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地的防疫生活断断续续已经持续三年,各地防疫其间居民实际的生活状况各不相同,有的很狼狈,有的还勉强过得去,就是同样的城市不同的社区也是生活状态不一的,令人意外的是这次曾经的优等生上海这波疫情让人们看到了不曾预料的乱象。
上海全静态管理后出现的种种乱象跟武汉和西安曾经出现的乱象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上海人口基数大,上海人一贯善于表达自己的情绪后乱象客观上被放大了而已,背后除了暂时无法评说的原因外,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上海拥有最多的老人群体,上海老城区的里弄也是人口最拥挤和最密集的。
当上海进入全静态管理模式后,这些依赖年轻人服务的老年群体中的一部分进入了无序的生活状态,他们中间一部分人没有或者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所以他们的需求无法得到有效的回应,而数量有限的社区工作人员显然在完成街道防疫工作任务的前提下是无法关切或及时回应这批老年群体的要求的,他们有一半以上的人群也并不住在这个小区,于是某些人道主义灾难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但是同样是上海,某些街道和某些住宅小区的防疫生活就非常有序,同一个地方为啥结果完全不一样?
首先做得不错的小区都有物业管理公司维护小区的正常秩序,而一些里弄里没有物业管理公司入驻,平常是靠社区居委会大妈管理的,他们缺一个拿固定工资的帮手和团队。
其次某些规范的居民住宅小区都有业委会和业主微信群,他们在防疫的过程中起到了社区书记主任和物业经理的重要帮手和补缺的作用,可以通过微信群自救和帮困,及时沟通有效真实讯息和动员规范小区防临时疫管理,而且很多小区还有一些不是业委会成员的小区意见领袖,他们同样有激情和担当,他们在年轻的业主微信群里有很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通过一些团购群和宝妈群,他们有快速团购的行动力和帮助同一栋楼层老人的爱心,他们期待下一届的业委会能有他们的身影,所以他们在小区的防疫表现往往是出色的,他们成为小区防疫过程中一股新型的清流,遗憾的是街道和区政府这个层面并不一定知道他们的客观存在。
某些大型小区社区主任五六年前曾经前瞻性的建立了公益社会组织,依托这些社会组织正好建立志愿者团队,这些家门口的志愿者团队正好可以帮忙做繁杂的核酸检测和物资发放的工作,而那些保守的书记主任,曾经不支持社区建立社会组织的辖区领导现在苦不堪言,懊悔不已。
由此可见在重大灾害面前,单靠一二个书记和社区主任物业经理不吃饭不睡觉工作也是不可持续的,每个劳动者承受强劳动程度都有临界点,靠补贴和先进工作者的荣誉也没有用,关键要发动全体居民全员参与,不要因为社区某个意见领袖曾经顶撞过社区主任而弃之不用,疫情面前不分不同的小区治理观点,不分资历和年龄,是否是党团员,只要有利于防疫工作,只要有利于照顾社区弱势群体,都是社区防疫的新公民。
疫情一定会过去,重要的是要思考社区居家养老的薄弱现状如何切实改进,思考如何利用多元主体推动建设社区新公民社会,如何在防疫考验中发现积极行动派的意见领袖和积极分子,区政府和街道个别领导要下沉到社区,倾听真实和及时的声音,不能光看防疫表格和电话汇报,要到防疫一线去发现人才和抗疫英雄,把他们吸收到重要岗位和新一届的业委会或者社会组织中担任骨干,委以重任,从而可持续的建设新型宜居和谐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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