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新疆史不是突厥史——突厥兴起、分裂与隋治西域史，每个新疆人你该知道！

“突厥”是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西域-新疆研究无法绕开的一个名词。然而，在手指一点就能发帖的信息时代，面对众多与“突厥”“西域”相关的信息，缺失纵向历史认知的朋友，对“突厥”“西域”的理解常常陷入某些特殊的描绘之中。甚至不少人错误地以为，“突厥就是匈奴的延续和继承，西域就是突厥人的”，“西域-新疆史就是突厥发展的历史”……。事实上，不仅突厥史难以概括西域-新疆史，而且西域-新疆也绝非一些人所宣扬的突厥斯坦。

突厥原是铁勒的一部，6世纪初叶隶属于柔然的突厥被迫迁居于金山（今阿尔泰山）南麓，以锻铁生产服役，柔然可汗称之为“锻奴”。公元546年，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先后征服了散居于准格尔盆地的铁勒诸部（约5万余户），力量大振。六年后，土门大败柔然并自称伊利可汗（又作布民可汗），建立了以漠北为中心的突厥汗国。伊利可汗死后，其子燕都（一名俟斤）木杆可汗通过不断的扩张，逐步控制了自蒙古高原地区向西直达黑海地区的几十个铁勒（又名敕勒、高车）部落。

突厥兴起之前

555年，突厥击灭柔然政权并取代了其在漠北的统治地位。此后，突厥向西征战，控制了葱岭以东的西域地区。558年左右，突厥与萨珊波斯联合消灭了嚈哒政权并与萨珊波斯以阿姆河为界瓜分了嚈哒领土，阿姆河以北广大地区归突厥所有。567年，突厥挥师南下渡过阿姆河直达罽宾，将原属嚈哒的全部领土占为己有。至此，突厥建立起一个东起辽海以西，西达里海，南自漠北（西北地区南至阿姆河流域），北至贝加尔湖五六千里的强大游牧政权。这一时期，中原北部的北齐、北周等政权，为了巩固政权都想拉拢突厥作为自己的外援，于是竞相“竭生民之力”，“倾府库之财来笼络突厥。《隋书·突厥传》所记隋文帝的一纸诏书之中对此作了生动描述：“往者魏道衰敝祸难相寻，周、齐抗衡，分割诸夏。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之厚。谓虏意轻重，国逐安危，非徒有大敌之忧，思减一边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来往，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华夏之地，实为劳扰。犹复劫剥烽戍，杀害吏民，无岁月而不有也。”这为突厥立足漠北并迅速强盛起来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突厥兴起之初

作为一个短时间内迅速崛起的游牧帝国，庞大突厥政权的构建和维持主要是依靠其强大的武力来完成的。突厥汗国内部又分为东西两部，其中东突厥辖地为阿尔泰山以东的漠北地区，西突厥则占有阿尔泰山以西的广大地区。突厥的最高首领大可汗是东西突厥的共主，其下所设的小可汗分别由大可汗的子弟或宗族担任，分领不同地区，具有相当强的独立性，加上许许多多被武力征服的异姓部落或政权与突厥汗国之间缺乏必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甚至征服之后依然完全保留了自己原有的政治、文化传统，具有相当大的离心倾向。并且，不堪忍受突厥压迫的被征服部落和政权也会伺机起来反抗。游牧帝国的政治结构和相对弱小的内聚力和向心力使突厥所属居民认同感相当弱小，一旦失去了强大武力支撑或强势领袖，貌似强大的突厥帝国必然会四分五裂。

突厥鼎盛之时

公元581年，突厥内部因大可汗的继承权而出现分裂倾向。为了摆脱内部不利倾向，新即位的大可汗沙钵略就率领东突厥军队并联合西突厥达头可汗，以40万兵力全线进犯隋朝边境，隋军节节败退之中，突厥将武威、天山、延安等地的牲畜劫掠一空。后来，沙钵略欲乘胜继续南下，未曾想已与隋朝密立盟约的西突厥达头拒不从命，加之此时沙钵略又得到铁勒部欲袭击空虚的沙钵略牙帐的消息，于是沙钵略不得不匆匆撤军。次年，沙钵略再次进犯中原，但被与达头、阿波可汗结盟的隋军大败。沙钵略兵败后得知结盟一事，恼羞成怒，发兵击破阿波可汗并杀害阿波的母亲，导致东突厥内部的公开分裂。随后，这种分裂又因阿波可汗西走投奔西突厥，以及西突厥达头可汗的介入演变为东西突厥间的战争，突厥汗国进入全面内战之中。

公元600年，东突厥都蓝可汗被部下所杀，达头可汗在漠北自立为步迦可汗，正式成为突厥汗国的大可汗，但未曾想这随即引起突厥诸部的强烈反对，突厥国内大乱。603年，达头可汗在突厥诸部和铁勒诸部的打击下溃败，后投奔吐谷浑而去，不知所终。此后，室点密系西突厥与东突厥分裂势力结成的联盟退出漠北，隋朝册封的东突厥启民可汗占据了漠北并表示要“千世万世与大隋典羊马”完全臣服于隋朝。后来，不堪突厥压迫的铁勒部拥立契苾歌楞为莫何可汗，占据了阿尔泰山以南，博格达山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控制了今新疆北疆东部的大部分区域，高昌、伊吾、焉耆诸国也先后归附。东突厥被迫西迁至裕勒都斯河与楚河之间，占领了原属于西突厥室点密系的大片地区，原居于此的室点密系则被迫向西南迁，并在名义上臣服西迁来的东突厥处罗可汗。

