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彦永：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扩散之势。据官方报道，1月20日凌晨，除了武汉，北京、广东也发现确诊病例。一位呼吸科医生朋友给出了专业建议：

勤洗手，肥皂就可，流动的清洁水。

谨慎出行人群聚集区域。

外出习惯戴口罩，看情况选择普通型或N95型。

千万不要过劳，业绩是领导的，命是自己的。

保持乐观心态，生活如常，你自身的免疫力是最好的防护。

想起17年前的蒋彦永医生，想起他的话：“我一直认为，人的生命最重要，讲老实话最重要。”摘一文：《蒋彦永：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作者李菁，原发于《三联生活周刊》2003年第23期。有删节。

《三联生活周刊》2003年第23期封面（刘青松 摄）

——“你究竟为什么这样做？”自向外界公开他所了解的真实情况后，蒋彦永，这位72岁的老军医不止一次地被问起这个问题。

——“不这样做，中国可能会多感染很多人，是要死人的。”说这话时候，一位曾采访蒋彦永的记者清清楚楚地看到老人禁不住流下眼泪。“我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老百姓的利益。SARS也绝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事情。如果不能迅速控制，受害的不只是北京、中国，也是全世界，所以我一定要说这个问题。”

对很多人而言，蒋彦永或许还是个陌生的名字。蒋彦永是全中国600万与SARS顽强斗争的医务工作者中的一员，但这位老外科医生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将自己与中国的抗击SARS历程维系在一起。在2003年中国抗“非典”历史中，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记住这个名字。

在国家利益、人民利益面前，个人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但蒋彦永感动我们的是他作为一个医生对生命的那种崇高责任感。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在这样崇高的誓言面前，蒋彦永、钟南山，与许许多多甚至献出了自己生命的白衣战士站在一起。他没有穿上隔离服，没有站在临床第一线，但在SARS开始蔓延，信息可能不通畅，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感染，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生命遭到威胁，国家的信誉可能遭到危机的时刻，比他更了解情况的可能有上百人，但只有他勇敢地站了出来。他是一名老军人、一名共产党员，他说:“在可能有越来越多的生命遭到威胁的时候，我自己的一切真是微不足道。”“我不是什么英雄，只要说蒋彦永是个说老实话的人就行了。我一直认为，人的生命最重要，讲老实话最重要。”

蒋彦永在解释他当初直面现实的勇气时说:“我之所以能直面现实，是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国家。因为国家如果能从我提供的这些情况吸取一定的教训，因此建立好公共防疫制度，从SARS的挑战与困境中站起来，获得全世界人民的信任。”

一位外科医生的非常四月

“我深深体会到要讲真话、心里话，虽是难上加难，但我一定坚持要讲真话。讲假话、讲空话最容易，但我要做到绝不讲假话。”（1997年，蒋彦永为母校建校80周年而编的《燕京大学史稿》写的一段话）

“我是一名医生，看到人命关天的事，我就要管。”

1931年出生的蒋彦永退休前是解放军301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的“普通外科”主任。像很多中国人一样，在SARS大规模影响产生之前的那一段时间，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看美国攻打伊拉克的电视直播上。

其实3月初，蒋彦永就听说有一位曾来过301医院就诊的病人，几天后转到302医院，传染了一批医生、护士。消息传回301，这边的医生才知道了有人得了“非典”，并且这种病的传染能力特强。3月20日左右，301医院的肝胆科、脑外科、呼吸科……开始不断出现被感染病人。这个名为“SARS”的传染病开始引起蒋彦永的关注，但作为一名不可能接触到传染病一线的外科医生，他所知有限。

3月底，蒋彦永的大学同学、同在301医院工作的一位医学教授因咳血经检查患了肺癌，转到外科准备手术时，突然发高烧，肺部出现多片阴影。几位专家会诊疑为SARS，被单独隔离在301医院的ICU（重症监护室）。

