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爱走路，这也是他喜欢上海的理由，相比北京，他觉得这是一个更适合行走的城市。他能从外滩一路走回新天地的下榻酒店，看着南京路、淮海路的闹市街景，也会绕进老式居民区，看到不同人的生活。这次和老梁的聊天，我们和他就约在了新天地闹市区。在街头，时而会有年轻人认出这位“文化明星”，亲切地称他“道长”，凑过来打招呼要求合影。梁文道至今仍会觉得“受宠若惊”。作为在公众视野中成名已久的知识分子，梁文道在70后80后和Z世代眼中，呈现着相似又不同的面貌。70后80后们，大都是通过《锵锵三人行》《文道非常道》等电视节目认识了“老梁”，读书节目《开卷八分钟》做了1900多集，温和、理性地提出独立观点，知识面之广让人印象深刻。在许多人眼中，梁文道就代表了那个时代儒雅的知识分子形象。窦文涛服气地称“梁文道是渊博，我是浅薄”。在写作出版界，梁文道也曾是畅销的保障，2009年《常识》一上架就卖出几十万本，演讲之处粉丝挤得水泄不通。《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报纸上也有过他的长期专栏，笔耕不辍。更年轻的90后00后们爱上“道长”，则是因为“看理想”的文化网综，《一千零一夜》和《圆桌派》我身边有不少朋友都一集不落，作客《奇葩说》时的气场也让人眼前一亮。当然，还有现在播客圈的顶流《八分》。在2021年上半年，梁文道退出了“看理想”团队，这一重大变动，直到年底的一期《八分》播客中他才诚恳告知，在粉丝中引起一阵波澜。一周前，梁文道度过52岁生日。一方面，他仍保持着数十年如一日的作息和忙碌，坚持着属于那个年代的文人风骨。但同时，他也在学着如何与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相处，用自己擅长的方式，为年轻一代埋下一颗种子。2021年春天，梁文道经历了一次心脏手术，也成了他告别看理想的一个关键节点。8年前，他和图书品牌理想国一起建起了这个文化品牌。作为总策划，梁文道将自己积累多年的人脉都撬动了起来，窦文涛、马世芳、陈丹青等大腕儿，加上老梁自己，组成了文化界的流量天团。看理想出品的《一千零一夜》，成了那几年中深受年轻人喜爱的读书节目。梁文道一身笔挺的高级西装，站在香港庙街路口讲述艾略特的《荒原》，穿着白色敞角领半袖衬衫，在大同无名山谷解读《神曲》，或是在北京的冬日里，披着斗篷式大衣在米市胡同分析《互助论》……“在我做过的事情里面，看理想算是时间很长的。现在团队里大家都成长起来，能把这个事情继续做下去，我觉得我就该撤了。”他说，其实原本就不希望看理想和梁文道的名字绑得太紧。在当初定名时，吴晓波、罗振宇等过来人都跟他说应该带上他的名字，老梁不肯，想要“脱离我而为之”。“不要以为自己多了不起，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比我们大。”这是梁文道经常和看理想的同事们讲的口头禅。在这几年里，梁文道最大的收获就是接触了新一批的观众和听众，这些未曾谋面的用户中有小学生中学生，有企业高管和退休官员，也有数量庞大的工人群体。“我印象很深的有一次，在《八分》的留言里有一个小伙子说，他的工厂前阵子因为缺电停工了一个月，他就天天在宿舍里听节目，还讲了许多自己的故事。这些交流会让我特别开心。”梁文道认为，越是大家都觉得不需要知识分子的时代，这些事情就越有意义。“当年我们有一个老段子，讲七八十年代的捷克，那时候计划经济时代，很多书出不了，买面包牛奶都要排队。可是捷克人会为了一本新诗集要出版，冬天早上7点排队等书店开门。”“在那样的时代里，诗是有意义的”，他说，“我想所谓知识分子的意义，大概也是这样。”许多媒体都曾用“文化商人”来定义梁文道，他自己对这个头衔并不介意。他说，这辈子有过许多类似体会，经历过太多媒体的关门，办过许多文化艺术机构最后都倒掉，就是因为在商业上得不到支持。“在二三十年前，香港很多文化活动都会找我，书展、艺术展、图书馆演讲等等。但这些官方机构找那些艺术家来帮忙没有任何酬劳，停车都要自己掏钱，最后给你一面锦旗或是亚克力的奖状。我就真的很生气，我说难道这些诗人都是吃这个填肚子的吗？”梁文道看不惯的是，仿佛这个社会有一个假设，你是一个文化人，是作家、诗人、画家，追求的是精神境界，就是应该高尚的免费来支持你。“现在是商业社会，给文化人、艺术家恰当的回报，我觉得是应该的。”梁文道的家在香港，在疫情之前，他一直像《阿飞正传》里没有脚的鸟一样，过着不着地的生活。一个星期至少要坐两趟飞机，三分之一时间在香港，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全世界到处跑。疫情之后，老梁大部分时间会留在香港，剩下的时间就是在北京、上海和内地其他城市穿梭，“这次来上海，已经是这几个月里第四趟隔离了。”