东西突厥与隋王朝

609年，隋炀帝平定吐谷浑，设置了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末、西海（今青海湖西）、河源（今青海兴海东南）四郡，控制了西域南道的交通，扫清了隋朝通往西域的障碍。此前，隋朝已在张掖开始了与西域之间的互市，恢复了中原与西域因战乱而中断已久的商业往来，受到西域各国的欢迎。为了方便互市和经营西域，隋炀帝又派薛世雄、裴矩而人率军队赴伊吾，在汉朝所建伊吾城东再建“伊吾新城”以作互市之地，并留下千余人戍守。

609年6月，击败吐谷浑的隋炀帝西巡至张掖，并在那里召开了声势浩大的27国大会，慑于隋朝声威的伊吾、高昌等国“献西域数千里之地”。此举，不仅使隋炀帝成为中国历代王朝西行最远的皇帝，而且因此得到西域众多拥戴。

隋炀帝在27国张掖大会

次年，隋朝正式在伊吾设置了伊吾郡。伊吾郡和鄯善郡的设置，不仅标志着隋朝成功控制了西域南北二道的要冲之地，而且使西域东部并入隋廷统一行政体系中，为隋及其后的唐王朝进一步深入西域铺平了道路。

这一时期，隋王朝采纳长孙晟所提的“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策略，在利用突厥内部矛盾，联合其中弱小力量共同抗击强势部族的同时，对与隋朝相邻但不友好的突厥部落施以军事打击，并根据突厥各部势力强弱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盟友和打击对象，从而灵活周旋于突厥各势力间。

611年，西突厥重新夺回被东突厥处罗可汗抢占的地区，东突厥兵败后投降隋朝，彻底结束了阿波系突厥在西域的统治。此后，西突厥射匮可汗继续向东发展并控制了西域东部地区，征服了铁勒各部，原受铁勒控制的西域东部诸国也归附射匮。但此时居于漠北的东突厥受到了隋朝的保护，射匮领导的西突厥也无力东进，于是东突厥君临漠北，西突厥统治着广大的西域地区，东西突厥正式成为两个独立的政权，难对中原形成强大威胁。强大突厥帝国的分裂也标志着隋朝“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策略的巨大成功。

612年冬，隋炀帝将华容公主嫁给来朝的高昌国王麴（qū）伯雅，麴伯雅归国后即下诏国内改服易色，表示臣服隋朝。而在此前，早已厌倦了战乱纷争的西域诸国为了实现正常的经济交往就已表现出迫切要求政治统一的愿望，但多年来又因突厥、吐谷浑阻断而无法实现。而当隋炀帝派裴矩往来于武威、张掖之间时，就引致西域30多国的相继来朝，隋炀帝为此还专门设置了西域校尉以应接，使西域与中原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日渐高涨。以至于后来玄奘西行求经之时，高昌王麹伯雅闻讯大喜，执意截留玄奘做其国师，后因玄奘的坚持而作罢，并对玄奘西行取经做了丰厚的资助，成为唐僧取经的重要推手。但令人扼腕的是，这种良好历史走势因为隋炀帝的穷兵黩武和其王朝的短命，中原王朝再次统一西域之事最终功亏一篑。待玄奘西行取经成功返回时，面对物是人非的西域，已无法兑现其与麹伯雅的承诺，留下的不仅是叹息。回到长安之后，玄奘将其西行见闻记录成书，名曰《大唐西域记》，其中为麹伯雅着墨不少，恐怕也是对给予其西行取经巨大帮助者的一种报恩吧。 

唐僧·玄奘西行（往返）路线

历史事实表明，研究西域-新疆绕不开突厥史，但是，西域-新疆的历史绝非“突厥史”所能概括，西域-新疆从来也不是所谓的“突厥斯坦”。

事实上，不仅是突厥时期，而且在突厥兴起之前和之后更长的历史时期中，西域-新疆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始终发生着多种不同族裔群体居民交互往来，相互融合的故事，并且促使西域-新疆的经济生活、社会制度，以及心理素质、语言、习俗等多方面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放眼历史长河，数千年的发展中，自东西南北不同方向，不断地游弋而来的他者，在西域-新疆交汇融合，不断求同存异，建构起居于同一土地上的新“自我”，差异较大的群体（部落、族属）身份不断被新的共同性更多的群体（地域共同体、国家）身份所取代。受到西域-新疆特殊自然环境的影响，彼此间隔较远的不同绿洲上的居民，受到各自社会生活中的语言、风俗、宗教以及政治的聚散分合的制约而呈现出不同的内涵，兼备封闭和开放、彼此联系但又不尽相同的特点。这种差异并不否定不断出现的融合与更替。这种融合与更替，不仅推动了社会整体前进，而且也为更加统一强大的国家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无视数千年的历史事实，眼中只有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的某一个时期或某一个族裔、某一种宗教信仰，而不见更长历史时期和区域整体的历史，并且由此凿凿确称西域-新疆就是某一个族裔或宗教信仰群体的“故有家园”，实在是痴人呓语，胡说八道。

作者：闫国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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