当时，全军SARS防治中心设在309医院，这位教授的资料被送到那里会诊。蒋彦永一直不相信同学得了“非典”，打电话到309询问专家何为“3+1”诊断标准。就在当天他意外得知，包括确认和疑似，309已有40个病人，6人死亡；隔了一天，这组数字为60个病人，7人死亡。这时候，蒋彦永知道302医院也有了40个SARS病人。

4月3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公布“截止到3月31日”，“北京市12例，死亡3例”，并数次重复中国局部地区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当时谈笑风生的张文康给在场的记者和电视机前的普通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宣布:“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看到在新闻发布会现场有一名外国摄影记者戴着口罩，他又说：“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

坐在电视机前的蒋彦永在第一时间看到了这个讲话，“12例”这个数字与他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差距实在太大。“他给我打电话，问我们这里的病人有多少，我把了解的情况告诉他，听得出他特别生气。他向我要院长家里电话，说‘你们应该向院长汇报’。我怕他惹麻烦，没敢给他，劝他先别着急。”在某军队医院工作的一位医生这样回忆。

第二天，蒋彦永遇到了解放军后勤部卫生部两位前领导，谈起前一天公布的数字，大家一致认为有问题。同一天（4月4日），301医院也宣布有46个SARS病人，得知此讯，蒋彦永请医院医务部和门诊部的有关人员去向上级反映。

“当时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张文康的讲话，都觉得很不应该，这个事情并不像他讲的那样轻描淡写。当时医院具体病人数我不知道，属于保密，甚至有些在病房工作的人也不太清楚，只有在第一线的人最了解。但我们确实知道，我们收了病人，而且工作人员正成批倒下。他（蒋彦永）向我了解我们那的情况，我们开始交换这方面意见。我私下了解到一些情况告诉他，他也把他知道的告诉我。当时我们都很担忧，因为这个病在广东、香港已经大面积流行，这时候如果不控制，很可能要在北京爆发。我们觉得当时的一些做法是错误的，但我们苦恼于只能在底下议论。我没想到他会采取这种方式表达出来。”与蒋彦永熟识的一位同在某军队医院工作的老医生说。

4月4日晚，蒋彦永坐在电脑前，写了一封800字左右的信。在此之前，他再次核实了301、302以及309几个军队医院确诊与疑似的SARS病人数分别是：46、40、60。因为对伊拉克战争报道的印象颇深，对媒体接触不多的老医生挑选了CCTV-4和凤凰卫视两家电视台，记下了电子信箱后，将信发了出去。

接下来的几天没有任何回应。短暂的沉寂后，4月8日，蒋彦永接到了第一位记者——《华尔街日报》记者的电话采访。同一天稍晚，美国《时代》周刊（TIME）驻北京记者Susan Jakes也联系到蒋彦永，核实他确为邮件署名的“蒋医生”后，对其进行了采访。虽然在采访时间上并未抢到第一点，但《时代》周刊迅速于当晚将采访内容发布在网站上，日后Susan Jakes也称自己“很幸运”。

4月9日，蒋彦永一下子成为全球媒体追逐的焦点，家里的三部电话被美联社、德新社、法新社等要求采访的媒体打爆。与此同时，《时代》周刊这篇题为《Beijing's SARS Attack（北京的SARS袭击）》的文章也被翻译成中文在网上广为流传。据音译，文章中的Dr.Jiang Yanyong也有了多种翻译，许多人在互相询问着“301的退休老军医”情况。对蒋彦永所称的数字，卫生部门一直没有正面回应，既未承认也未否认。

4月9日，周三，每周的这天下午2点，蒋彦永要为医院的进修生讲课，但直到两点半，要求采访的媒体还让他无法脱身。3点，蒋彦永又站在课堂上，他很平静地告诉学生他所做的一切:给媒体写信，接受《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指出他知道的病人数字……当天晚上，301医院有关领导找到蒋彦永，在首肯他反映情况的动机后，提醒他作为一个军人应该遵守的纪律，不要擅自接受境外媒体采访。蒋彦永向院方表示，以后有什么事都会先向院的领导反映。

