。鲁迅早就说过：“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28所以，在《二十四孝图》中，他就以自己的亲身经验，用他的博识，更重要的是用他作为儿童的情感和天性告诉世人，那样的传统不可能承担救亡图存的重任，他之走到今天，之所以对《二十四孝图》之类的传统深恶痛绝，之所以成为一个“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的实践者，正是痛切地知道它们对儿童天性的扭曲、斫伤和毁坏。
正“笑着跳着”要去看难得一见的五猖会的小鲁迅，被威严的父亲逼着背诵开蒙的《鉴略》，三十八年后回忆起来，也还是“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29。在写《五猖会》的同一天，亦即写了《再来一次》的第二天，鲁迅为刘半农校点的晚清小说《何典》写了题记，意犹未尽，又写《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而这未尽之意，鲁迅明确说出来的是，“忽而又想到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还夹杂些和《何典》不相干的思想”30。从字面上，我们确实可以说，是不相干的，但“夜雨潇潇地下着”，情绪已经无法控制，鲁迅也不想控制，索性就让它冲出来：“我并非将半农比附‘乱党’，—现在的中华民国虽由革命造成，但许多中华民国国民，都仍以那时的革命者为乱党，是明明白白的，—不过说，在此时，使我回忆从前，念及几个朋友，并感到自己的依然无力而已。”文末的写作时间也是意味深长：“五月二十五日之夜，碰着东壁下，书。”31想象一下其时的情景，令人泪下。百感交集中的鲁迅，想起了早逝的严父，想起了生计无着的半农，想起了“以革命为事”却英年横死的陶成章，想起中华民国建立已经十几年，而北京大学却“要关门大吉了”，想起自己近两年因言论招致的各种攻击，乃至眼面前被缉捕而“流离”的困迫……那一种无力感和绝望之情，童年的记忆非但不能排遣，倒更加逼得他不得不面对革命的失败。于是，由一见“便感到苦痛”的《何典》开启了《无常》的回忆和构思。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至少《朝花夕拾》中写于北京时期的五篇，并不是早就谋划好的，倒是与其杂感的写法类似，多来自现实的刺激。
“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32的《何典》的写法，正是《无常》的写法。但这不是意义的全部，至少，除了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如阴间一般的人世外，我们在《无常》中看到的是民众的创造力。他没有沉浸在个人的回忆中，而是努力去开掘被埋藏的“地火”，去发现“乡下人”“下等人”“粗人”，那些如阿长一样，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的“穷人”们“灵魂的深”33，也就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下等人”“何尝没有反省”，倒是“正人君子”们虚伪可憎。“人民之于鬼物，惟独与他最为稔熟，也最为亲密”，就因为活无常不仅是“真正主持公理的角色”，而且“爽直，爱发议论，有人情，—要寻真实的朋友，倒还是他妥当”。34
木山英雄在解读《野草》时，发现了一个普遍不被注意，但却隐含在文本中的自我与他者的“函数关系”35，而中井政喜在解读《离婚》时说：“1925年之际，鲁迅为被押（引按：应为压）于大石之下民众辩护的同时，认识到了农民反抗斗争的力量。农村女子爱姑就是恰似在应诅咒的场所与时期的敢说、敢哭、敢怒的存在。即使认为爱姑是泼妇，作为鲁迅对传统国民性之恶的批判并非爱姑般的粗野（其并不能说是面对弱者的）。鲁迅批判的矛头指向是奴隶根性（封建体制中沉默的死相），卑怯的精神和贪欲，不敢正视现实欺骗他人与自己的态度（阿Q的‘精神胜利法’等）。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所描写的民众中，爱姑被认为是率先反抗斗争的民众新类型。”36在《记念刘和珍君》中，鲁迅沉痛地说：“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37所以，“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38。对于鲁迅来说，这“一件事的开头”就是重建自我与世界、知识者与民众、革命与革命主体的关系，而这正是《朝花夕拾》越来越明确的目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常》被鲁迅郑重收入《自选集》。
