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髯以记国难”商界大佬：这样的政府产生这样的人民，还是相反？
1948年12月，北平，城外被解放军包围。紫禁城内，国民党召集的一万名新兵在等待命令（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摄）
1932年初，上海新民机器厂厂长胡厥文写下《伤强邻瞰视而不察也》一诗，哀悼东三省的沦陷。诗曰：“众人昭昭兮，我独浑浑。众人察察兮，我独昏昏。举世皆优游，我东望而愁增。”
1932年1月28日深夜，淞沪抗战爆发。时任上海机器业同业工会主任委员的胡厥文奔走呼吁，发动上海工商界支援抗战。机器业同业公会赶制武器，胡厥文也挽起袖子和工人们一起干。他看到中国官兵军服单薄，让妻子缝制出一些背心，送往前线。他找了一枚大炮弹头，在上面写下“抗日必胜”四个大字，经镀铬处理后，放在办公桌上，以示决心。
33天后，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这期间胡厥文日夜奔忙，顾不上理发剃须，胡子老长。他对人说，这胡子就不剃了，要“蓄之以记国难，等赶走了倭寇时再剃”。
胡厥文的胡子也就越蓄越长。
胡厥文（1895-1989）蓄须前后。
1937年全面抗战，当局紧急动员上海企业内迁。
千里迁厂，资产损失之外，前途未卜。不少企业家顾虑重重，一拖再拖。看清形势的胡厥文带头迁厂，还说服同行尽快搬迁。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成立，他被推选为副主任委员，指导督促各企业拆迁事宜。
其时，江阴要塞已被日军封锁，而铁路侧重于军运，迁厂只有冒险走水路。在敌机轰炸下，新民机器厂的船队用树枝和茅草伪装，辗转驶至汉口，历尽艰难。1938年，武汉吃紧，新民机器厂再度西迁，搬到了重庆。胡厥文的个人财产在途中全被炸毁。
其他企业的搬迁同样艰辛重重。特别是宜昌至重庆航段，敌机日夜轰炸，常有船只沉没、人员伤亡。到1940年夏沿海沿江地区民族工业大举内迁结束时，共有六百家工厂迁至后方，撑起了战时中国工业大局。
新民机器厂的设备和人员到重庆后，胡厥文马上着手复工。全厂数百名员工抱着早一天复工就是早一天为抗战出力的念头，自愿加班加点。他们因陋就简，用牛筋代替三角皮带，用船板代替毛铁，用木头做皮带盘，用酒精、木炭做柴油替代品。
机器轰鸣，新民机器厂获得新生。一台台刨床、车床、钻床、铣床陆续出厂。胡厥文又在重庆新办了合作机器厂，在湖南祁阳办起了新民机器厂分厂。分厂开工之日，他用湘江里的鹅卵石在地上铺成“抗战必胜，建国在政”八个大字，后又添上“民生惟勤”，以此明志。
1942年4月，胡厥文当选为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战时的重庆，原材料奇缺，物价飞涨，苛捐杂税，不少中小民营企业难以为继。胡厥文多次去找政府大员，要求政府帮助解决迁川工厂的原材料、平价物资、税捐等问题。生性耿直的胡厥文，不管别人什么脸色，据理力争。大员们为了摆脱他的纠缠，或多或少满足了其要求。在此过程中，胡厥文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日甚一日。
一直守诺留着长髯的胡厥文终于等到了抗战胜利，剃去一把大胡子。这把胡子被人们称为“抗战胡子”，一时传为美谈。这把胡子现保存在胡厥文家乡上海嘉定的博物馆。
胡厥文没有高兴几天。抗战胜利了，官僚资本一派繁荣，民营企业市场萧条，接收了敌伪资产的政府不给迁川厂家丝毫补偿。迁川各厂要求政府贷款以解燃眉之急，也遭拒绝，宋子文的理由是：“中国以后的工业，要靠美国的自动化机器来推动。你们搞的那些破铜烂铁，能济什么事？”政府的过河拆桥之举，让胡厥文既怒且悲：“我不明白，是鸡生蛋呢，还是蛋生鸡？也就是说，这样的政府产生这样的人民，还是这样的人民产生这样的政府呢？”
1948年12月，由于纸币贬值，国民党政府宣布每人可以兑换40克黄金。消息传出，上海爆发抢购黄金风潮，拥挤致死十人（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摄）
在民营企业的倒闭潮中，新民机器厂也歇业了。胡厥文参与创建了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精力投入政治活动。
1952年，胡厥文当选为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在工商联和民建中倡导“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
胡厥文书法：爱国建设。
“文革”开始后，胡厥文又留起了胡子。
曾立志“一生不为官”的胡厥文后来官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原刊于《中国经济和信息化》2011年第15期“后窗”，原题为《胡厥文那把大胡子》。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