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傲慢：从四不变到五不议

1862年11月17日，垂帘听政已一年的慈禧发出一道上谕，命沿海各口岸挑选弁兵，请洋人训练，“以为自强之计”。此外，“仍应认真学习洋人制造各项火器之法”。几天之后，她在另一道谕旨中说：“购买外国船炮，……实为长驾远驭第一要务。”

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欢欣鼓舞——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大清朝复兴指日可待也。

1860年9月，在英法联军的隆隆炮声中，27岁的奕訢被任命为全权钦差大臣，和打到北京的洋鬼子们议和。这位后来被顽固派讥为“鬼子六”的恭亲王在和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痛心于清军的武器和战法已经远远落后。更令他羞愤的是，谈判时竟然找不到一个能说外语的中国人，只好请洋人作翻译，谈判中处处被动。

1860年10月24日，中英《北京条约》签字仪式举行，见证者中，包括英国摄影师费利斯·比托。英法联军中的克灵顿将军在日记中写道：比托“用偌大的镜头对准了脸色阴沉的恭亲王胸口。这位皇帝的兄弟惊恐地抬起头来，脸刷地一下就变得惨白……以为他对面的这门样式怪异的大炮会随时把他的头给轰掉——那架相机的模样确实有点像一门上了膛的迫击炮，准备将其炮弹射入他可怜的身体。人们急忙向他解释这并没有什么恶意，当他明白这是在给他拍肖像照时，他脸上惊恐的表情顿时转阴为晴”。 

恭亲王奕訢在官场几起几落，受制于慈禧、洋人、顽固派

这是一个富有深意的历史镜头——从中央帝国到城下之盟，从亲王到“鬼子六”，从大炮到相机。

1860年12月，正和太平军打仗的曾国藩给朝廷上奏折说，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免近忧；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可获远利。

1862年，李鸿章的淮军得到洋枪队助力。他表示，清军“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奕訢说，治国要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

洋务派得到了慈禧的支持。她多次“训诫军机大臣，痛除旧弊，勉励自新”。她觉得，适当学习洋人之长很有必要，“国外之生事与否，总视中国之能否自强为定准”。她让曾国藩等人“勿泥成见”，“亟早筹维”。

“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下，一场自强改革由是启动。

改革之初，慈禧定下“四不变”：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自己的最高皇权不能变。

于是，改革便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只能务，不能变。

不过，既便是只习洋务，也受到顽固派的反对。大学士倭仁声称：“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又说，“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顽固派指责洋务派实为贪腐的洋奴，他们在皇陵附近结社，成立“乌油之乡”，拜皇太极为“四面八方巨无霸神”，主张恢复旧制，“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强。

还好，慈禧没有指望靠忠信礼义去挡洋枪洋炮。她认同李鸿章《筹议海防折》中“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的看法。她多数时候都为洋务派撑腰，洋务运动因此渐有声势。

然而，正如论者所言，慈禧“对洋务事业的支持与否，全凭其高度政治敏感性，看是否对她的封建专制统治有利。她反对破旧，特别是对那些作为封建统治支柱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她都不择手段地加以维护，只允许在旧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基础上，增添一些在她看来能够加强其统治的近代化的新工具和新技术。超过这个界限的，她都坚决反对”。

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发《宣示预备立宪谕》。同时，慈禧宣布“五不议”：第一，军机处事不议；第二，内务府事不议；第三，八旗事不议；第四，翰林院事不议；第五，太监事不议。

回避改革核心问题的“五不议”论一出，无论革命党还是改良派，都指斥清廷搞假改革。改良派徐佛苏评论道：“政界之难望，今可决断……诚伤心事也。”

这是一个富有深意的历史镜头——从四不变到五不议，从改良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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