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的不服从，公民的异议：在一场愚蠢的战争中送死是愚蠢的

战场一隅（图片来自网络，拍摄者不详）

战场上，明知要去送死，士兵有没有拒绝挺身而出的权利？

对于将军来说，这不成其为问题；而对于士兵的母亲来说，这是过于沉重的问题。“对于世界，你是一个士兵；对于母亲，你是整个世界。”

战争中的母亲困境，二战期间从军的法国作家罗曼·加里有过描述：“急促、血腥、猛烈而短暂的无声之战，事后在任何地图上都无法找到，在任何档案中也无处可寻，只是被一些母亲铭记在心。”

1999年，以色列的一些士兵母亲发起了一场抗议运动，抗议政府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计划，要求以色列部队撤出黎巴嫩。这些母亲奔波于全国各地，在路上按响喇叭、挥动标语，让人们相信士兵们正在黎巴嫩白白牺牲。她们并不说“士兵们”，而是说“孩子们”。

抗议运动积极分子布鲁莉娅的小儿子奥弗，一位普通的以色列士兵，直言不讳地说，他的母亲是对的。

当年，奥弗在黎巴嫩南部交战区遭遇了敌人的埋伏。

一天晚上，奥弗随一批战友从前哨出发，去一条游击队出没的小路执行伏击任务。到了伏击地点，两名军官在黑暗中走入前边的灌木丛以确认是否安全。结果，他们被潜藏于此的游击队员射杀。一名士兵冲上前去救援，身中数枪。

另一名军官大卫跑过来寻求支援。奥弗犹豫起来。

“我不敢过去。”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奥弗说，“我知道不论谁去都不会再回来。我知道如果冲过去，就意味着在这场愚蠢的战争中送命。”报纸上，奥弗受访的报道标题为《我为什么没有挺身而出》。

大卫死在了灌木丛中。奥弗没有躲藏，也没有逃跑。他一直朝敌人开火，直到他的机枪被敌人子弹击中而毁坏。当晚在场的另外几名士兵不记得奥弗有丝毫退缩，他们记得他在战斗。他们记得，大卫并没有点名让奥弗去，而是叫的所有人，但谁也没去。即使他们去了，可能也无济于事。

然而，所有责任似乎都被推到了奥弗身上，只是因为他在采访中说了实话。

由于从小受到的教育是诚实做人，奥弗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他认为应该把这一点说出来：这是一场愚蠢的战争，为此牺牲是愚蠢的。

假如奥弗保持沉默，那么在战友们的记忆中，他会是最优秀的士兵之一，也不会有其他不相干的人来指责他。他开始被人们称作那个“没有挺身而出的机枪手”。

一个将军把奥弗视为堕落的标志。部队负责教育的部门用奥弗事件警告士兵和见习军官：不要让你的政治观念妨碍你履行职责。奥弗被拿来同以色列另一位著名机枪手埃坦作对比——埃坦参加了1967年以色列和约旦之间的耶路撒冷弹药山战斗，他手持机枪冲在前面，牺牲了。

有人甚至上诉到以色列最高法院，要求以叛国罪审判奥弗。布鲁莉娅不得不为儿子聘请律师。最终，法院驳回了起诉。

讲完这个故事，奥弗的战友马蒂·弗里德曼在《南瓜花：士兵的故事》一书中写道，如今，奥弗在自己的集体农场过着平静的生活，“对曾经的一切绝口不提”。

少有人意识到士兵的公民权利。绝大多数士兵的故事没有说出来，写出来，它们随士兵一起老去，凋零

对曾经的一切绝口不提，这是几乎所有老兵离开战场后的一致选择。在中国，一位曾在老山前线被地雷炸断一条腿的老兵对孩子说，腿是出车祸断的。逢年过节，他去看望一位牺牲战友的年迈母亲，从不提及战友牺牲时的细节，他怕老妈妈承受不了。

至少，为了母亲，士兵有像奥弗那样拒绝挺身而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