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历程》第八章 笔记及感想

小丛按：

中唐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导致主流美学风尚随之改变。苏轼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中唐虽不及盛唐那般耀眼夺目，但从其“承上启下性”来看，则是一段非常重要且值得研究的时期。

它的美学风格发生了变化，不再是盛唐如“李白、张旭那种天马行空式的飞逸飘动，甚至也缺乏如杜甫、颜真卿那种忠挚刚健的骨力气势，他们不乏潇洒风流，却总开始染上了一层薄薄的孤冷、伤感和忧郁”。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国家经济持续的繁荣昌盛，上层风尚因而日趋奢华、安闲、享乐；另一方面，上层社会结构已发生了变化，“世俗地主取代了门阀士族”。与初、盛唐通过“边塞军功”获取功勋利禄不同，大批地主士大夫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了政权中心。而这批由众多知识分子组成的新阶层，其审美趣味自然也不同。“这里已没有边塞军功的向往，而只有仆马词章的较量”。

同时中唐时期这批知识分子身上有一种自我矛盾，他们一方面要求“文以载道”（把文艺与伦理政治捆绑在一起），但当仕途遇挫时又不得不走向“独善其身”。而他们又不像魏晋门阀士族不由自主必须被卷入政治漩涡，他们是可以抽身逃避的。因而他们的诗文中可以看到这两方面的统一，“愤激与超脱、闲适与萧瑟”。

这时词开始兴起了。与诗相比，词更追求“韵味”。词尽管字数往往比诗要多，但远不及诗境“阔大浑厚”。“诗常一句一意或一境，词则常一首（或一阙）才一意或一境，形象细腻，含义微妙，它经常是通过对一般的、日常的、普通的自然景象的白描来表现...”。词这种形式之所以在中唐兴起，和上述所说的这批世俗地主知识分子们不无关系。他们很善于生活，“虽然标榜儒家教义，实际却沉浸在自己的各种生活爱好之中”。“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 而词的这种长短不齐的句型，更适合深入刻画和表达心绪，更符合中、晚唐以来的时代心理诉求。

在本章的最后一小节，李泽厚谈及了苏轼的意义。他认为苏轼之所以在中国文艺史有巨大影响的原因，不在于苏轼本身的文艺成就（如诗文书画等），而在于苏轼是“上述地主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鲜明人格化身。他把上述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和隐退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

苏一生并没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已不是“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阮籍），“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陶渊明）那种具体的政治哀伤（尽管苏也有这种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

第八章 韵外之致-苏轼的意义 P188～189

这与我最初认识的苏轼大不一样，甚至恰恰相反，无论是从课本上、还是长辈们闲谈中了解的苏轼，都是无比豁达、积极、潇洒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但今年年初读了《苏东坡传》后，对苏轼一生有了更多的了解。尽管林语堂笔下的苏轼是熠熠闪烁的 Genius，全书也无处不透露出对苏轼的极度喜爱，但仍然可从此书记叙苏轼一生中（特别是苏与友人的书信中），感受到了苏轼脆弱的一面。原来他并不像我曾经认为的那样天生超然豁达，反而他种种乐观诗文的背后有时是在强烈的自我鼓励与安慰。

李泽厚在此章节中只谈了苏轼思想中佛道倾向的那一面，所以显得有点儿有失偏颇。但我想李泽厚作为一个哲学家身份，自然会更关注苏轼的这一面吧。

《美的历程 》第八章 “韵外之致”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年2月北京1版1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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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林语堂眼中的苏轼

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