4月10日，WHO（世界卫生组织）公开批评北京的疫情报告系统：“北京只有少数医院每日汇报SARS病例。”WHO派专家组赴京调查；4月11日，北京被WHO重新定为疫区。但是卫生部并没有宣布这一消息，而在此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负责人继续了乐观的说法，表示“当天通报的疫情包括地方医院和部队医院所有目前能够确诊的病例数字”，“这个数字是准确的”，“截至4月9日……北京市22例”。

蒋彦永不是传染病医生，但他以自己的方式始终关注着SARS灾难。4月10日，蒋彦永在参加燕京校友会理事会时，从儿童医院的胡亚美院士那儿得知:儿童医院已有两个患儿染上SARS，他们的母亲也未能幸免，并且接上面通知，以后各院对SARS病人要“就地消化”。当晚，协和医院的一位教授告诉蒋彦永，芬兰籍国际劳工组织官员阿罗因感染SARS在中国去世后，记者招待会上曾有人问，是否对与其接触过的人采取措施。当时卫生部门的人答：“会进行严密的监测。”那位教授告诉蒋，实际上和他接触过的人“还在到处跑”，根本没人管。那位芬兰人的秘书来看特需门诊，就被诊断为SARS，因为协和也接到了“就地消化”的指示，但协和根本没有接纳隔离这类病人的条件。对这位秘书只好暂时对付着把他隔离起来。所谓“就地消化”的原因，实际是因为北京两个传染病医院（地坛、佑安）都已经收满。

4月11日，蒋彦永将这些情况向院方做了介绍，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一、建议卫生部长引咎辞职；二、各医院自己“消化”非典病人不符合处理传染病的原则，“建议尽快将一些小医院改为传染病医院，配备有经验的医生护士”。最后，蒋彦永再次表示，“如果确是我所反映的数字是错的，我就可以马上向世界发表声明，我报错了，我愿意受处分。如果卫生部的数字不对，那就请卫生部加以纠正”。

4月12日，蒋彦永又向301医院政治部递交一封写给卫生部负责人的信。信里作简单自我介绍后，再次对卫生部公布的数字提出意见，“请卫生部来人和我一起核实对我所提供的资料。如果我所提出的材料是错误的，我可以立刻向全世界发表声明，我错了，可以接受任何处分。如果卫生部所提供的材料不实，那就请卫生部公布正确数字。错了要勇于承认错误。对人民健康、生命安全的事，来不得半点虚假、错误。我衷心地希望能有机会和你们一起研讨此问题，使全国人民从中得益。”

4月14日晚，WHO一位专家通过翻译打电话找到蒋彦永，希望向他了解军队医院的情况，因为种种原因，WHO的官员并没有与蒋彦永直接见面。

4月16日，WHO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后，先后有两位记者给蒋彦永打电话，告之WHO官员确认了他此前向媒体公布的数字。

……

“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情告诉我们，蒋彦永做的是对的。与我认识的许多人都说，蒋彦永立功了。我知道他并不追求这些，但在人民心目中，他确实是功臣。在这个关系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事件中，蒋教授尽到了他作为一个医生应尽的责任。在当时可能信息不通畅的前提下，比他更了解情况的可能有上百人，但只有他站了出来。我是一个传染科大夫，这件事应该是我做的，而我没有做，不但过去没能做到，以后恐怕也难以做到。真的，我做不到……所以，他对我们也是精神上的刺激，我由衷地钦佩他。”说这些话时，蒋彦永的大学同学、72岁的朱纯吾老医生眼圈微微泛起了泪花。

2003年4月30日，北京地坛医院，一位医生久久站在非典患者遗体前（贺延光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