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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大保佑”到“安拉保佑”说起:宗教中国化,先用中国话

2017-11-18 一木 疆还是劳道辣
作者:一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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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时候,笔者看过一篇维吾尔族退休老党员写的发声亮剑文章。在文章里,这位老党员提到了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按照维吾尔族的习惯,过去常说‘胡大保佑’,而现在有人说‘说胡达保佑,是对真主的不忠,必须说安拉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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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胡大”和“安拉”都是穆斯林对“真主”的称呼,“安拉”一词来源于阿拉伯语Allāh,“胡大”一词则来源于伊朗语Khudai。现代维吾尔语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借词,汉语是最早被维吾尔语借入的语言文字,比如粉条、茶等生活常用词语,都是从汉语中借入。伊朗语渗入维吾尔语虽然晚于汉语,但语词的数量却不少,比如石榴、馕、客人等词语,都是从伊朗语中借入,“胡大”一词亦是如此。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伊朗与阿拉伯都是信仰伊斯兰教,为什么在宗教重要词语的使用上却不一样?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到约八世纪到十世纪时的伊朗萨法尔王朝和萨曼王朝。当时,这两个王朝虽然在宗教方面已经彻底伊斯兰化,但却没有全盘阿拉伯化。萨法尔王朝的领导者耶古卜就曾嘲笑宫廷诗人向他进献阿拉伯文赞歌的做法,表示自己不懂阿拉伯语,并鼓励诗人用地方语言进行创作。而萨曼王朝更是重新使波斯语成了书面语言,并资助把重要著作从阿拉伯语译成波斯语,在一份用波斯语写成的宗教法令上,萨曼王朝当局明确宣布“在这里,在这个地区,语言是波斯语,这个王国的诸位国王是波斯国王”。所以说,既然宗教法令都可以使用本地文字书写,那宗教重要词语使用本地语言表达也就不奇怪了,只不过是宗教本土化的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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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伊斯兰教自西向东经伊朗传入新疆,伊朗语中的“胡大”一词也逐渐融入了现代维吾尔语词汇,并流传使用至今。如今,“胡大”一词在维吾尔语里已经用了将近一千年,极端分子却跳出来喊“说胡达保佑,是对真主的不忠,必须说安拉保佑”,这种荒唐的言论,本质上就是在宣扬原教旨主义,宣扬伊斯兰教全盘沙化、阿化,反对宗教的本土化。


任何信仰、任何宗教,要在一个地方生根开花,都必须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连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真理都需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更何况是宗教信仰。


目前世界的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传入中国,都经历过本土化的过程。历史上,鸠摩罗什、玄奘等都是佛教著名的译经家,基督教有运用四书五经来宣讲教义的著名传教士利玛窦,伊斯兰教则有清朝初年将伊斯兰教学术思想与中国传统理性思想相结合的刘智,这些人物既推动了这些宗教的中国化,也让这些外来的宗教在中国得以生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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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宗教不能入乡随俗,主动顺应本土化,而是搞教条主义,一个字也不能改、一个字也不能动,甚至宗教仪式使用本地语言都被视为不虔诚,那这样的宗教就会显得格格不入,就会“水土不服”。更何况有些宗教带有政治性、国际性特征,如果总是摆出一副针扎不进、水泼不进、崇拜境外文化、贬低本土文化甚至与本土社会文化对立的姿态,这样的宗教就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就会走进自身发展的恶性循环,甚至是走上极端化的邪路。


在历史上,“水土不服”这样的事件就曾不止一次的发生过,而这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清朝康熙年间的“礼仪之争”。清朝康熙皇帝起初容许甚至是欢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但后来教皇克雷芒十一世颁布禁约,禁止中国教徒遵行中国传统礼仪,不许中国教徒祭祖祭孔,也不许再使用“上帝”这个词,否则逐出教会。这一明显与中国本土化相悖的禁约自然引起了严重的后果,康熙皇帝下旨“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钦此”。一纸禁令,之后百年,天主教只能转入地下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九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也提出坚持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持续深入推进“去极端化”。


宗教的本土化,事关宗教和谐和睦,但自古至今都是一个难题。其实,像“说胡达保佑,是对真主的不忠,必须说安拉保佑”这种极端化言论,近些年来并不少见,甚至有的网站、微信公众平台等公然宣扬“念经必须用阿拉伯语”,“只有阿拉伯语才是最高尚的语言”,使用汉语或者维吾尔语诵经就是不虔诚等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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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基本工具,并不存在高尚或低贱之分。汉语作为中国的通用语言文字,更是有着悠久的历史,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也是新疆大地上唯一一种沿用了两千多年的语言文字。


宗教中国化,使用中国的通用语言文字是一道必须要迈过的坎。“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作为一名中国公民,更应对中华文化有深刻的认同感,摈弃那种不用外来语言开展宗教活动就不虔诚的观点。要认同中国通用语言文字,在宗教活动中推广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文化认同,也是文化自信,更是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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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中曾提到,过去五年,我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相信在今后的五年里,我们会有更大的魄力,在我国宗教中国化的问题上,解决更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更多想办而没有办成的事情,一定能够开创宗教和谐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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