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巴金的悲愤：“双百方针”支票该兑现了，这么删文章，是给国家抹黑

巴金手迹

1985年，八十一岁的巴金已经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位子上坐了八年，他晚年最为重要的作品《随想录》，已动笔七年。

这一年1月5日，“尊重文学艺术规律，发扬文艺民主，保证创作自由”，被写进中国作协新章程里，文艺界洋溢着一片感动、兴奋的气氛。巴金出人意料地写了一篇《“创作自由”》：“‘创作自由’不是天赐的，是争取来的。……保证代替不了创作，真正的黄金时代的到来还得依靠大量的好作品引路。黄金时代，就是出人、出作品的时代。这样的时代绝不能用盼望、用等待可以迎接来的。”

11月20日，巴金给朋友杨苡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文代会开完了，有人说并未开得一团和气，倒是一团冷气。开幕前郭玲春（新华社记者——引者注）两次打来电话要我发表意见，我讲了几句，都给删掉了。我讲的无非是几十年前开的“双百方针”的支票应该兑现了。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哪里来的‘齐放’和‘争鸣’？！之类。花了一百几十万，开了这样一个盛会，真是大浪费。我的确感到心痛。”

他又写道，“我不喜欢《家·春·秋》，它应当触及今天的封建主义，可是没有办到。写不下去了。”

巴金：“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

写下不去，是巴金晚年常常面对的一个困境。

1978年，日本电影《望乡》在中国上映，这部如实再现二战时期日本妓女命运的作品引起轰动。不过，一些看惯文革八个样板戏的人却无法接受，说它是黄色电影，非禁不可。巴金写了篇《谈〈望乡〉》，当年12月1日在香港《大公报》刚刚为他开设的专栏“随想录”发表。巴金在文中表明态度：“我看放映总比禁止放映好，因为这究竟给我们保全了一点面子……”

尊严，此时的巴金把它看得比什么都重。1979年2月3日的专栏文章《把心交给读者》中，他痛心于自己在文革中失去尊严：“我怎么忘记了当年的承诺？我怎么远离了自己曾经赞美的人格？我怎么失去了自己的头脑，失去了自己的思维，甚至自己的语言？”

专栏刚写了十来篇，就有人说他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有人说他坚持不同政见，有人说“周扬、夏衍、巴金是三个自由化头子”，还有领导说“那个姓巴的最坏”。

“有一天（巴金）正在他的病房里坐着时，有一位‘大人物’推门而入了。他是来探病的，交换了几句普通的问答以后，大人物说，‘我看你还是好好地休息，以后不要再写了。’说完就告辞出去，仿佛特来看病，就是为了说出这两句‘忠告’似的。”作家黄裳在回忆巴金的文章中如是说。

1981年7月底，《大公报》负责人听到北京某个大人物在讲话中提到不要写文革，便把巴金文章《怀念鲁迅先生》中与文革有关、有勾连的句子都删掉了，甚至鲁迅那句“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也未幸免，因为牛有可能让人联想到牛棚。

巴金给报社连写三封信表示抗议，认为“这是在我们国家脸上抹黑”。

当年10月13日，巴金见胡耀邦时对他说，对中青年作家，要吸取以前极左的、打棍子的教训，要相信他们。“文艺家受了多年的磨难，应该多鼓励，少批评。”

建立“文革”博物馆，是巴金未了的心愿。他曾对家人说，《随想录》是他的纸上“文革”博物馆

1986年7月29日，巴金在“随想录”专栏的最后一篇《后记》中写道：“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

生命的最后几年，巴金一直在病床上，依靠插管、鼻饲维持，痛苦不堪。他希望安乐死而不得。在还能够说话的时候，他对家人说：“从现在开始，我为你们而活着。”从此，缄默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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