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的蒋介石，差点被这位名将挖个大坑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

1937年7月8日上午，庐山，蒋介石接到北平市长兼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报告卢沟桥事变的电报，电示在山东乐陵老家休养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宛平城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在当天的日记里，蒋介石写道：

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将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

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蒋介石很清楚，日军在卢沟桥的挑衅不是偶发事件，而是蓄谋已久。不过，他一时还拿不准，日军在卢沟桥的挑衅，是谋求控制华北，还是想挑起更大规模的战争？

宋哲元对事态严重性的估计，显然不如蒋介石。事变发生后，秦德纯、张自忠（时任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冯治安（时任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即派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邓哲熙赴乐陵，催促宋哲元速返北平。宋哲元心存和平幻想，对邓哲熙说：“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下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他接到蒋介石的密电后，一面电令前线部队扑灭事变之敌，一面又指示：只许抵抗，不许出击。

宋哲元（1885—1940），冯玉祥西北军五虎将之一，被冯评价为“勇猛沉着”“忠实勤勉”。死后追授一级上将。

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联电国民党中央：“彼方要求须我方撤出卢沟桥城外，方免事态扩大，但我以国家领土主权所关，未便轻易放弃，现仍在对峙中，倘对方一再压迫，为正当防卫计，不得不与竭力周旋。”

7月9日，宋哲元给蒋介石的复电中称“所有日军均已撤退丰台，似可告一段落”，并承诺“遵照钧座‘不丧权、不失土’之意旨，誓与周旋”。

当天，蒋介石致电宋哲元，说他已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由平汉路派两个师集结在石家庄或保定，还要求四十军庞炳勋部和十七军高桂滋部也向石家庄集中，“希兄速回保定指挥可也”。

宋哲元没去保定。

7月10日，蒋介石再致电宋哲元，颇有督促、提醒之意：

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狡之惯技，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吾兄忠直亮节，中所素稔。此后尚希共为国家民族前途互勉。

7月11日，日军分三路进犯华北，包围北平。宋哲元自乐陵回到天津，仍对日本人心存幻想。

7月12日，宋哲元在天津发表声明，声称自己主张和平，认为“此次卢沟桥事件发生，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

7月13日，蒋介石致电宋哲元，直言“卢案并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表示“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他告诫宋，“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予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控”。

7月15日，周恩来在庐山向蒋介石提交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主张。

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开篇即称卢沟桥事变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在表达了“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的信念后，他说：“我们知道全国抗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手书：坚苦卓绝。

7月24日，卢沟桥上率部作战的二十九军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星文等只有抱定牺牲到底之决心，荷枪实弹以待，誓与卢城共存亡，决不以寸土让人。”

7月26日晨，廊坊失守。下午，日军由丰台派出一大队，分乘军车数十辆，企图闯入北平广安门，被二十九军守城部队阻止，发生战斗，日军受挫。当晚，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三十七师于28日中午前转移到永定河以西地区，然后撤往保定，否则“将采取单独行动”。

危急时刻，宋哲元的选择，攸关大局。

宋哲元是19日回到北平的。此前在天津，他与日本人谈判停战事宜，蒋介石多次电饬其勿对日方抱有任何幻想。回北平后，宋哲元仍委曲求全，作最后的争取和平努力。22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哲元，对其拆除北平防御工事予以批评，指示其“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

日军侵占廊坊、强闯广安门，特别是香月清司的最后通牒，终于让宋哲元醒悟了。他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选择：退回通牒，明令二十九军抗战。

7月27日晨，日军攻击通县中国驻军，进逼北平。宋哲元发表通电，称日军日日增兵，处处挑衅，值此“国家存亡，千钧一发”之际，决心守土抗敌。

宋哲元重新成为了那个1933年长城抗战时立誓“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热血将军。

宋哲元手书：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二十九军大刀队。

“宋哲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物，他内心爱国意识和军阀意识同样强烈。”有人评说，宋有根深蒂固的军阀割据思想，卢沟桥事变以后，口口声声要为冯玉祥的西北军留点底子，他在平津的所作所为，“一半是为日本人所迫，一半仍是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王国，搞军事割据”。

当年，外界对宋哲元的非议不断。

1940年4月，宋哲元在后方病逝。病重休养期间，他已无实权，心境很差，常对人念叨：“华北的事究竟是谁的责任？是不是完全由我们来负这个责任？”他找到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蒋介石给他写的一封亲笔信，大意是冀察的事由宋哲元全权处理，而由中央负担一切责任。他病危时，嘱咐家人要将此信编入他的传记，以便澄清自身责任。

宋哲元离世，蒋介石的挽联是：“砥柱峙中流，终仗威棱摄骄虏；星芒寒五丈，不堪殄瘁痛元良。”

朱德和彭德怀联名挽联：“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可无忧乎九泉。”

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挽联：“应知创始难，大功未竟公何恨；谁说今终易，晚节无亏死犹荣。”

盖棺，仍未论定。

直到1980年代，宋哲元外甥女李惠兰还专程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查档案，就为了查清当年宋哲元有没有和日军签文件。

（电文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