1926年8月26日，鲁迅与许广平离开北京，固然有不得已的原因，但无疑也是重建与现实关系的一种努力，包括与许广平的恋爱关系，都应该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他们一路同到上海，继而分乘轮船，鲁迅去厦门，许广平去革命正如火如荼进行中的广州。9月4日，鲁迅抵达厦门，10号，基本安顿下来后，就节译了武者小路实笃的文字，借译文表达心情：“自己的路，除了自己工作着，自觉着走去之外，没有别的法。”399月18日，在“四无人烟”、可以“眺望风景”的“国学院的陈列所里”40，写下脍炙人口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再一次“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41的时刻，在静寂的厦门岛上，鲁迅的记忆回到了童年，穿越时间的屏障，飞渡空间的阻隔。然而，四十五年的人生，不算漫长，却极丰富，但这丰富并非仅仅源于自身的命运，更多却由时代造就。鲁迅的人生，像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卷入历史的洪流。他既被时代裹挟，却也是时间长河中的一滴水珠、一线水流，是历史之河流向前方的一股力量之源。虽然一路走来，“后顾不疚”42，却也在反顾中省察、选择，而不是任记忆信口开河、肆意流淌。
如同《阿长与〈山海经〉》对长妈妈的记忆一样，它建立了一个孩子与这个世界最基本的情感关系，并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长成正义这一价值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所建立的是与自然（百草园里的植物和蟋蟀、鸟等动物）、知识/教育（私塾所读的书和私塾先生“入神”而读的书，以及《荡寇志》《西游记》等绣像小说）和朋友（闰土及其父亲）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有两处：其一是，《荡寇志》等既是事实，也指向晚清日益高涨的抗清风潮，《五猖会》中抄录张岱《陶庵梦忆》和《藤野先生》中提及明遗民朱舜水等也当作如是观；其二是，文中那些鲜活、丰富而准确的植物学知识，其基础来自青年鲁迅从东京回到杭州、绍兴后，遍游故乡山水采集标本时所积累，而那时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夜。
《父亲的病》及其后的三篇，既是《呐喊·自序》的补充和具体化，又与之构成对话、互文关系，而在《朝花夕拾》的内部则各有侧重，成为一个意义相对独立、自足的文本空间。《父亲的病》当然饱含着对父亲的深情，也是他逃离故乡的重要原因，但同时，文本又完全可以视为一个隐喻，而不仅仅被把握为个体的真实经历。父亲的病、整个大家族的衰落，就是晚清帝国的缩影；无力医治而又昂贵的中医治疗，离奇的药引及背后的理论、观念正是传统文化困境的写照；而少年鲁迅的出走、对新学的向往，恰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无数系心于民族危亡的青年们的代表。于是，文本在虚与实、个人与家国、情与理的交织中，深度再现了变动时代中觉醒者面对历史与现实的困顿和义无反顾的悲壮抉择。
所以，在写完《父亲的病》的第二天，鲁迅紧接着就写了《琐记》。两者的连贯性从《琐记》开头对《父亲的病》的呼应、延续可以清楚看到，这是情绪和回忆的连续性的体现，但在叙事的效果上说，则是对出走动力的进一步强调，也即走向新学的情理上的合法性。《琐记》的重要性一方面是，文本提供了很多鲁迅南京求学时期的信息，生动而真实地再现了晚清新式学堂的教育状况，以及他自己所接触到的包括《天演论》《译书汇编》等在内的知识状况，特别是后者，倘以近年受到重视的翻译学、阅读史、社会史等跨学科的新方法进入，结合其他文本，或可打开更大的空间，如韩瑞对《全体新论》的研究43。正是这些处于特定历史时期的西方知识的传译和输入，尤其是传译者处理这些新知识的方式，造就了晚清一代知识者的世界视野，成为革命者思想资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令有更多期待的如鲁迅这样的青年产生了不满足，所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44。另一方面，他对“地学”“金石学”看似不经意的解释，仿佛在提醒我们，未收录进《坟》的早期著作《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相关文字的存在。《中国地质略论》劈头就是：“觇国非难。入其境，搜其市，无一幅自制之精密地形图，非文明国。无一幅自制之精密地质图（并地文土性等图），非文明国。不宁惟是；必殆将化为僵石，供后人摩挲叹息，谥曰绝种Extract species之祥也。”45这是典型的梁启超“新民体”，据此可见梁启超的影响力，及早期鲁迅所受梁氏影响。有意思的是，“文明国”这一表达，既充分体现了其时启蒙主义“文明-野蛮”二元论的深入人心，又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启蒙主义话语的普遍主义与个人主义诉求，而与民族-国家理所当然地焊接在一起。