梁文道本来每年就要在酒店过200多天，所以他对隔离的状态非常适应。他的生活非常规律，因为总是下榻那几家，酒店里的人都认得他，知道他几点钟在干嘛，活得很透明。“我一般晚上会看书、工作到凌晨三四点，睡到早上九点起床，吃完早饭接着看每天的新闻。然后到了中午之后就集中出门见人，晚上最晚不会超过11点回酒店。”过了50岁之后，梁文道自认为在心境上没有太大变化，身体上倒是明显感觉体能下降，“没以前那么能熬，更容易疲倦、睡不好了。”“但是对于‘老’，我心理上从来没什么障碍。我从小就显老，十几岁样子跟现在没有差很多。我中学时候送妹妹上小学，她的老师会跟她说你爸爸好年轻。而且我从小就一直跟比我大的人往来，以及因为我阅读吸收的范围，和上一代的人很聊得来。”而到了如今，少年老成的梁文道自己也没有想到，能够如此顺利地和年轻人打成一片。在两个多月前的PodFest China播客节上，52岁的梁文道作为《八分》主播受邀上台，获得了全场年轻听众最热烈的掌声与欢呼。梁文道亮相PodFest China（图：JustPod）在现场，梁文道参与了一场“文化圆桌”对谈。散场时，道长为拉着行李箱继续赶飞机，从粉丝的包围中一路道歉一路突围，场面令人印象深刻。梁文道的《八分》从巴以冲突、《鱿鱼游戏》、躺平自由到李云迪事件，娓娓道来又不好为人师，让这一代的新听众非常受用。对于专注内容输出30年的梁文道来说，录播客实在是驾轻就熟。1990年代末他就在香港做电台，和艺术家、文化名人对谈，21世纪初做读书节目，面对镜头侃侃而谈。如今，他通常会在酒店房间深夜录音，相比一本正经上电视出镜，他说这样低声轻语的状态，能让自己更专注。“我不喜欢说各位听众，我喜欢说‘你’，就会想象话筒这边有一个对象。播客对我而言更像是一个对话的邀请，我实在独白，但我想邀请听的人陪我一起思考。”他明白自己提到的一些东西对于这代人来说是陌生的，会加上更多“你可能不知道”的前缀，然后耐心地和听众解释：可能在各位出生之前，有个乐队叫Nirvana，有个音乐节叫伍德斯托克，等等。在这样的摸索中，梁文道在试着和这个更年轻的世界相处。他现在仍然保持着每天一本书的阅读速度，还会把“上网”这个词放进自己的闲暇爱好中。“我是个比较土的人，会看大量的传统媒体，在网上订了许多电子刊，经济学人、英国卫报、纽约客等等，还是会通过这些渠道了解社会热点。”梁文道自己也听许多其他的播客，会看别人发给他的公众号文章，但他不用朋友圈和其他社交软件。“我还是喜欢用原来的方式跟人接触，因为社交软件上，好像总得每天分享自己的东西，今天穿了什么吃了什么，我不太喜欢，觉得它会膨胀自我，这是我极力在避免的事情。”有一次在某个咖啡店喝下午茶，老梁看到邻桌的年轻人对着甜品摆造型，过了半个小时都不动叉子，让他着急坏了。“直到甜品已经成为甜品的尸体了，才开始吃，我在旁边看得好难过，觉得对不住这道甜品。”“每天在网上看到无数人用各种形式在比赛，快来看我快来看我，这种热闹会让我不习惯。但年轻人总是比较单纯，世界那么复杂，他之后的人生要保持单纯其实就不容易了。”梁文道年轻的时候也打卡，登泰山在玉皇顶上要拍张日出，这些兴奋的情绪和如今的年轻人并无二致。“但是那时候的打卡是留起来给自己或朋友看的，现在是立刻公开，公和私之间的界限很模糊，这是接下来两代人会面对的情况，过去的一套伦理规范就会被冲击。”梁文道还经常会看到一些年轻朋友的留言，提问的方式很直接，就是想知道这部作品要表现的是人性的光明还是黑暗，这样的“可爱”让他有点担心。“比如你看一部电影或书在网上的评论，《第一炉香》大家批它三观不正，《泰坦尼克号》骂杰克是小三，就把整个文艺作品给否定了，连《包法利夫人》都成了问题作品，这个世界就变成像黑白片一样。”“我们今天很容易因为你私人的事否定一切，或者因为你公共领域的表现来否定你私下的一切，因为两边再也没有任何界限。因此我们对于窥视，对别人的隐私也就没有那么介意了，因为大家已经习惯公开隐私。”但这样的状态，并不会让梁文道对整个年轻人群体感到悲观。事实上，他并不相信有所谓的“年轻人群体”，而是存在于每一个独立事件中的独立个体。他身边也有许多优秀的年轻人，同事、观众、听友，会给予老梁对于下一代的信心。他更担心的是，目前网络环境中讨论问题、思考问题的方式越来越窄。“我有很强烈的感觉，就是年轻时候曾经相信过的价值，在全世界各地都在备受挑战。”梁文道这样说道。
图片来自看理想、JustPod、优酷《一千零一夜》、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以上内容来自「外滩TheBund」（微信号：the-bund）
- THE END -
点击关注"外滩TheBund（the-b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