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文速递】 城镇化进程中二代流动人口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

编者按

流动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与郑重承诺。近年来，随着中国城镇化步入中后期发展阶段，流动人口家庭的生计重心逐渐往城市转移，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出生或者成长。这群“生于或长于城市”的二代流动人口将逐渐成为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倘若他们无法顺利实现市民化，则可能导致其与农村和城镇社会的双重断裂。从这个意义上说，二代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是一个比一般意义上的流动人口市民化更为重要、更为急迫的问题。本期为您推荐林李月、朱宇、柯文前发表于《人文地理》2021 年第 1期的论文《城镇化进程中二代流动人口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文章以二代流动人口的市民化为研究对象，在精准评估其市民化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这一水平及其不同维度的影响因素及其异同。研究结果深化了对中国流动人口市民化发展规律及其代际差异的认识，丰富了国际上对二代移民发展路径的研究，并为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拍摄于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高湖村

作者简介

    林李月（1985—），女，福建霞浦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地理与城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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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作者：朱宇（1961—），男，福建闽清人，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迁移流动、城市化与区域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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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文前（1988—），男，福建晋江人，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空间结构与交通地理学。

    E-mail: [e-mail]。

一、研究由来

加快推进流动人口市民化是“十四五”时期中国全面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的重要任务。近年来，随着人口流动长期化、家庭化趋势不断加深，流动人口群体内部逐渐分化出一群“生于或长于城市”的流动人口，未来这一群体的规模将越来越大，且终将成为未来中国流动人口的主体。由于他们几乎割断了与农村的联系，倘若无法顺利实现市民化，则可能导致其与农村和城镇社会的双重断裂，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二代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是一个比一般意义上的流动人口市民化更为重要、更为急迫的问题。然而，当前中国流动人口市民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流动人口整体或新生代流动人口，“二代流动人口”这一群体及其市民化问题尚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充分的重视。

拍摄于福州市台江区象园

基于此，文章采用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二代流动人口的市民化为研究对象，构建多维度的指标评价体系、精准测算现阶段二代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二代流动人口个体特征与流入城市外部因素对其市民化水平的影响作用，以期拓展中国流动人口市民化问题的研究，并为新时期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二、研究思路

首先，是明晰二代流动人口的概念。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生代流动人口”这一概念已越来越失去其原有的意义，与国际移民研究中“二代移民”概念接轨的“二代流动人口”概念在相关研究中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借鉴已有研究，本文以出生地信息和流动年龄作为标准，将“0-6岁之间流入到当前流入地城市并在流入地城市生活成长”的流动人口定义为“二代流动人口”。

拍摄于福州市台江区象园

其次，是测度二代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

基于国内外研究梳理，在强调二代流动人口特殊性的基础上，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指标测算的科学性及代表性，本文从就业状况、社会保障、生活方式和自身身份4个维度选取18个指标考察二代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表1）。接着，采用熵值法确定不同指标的权重；并对指标数值进行了百分制处理，即将各指标得分按照标准分转换到 1-100之间的数值，指标值越大，表示二代流动人口市民化水平越高。

最后，是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以二代流动人口的整体市民化水平和各维度市民化水平为因变量。基于国内外研究梳理和问卷设置，以二代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婚姻、本地居留时间、流动范围和本地家庭规模和流入城市的人均GDP、城镇在岗职工工资水平、城市规模和公共服务发展指数水平为自变量，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二代流动人口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因素。

表1 二代流动人口市民化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分配

三、研究结果

第一，如表2所示，二代流动人口目前整体的市民化水平偏低，而且各维度市民化的发展程度各异，其中自身身份和社会保障维度的市民化水平最低，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两个维度市民化的进展制约了二代流动人口总体市民化的进展水平。二代流动人口市民化水平的空间差异显著（如表3）：东部地区二代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最高，城市规模和行政等级越高，其二代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也相对较高，并且这种区域差异在社会保障维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表 2 不同类型流动人口群体的市民化水平对比

表 3 不同区域二代流动人口市民化水平比较

第二，二代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是其个体和流入城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个体要素对二代流动人口的影响作用与流动人口整体或新生代流动人口有所不同。年龄和本地滞留时间对二代流动人口市民化水平有正面提升效应，但年龄的正向关系存在拐点；性别、婚姻和本地家庭规模则有反向阻碍作用，即婚姻缔结和家庭化迁移会加剧二代流动人口因人力资本或经历积累不足而产生的劣势，成为实现市民化的阻力（如表4）。

表4  多层线性回归模型的结果

第三，二代流动人口不同维度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各异。就业状况和生活方式维度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因素较为单一，相对集中在个体的人力资本和流动经历上；生活方式维度市民化水平仅与年龄和本地家庭规模相关；社会保障维度市民化水平则不仅受到个体特征的影响，也受到流入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供给状况的制约。

四、理论与政策意义

在理论上，本研究发现世代更替和时间推移并没有使二代流动人口彻底摆脱“就业层次低、生活方式非市民化、自身身份认同模糊、社会保障覆盖率低”的标签，户籍制度和城市社会发展阶段依旧从就业结构、生活方式、身份认同到社会保障等多重角度对其市民化形成巨大阻力。说明中国二代流动人口市民化水平的发展路径并不是延续着国际上传统的二代移民的发展路径，而是与新近的一些国际劳工移民的发展情况更为接近，这不仅为国际上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案例，同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同时，二代流动人口市民化水平的影响机制也与以往研究中所揭示的流动人口整体或新生代流动人口有所不同，尤其是婚姻缔结和家庭化迁移反而是其实现市民化的阻力，这为丰富和发展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及其代际演变的规律性认识提供了重要基础。

从政策意义看，我们的研究表明二代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同时受制于二代流动人口本身和所在流入城市的条件，因此其改善需要二代流动人口和流入城市政府乃至中央层面的共同努力。对于二代流动人口来说，首先要提高自身就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缓解因长期未就业而造成的经济实力和社会保障覆盖率上的不足；第二，强化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城市融入度和适应性，主动克服市民化障碍；第三，不应将市民化的空间局限于当前流入城市，还可以将视野投向制度和市场门槛相对较低的中小城市或户籍地城镇。对于流入城市而言，首先应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重点加快有城镇户口或较高的受教育水平的二代流动人口的落户进程；第二，优化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给，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同时，持续为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优质教育服务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第三，增强对二代流动人口的就业引导和就业服务，创造有利于二代流动人口实现充分就业的环境；不同区位、不同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的城市还应根据本地二代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发展状况和自身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因地施策、有序推进。

原文引用：林李月, 朱宇, 柯文前. 城镇化进程中二代流动人口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J]. 人文地理,2021,36(1):125-134. DOI:10.13959/j.issn.1003-2398.2021.01. 015. [Lin Liyue, Zhu Yu, Ke Wenqian. The citizenization level and its determinant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migrants in China's urbanization progress[J]. Human Geography,2021,36(1):125-134. DOI:10. 13959/j.issn.1003-2398.2021.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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