更有意味的是，这一话语与地质学，乃至后来的矿物学、植物学、人种学等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粘连在一起，被高度且有效地纳入救亡运动中，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力量。而在鲁迅的思考中，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对帝国主义的强烈痛恨，虽然鲁迅并不是唯一一个，却是一生坚决反帝的一个46。这也逼使我们追问，在第三世界国家，知识的政治性与普遍主义之间是否必然存在着难以化解的紧张关系？果如是，则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知识体系如何建立将成为一个十分急迫的问题。
值得深入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青年鲁迅于1903年在《浙江潮》第八期发表《中国地质略论》。《浙江潮》自第二期始，就在卷首刊印“浙江全省十一府地图”，直至第十期。第四期起，特设“地理”栏目，陆续连载署名“壮夫”的“地人学”，鲁迅的《中国地质略论》也排在该栏目。而在这之前，鲁迅在第五期“小说”栏发表了《斯巴达之魂》《哀尘》。《中国地质略论》的写作语境与其时帝国主义在华掠夺矿产有直接关系，因而无疑属于护矿运动的一部分，正如已有研究正确指出的那样：“护矿运动是近代反帝爱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地质略论》的写作情况表明，青年鲁迅是这一运动中的一员积极的战士。继护矿运动之后，护路运动也在全国各地掀起，它们共同促进了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47鲁迅随后与同学顾琅合著《中国矿产志》也是这一脉络中的行动。据研究，《中国矿产志》“这本矿业专著还通过了官方鉴定，清政府学部将它列为中学堂参考书；农工商部特下文通饬各省矿业、商务界人员购阅”48。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初版面世时，鲁迅虽已经决定弃医从文，但人尚在仙台。由此可以问：鲁迅自1898年5月入江南水师学堂，继而改入矿路学堂，1902年3月赴日本留学，初习语言，1904年4月底结业，9月正式入读仙台医专，1906年2月决定放弃学医，3月中旬获学校批准退学，回到东京“学文艺”。如此不断改弦更张，究竟意味着什么？他选择文艺/文学的根本动力是什么？过去的研究多集中在“弃医从文”上，这固然很重要。如果说鲁迅当初选择进水师学堂有其不得已，甚至改学矿路，也有只此一家的外在条件限制，而学医是在相对比较自由的状况下主动选择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将学医-弃医从文看作其文学之路的起源。但如果我们将从水师学堂开始的路视为鲁迅一直在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探寻个人回应现实问题的可能道路，则这一源头理应追溯到《琐记》所叙及的南京时期，以及第一段东京时期（1902—1904）的诸多实践对他最后的选择所造成的影响，借用日本学者“原鲁迅”的表达，即原鲁迅的源头亦不止于东京。在这个意义上，由上述关于《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的讨论所带出的、一个颇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即是《浙江潮》等知识-舆论空间之于鲁迅的意义，只要看看《浙江潮》的目录，就多少能够想象，无论是影响，还是互动，对鲁迅的成长都是不容小觑的。从另一个角度看，早期鲁迅介入现实，或曰参与历史行动的方式就颇有些与众不同，而从文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或者说从鲁迅所理解的文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来看，他似乎一直在寻找一种更加吻合他所理解的政治性的表达形式，即一种既政治，又超越狭隘政治（比如“兽性的爱国”）的政治。或可名之曰：超越政治的政治性。
1926年10月7日、8日，鲁迅一鼓作气，写了《父亲的病》和《琐记》。双十节，鲁迅给许广平写信，信中盛赞厦门的节日气氛，欣喜之情跃然纸上，甚至连在北京产生的对鞭炮的“恶感”也没有了。学校“先行升旗礼”，然后“有演说，运动，放鞭炮”，“商民都自动的地挂旗结彩庆贺，不象北京那样，听警察吩咐之后，才挂出一张污秽的五色旗来”。他还据此得出结论：“此地人民的思想，我看……并不老旧。”49但这一好印象和好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50，鲁迅在人事纷争的干扰和对未来不确定的焦虑中，继续备课、上课，编讲义，校定《华盖集续编》，为《坟》写题记、后记，构思甚至开始创作《眉间尺》51，完成《〈嵇康集〉考》，当然，还包括与许广平颇为频密地鱼雁传书。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鲁迅基本是按计划地完成了“旧事重提”，10月12日写《藤野先生》，11月15日夜陷入前路迷茫中的他，给许广平写信，希望她给他“一条光”，未及等到回复，18日重拾心情完成《范爱农》，并且明确说这是“旧事重提”的最后一篇。
有论者已经注意到，至少是在写完《父亲的病》的时候，鲁迅拟订的计划是还有四篇，也就是说，在现有的三篇之外，还有计划中的一篇没有写。作者按照其论述逻辑，“猜测”“已有腹稿”的鲁迅发现“第11篇已不宜加入”，因为它可能会破坏后五篇已经形成的“时间和空间上承转接续的关系”，也可能与《呐喊·自序》产生一定的重复，并因此推论“《朝花夕拾》真正的收尾不在《范爱农》，而在集外的《〈呐喊〉自序》”。52但这只是一种可能。
顺序不是根本问题，完全可以将后写的插入到相应的位置，鲁迅从来不机械地按照叙事的时空顺序或写作时间来编集子，而是有其更深的考虑。因此，这没有写的一篇多半是因为不能或不愿，或确与原先拟想的主题不一致，比如被陈其美和蒋介石暗杀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是不能写；1934年写成的《我的第一个师父》是主题不甚相合。
正如丸山升所说，“范爱农的死，对于鲁迅在某种意义上，预示着‘中华民国’的前途”53，但“预示”是后见之明，1912年的周树人还不是“鲁迅”。年初，鲁迅离开光复不久却已经渐入腐败的故乡绍兴，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就职，5月初随临时政府北迁，到北京就任部员。他到北京后收到的第一封信就来自范爱农，却在7月中下旬之交就得到范爱农的死讯。而蔡元培也被逼辞职，几天后的雨夜，下属同乡为其饯别，鲁迅参加，大醉而归，成《哀范君三章》。在鲁迅的民元经验和民元记忆中，范爱农恐怕是最紧密、最重要的一个。
1910年8月，鲁迅辞去杭州两级师范学堂的教职，回到绍兴，应陈子英邀请，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的博物教员，此前不久，舍监范爱农因不愿与“有谋害秋瑾之嫌的杜海生”54共事而辞职。从鲁迅致许寿裳的信约略可见对范爱农的不甚满意。1911年11、12月间，鲁迅接受王金发的任命，出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范为监学。1912年2月中旬，鲁迅到南京。从不满，到相熟，再到兴高采烈一起上街看光复后的绍兴，更进而至于朝夕相处、齐心协力为革命后的教育事业不辞辛劳，直接参与地方舆论空间的建设，虽然两人的交往时间并不长，只有一年半不到，却因对革命的向往和认识的一致，及性情相投而成为真正的革命同志。然而，王金发堕落了，背叛了革命，鲁迅走了，狷介的范爱农似乎只能孤寂而死。但与其说是狷介，不如说是对革命的忠诚，鲁迅之所以与范爱农惺惺相惜，这无疑是极重要的因素。因其忠诚，其“华颠萎寥落”55才更令人生切肤之痛，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革命的第二天的悲剧，才会在鲁迅的心底长久地保持着鲜活的记忆，也才会在二十四年后由他牵引出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等烈士们，一一来到幸存者鲁迅的笔端。然而，面对牺牲者，幸存者强烈的使命感裹挟着一定程度的愧疚感，使他不惜将自己贬抑到牺牲者的对立面，以凸显烈士们的崇高。于是，我们在《范爱农》开始的叙述中看到的“我”是一个激进有余而思虑不周的幼稚青年，且颇不近人情，某些叙事也略显夸张56。所以，1934年12月，他回复增田涉来信征求对日文版选集篇目的意见时，就说：“《某氏集》请全权办理。我看要放进去的，是一篇也没有了。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范爱农》写法较差，还是割爱为佳吧。”57增田涉和佐藤春夫最初从《朝花夕拾》中选了《范爱农》，未选《藤野先生》。但鲁迅坚持“补进”《藤野先生》，还说《范爱农》“写法较差”。这不是自谦，更不是谄媚于日本人。而鲁迅两年前编《自选集》，却正好相反。如何理解这一矛盾？在我看来，这只有从写作意图与文本可能或期待的意义之关系才能理解。一言以蔽之，日本读者和中国青年的需要不同。这是双重的超越政治的政治性的体现，既超越民族国家，又超越文学之为情感教育的形式。
《范爱农》的终结正是辛亥革命的终结，范爱农的死正是革命失败的表征；而对范爱农的纪念就是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对民元的追怀，但同时也是对民元后迅速腐败的中华民国和迅速遗忘的国民的批判。因此，文字中无法掩饰的愤激通通毫不含糊地指向迫害者。在《范爱农》中，我们看到辛亥革命成功的基础，就是无数像范爱农一样的革命者，和无数像徐锡麟一样的牺牲者创造的，而最初的新气象，也是因为有无数如范爱农一样“实在勤快得可以”的建设者；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范爱农之死的原因就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
汪晖说：“在鲁迅的世界里，有两个辛亥革命，一个是作为划时代的事件的革命，一个是这个革命的现实展开过程，但后者既是前者的展开，也是前者的背叛。鲁迅忠于前者，忠于在这个革命中产生的梦想、形成的生活态度和时代判断，从而展开了对后者的批判，但他同时也从后者中寻找前者的踪迹。”58但鲁迅的世界里，恐怕有第三个辛亥革命—除了上述两个之外，另一个就是他亲身所经历过的、短暂的民元经历，和此后在现代中国历史的展开中形成的民元记忆。在很大程度上，民元经历和民元记忆成为鲁迅生命的组成部分，成为其日后思想的参照、精神的故乡、写作的动力。《范爱农》正是体现三个辛亥革命复杂关系最为充分的文本。
三个辛亥革命在同一个文本中同时呈现，体现的正是鲁迅与这一事件的复杂关系：他是叙述者，是回忆者，也是革命者、亲历者，同时又是批判者、思想者。他见证了历史，也直接参与了历史的行动。他批判历史，却也在历史和现实中寻找反抗绝望的力量：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59
这是1925年3月26日鲁迅给许广平信中的一段，也很充分地体现了多重身份的鲁迅对民元和辛亥革命的复杂体认，虽然因受制于国民性话语而将根本问题归结为“改革国民性”，但倘使从革命的第二天的问题出发，则革命的第二天绝对无法忽视的就是国民的教育事业，其中，革命史的教育无疑必不可少。革命史的教育形式多种多样，而文学则是其中重要的一种。这正是鲁迅从不以文学为目的的根本原因，需要申明的是，不以文学为目的，并不意味着对文学性的弱化，甚至完全弃之不顾。相反，越是要文学发挥作用，越是必须依赖高超的文学性，否则便与《二十四孝图》之类的说教没有什么不同。换言之，情感教育是他念兹在兹之所在，无论是对“伪士”的痛恨，对革命的背叛者的嘲讽，对奴性入木三分的剖析和刻画，对卑怯者的鄙视，对强权者的愤怒，还是对牺牲者的崇敬和愧怍，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对被恶制度和坏文化压榨、欺骗、驯化的善良而无知的人们的情感，对青年的希望和无私的扶持，即使是对传统和历史片面的洞见，都渗透着他真实的感情。而这也是他对文学的忠诚。
但情感和情感教育有不同向度，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的情感内涵、表达方式及由此建立起来的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显然不同于基于共同体和正义感的情感。所以，我们在《朝花夕拾》中看到，十篇作品中，基本上没有纯粹个人性的叙事-抒情，鲁迅总是尽可能选择，或创造能够将个人安放在时代和社会关系中的故事和细节，以此再现历史中的现实关系，并以此描画历史的进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藤虎丸说鲁迅“通过辛亥革命后的体验（可由《范爱农》等作品窥知）而形成了第二次文学的自觉”60。因此，无论《呐喊》还是《彷徨》，《朝花夕拾》还是《故事新编》，包括《野草》和那些杂文在内，都是其“第二次文学的自觉”的产物。
1936年10月9日，鲁迅写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10月17日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未完，19日晨5时许，溘然而逝。鲁迅因为太炎先生“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61而得识他，从此终身敬重62。他之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对太炎先生念念不忘，正如林少阳所说：“徒有其名的共和国，构成了鲁迅对其师‘章太炎’念念不忘的最为重要的背景。他在章太炎故后对‘太炎先生’之念念不忘，与其说是悼念章太炎的死，莫若说为了章太炎的‘生’，如何让‘太炎先生’重新成为现实中革命的思想源泉之一，向新的‘奴隶主’抗争，以令一个新生却又濒死的民国避免夭折。”63
在鲁迅逝世纪念年，在辛亥革命的纪念年，在鲁迅被不断阐释、过度阐释，甚至蓄意歪曲的今天，在后革命的时代里，如何认识鲁迅与革命的关系成为一个问题。鲁迅说，太炎先生“是有学问的革命家”64，借用这一表达，在我看来，鲁迅是有革命精神的文学家，或者更干脆地说，鲁迅是“文学的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