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洛丽塔1

上卷

第1节

洛丽塔，我生命之光，我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

洛——丽——塔：舌尖向上，分三步，从上颚往下轻轻落在牙齿上。洛。丽。塔。在早晨，她就是洛，普普通通的洛，穿一只袜子，身高四尺十寸。穿上宽松裤时，她是洛拉。

在学校里她是多丽。正式签名时她是多洛雷斯。

可在我的怀里，她永远是洛丽塔。

在她之前还有过别人吗？有的，确实有的。

事实上，可能从来也没有什么洛丽塔，要不是我在一个夏天曾爱上了一个女童。在海边一片王子的领地。在什么时候？就是那一年，洛丽塔还有多少年才降临世间，我的岁数就有多少。

你放心，杀人犯总能写出一手妙文。

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第一件证物正是被六翼天使，那个误传的、简单的、羽翼高贵的六翼天使所嫉妒的。且看这段纠缠不清的痛苦心史吧。

第2节

1910年我生于巴黎。

父亲是一位文雅而平易的人，一个种族混杂物：瑞士籍，法国、奥地利混血，他血脉里还有少许多瑙河的水质。马上给各位传看几张颜色漂亮、光滑碧蓝，的明信片。

他在里维埃拉开了一家豪华饭店。

他父亲和两位祖父分别做过葡萄酒、珠宝和丝绸生意。三十岁那年他娶了一位英国女子，登山家吉约姆.丹恩的女儿，又是两位多塞特牧师的孙女，这两位专开冷僻课目——分别是古土壤学和风奏琴。

我那位非常上镜头的母亲死于一次意外事故（野餐、雷击），那时我三岁，因此，除却存留了黑暗过去里一小袋的温暖，在记忆的洞穴和幽谷中，她什么都不存在；

倘若你能忍受得了我的文体（我是在监视下写作），我记忆中童年的太阳也已经下沉：你们当然都知道日光消逝后芬芳的余辉悬浮在茂盛的灌木丛周围，或突然地被漫步者闯入又踏过；山脚下，夏日的黄昏中，小虫也在那里飞舞；一种柔软的温暖，金色的小虫。

我母亲的姐姐，西贝尔，同我父亲的一个远亲结过婚，又被休弃了，就到我们这个近亲属家，当无薪酬家庭教师兼女管家。有人后来告诉我，她一直爱着我父亲。

他在一个雨天里，轻松她占了她的便宜，雨过天睛之后又把它忘得一千二净。我非常非常喜欢她，尽管她的某些规矩过于严格——严得要命。

或许她想充分利用时机，把我培养成比我父亲更好的鳏夫；西贝尔姨妈有一双带粉红色晕圈的青色眼眸，蜡白的面色。她写诗，她对诗虔诚到了迷信地步。她说她知道我十六岁生日过后她就会死，竞果然应验了。

她丈夫，一位香水旅行推销家，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美国，终算在那儿建立了一家公司而且置得了房地产。

我长成一个炔乐、健康的孩子，在拥有图画书、柔净沙滩、桔树、友好的狗、海景和微笑面孔的明亮世界里长大了。

在我周围，华丽的米拉娜饭店象一个私有宇宙旋转着，象一个粉白白的宇宙体嵌在更大的、在外围熠熠闪光的蓝宇宙中。从系围裙的擦锅工到穿法兰绒的权贵，人人喜欢我，人人宠我。

美国老太太象比萨斜塔似的倚在拐杖上看着我。

付不起父亲帐的破了产的俄罗斯公主，给我买高档糖果。而他，我亲爱的小爸爸，则带我去划船、骑车，教我游泳、潜水和滑水；

给我读《堂吉诃德》和《悲惨世界》，而我崇拜他，尊敬他，为他感到荣幸地偷听仆人谈论他的各类女友，那些美丽而好心的造物，她们没少利用我，又为我有幸丧母而喁喁说着情话，流着诊贵的眼泪。

我上了一所英国学校，离家九英里，我在那儿玩拍球和手球游戏，读书的分数甚佳，与同学和老师的关系都绝好。

我能记得的十三岁以前（即第一次见到我的小阿娜贝尔之前）发生过的确切性行为是：

一次在学校玫瑰园里同一个美国男孩讨论青年期异样问题，讨论是严肃、有礼、并且纯粹理论性的，这孩子的母亲是一位当时很红的电影演员，连小男孩自己也很难在三维空间里见到她；

还有我的机体方面在看到皮雄那部浩繁的《人性之美》书中的照片时，珍珠和阴影，柔软的分道，产生了有趣的反应；那书是我从饭店图书馆一堆大理石围着的《制图学》的书山下偷拿出来的。

后来，父亲以喜悦又洒脱的态度教给我所有他认为我需要的性知识；这正是离1923年秋天送我去里昂一所公立中学之前（在那儿我们将呆三个冬季）；

但请注意，那年夏天，他与R夫人及她的女儿去意大利旅行了；于是没有人听我诉苦，没有人给我指点了。

第3节

阿娜贝尔，也象作者一样，是混血儿：但她的情形是一半英国，一半荷兰。今天，对她性格的记忆已远不如许多年前、认识洛丽塔之前那么清晰。

视觉记忆分两种：

一种是睁着眼睛，在你自己的大脑实验室里技术性地制造一个意象，（那时，我看见了阿娜贝尔，象一般词汇所描绘的：“蜂蜜样柔腻的肌肤”、“薄软的胳膊”、“褐色短发”、“长睫毛”、“大而漂亮的嘴”）；

另一种是你闭着眼睛，在眼睑遮暗的内壁里，你忽然记忆起那个物体，完全是视觉复制出的一张可爱面孔，一个浑身披着自然光泽的小精灵（就是我所见洛丽塔的样子）。

因此容我控制一下自己，先严肃地描述阿娜贝尔，说她是一个比我大几个月的可爱的孩子。她的父母是我姨妈的好朋友，也象她一样保守枯燥。他们在离米拉娜饭店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幢别墅。

秃顶、褐黄皮肤的利先生和肥胖、脂粉浓厚的利夫人。我是多么厌恶他们！最初，阿娜贝尔和我尽谈些周围的事。她不停捧起一手细沙，又让它们顺着手指流下去。

我们调整思想的音调适应今天那些聪明的欧州儿童，并且稳定住，我还怀疑是否应该分配一些个人天才到如下的兴趣上：我们对芸芸众生的世界的兴趣、对富有竞争性的网球的兴趣、对无限大的空间的兴趣、对唯我论的兴趣，等等。

幼小动物的柔软和脆弱，引起我们同样强烈的痛苦。她想到某个受饥捱饿的亚洲国家去当护士，我想当一名出类拔萃的间谍。

就在一刹那，我们疯狂地、笨拙地、毫无羞怯、痛苦难忍地相爱了；同时还是无望地，我必须补充说；因为相互占有的狂乱只有靠实际吸吮、融合彼此灵魂和肉体的每一分子，才能平息下来；但我们，甚至不能象贫民区的孩子那样很容易就找到作伴的机会。

一天晚上，我们不顾一切地实现了在她家花园里幽会的企图以后（这是更后来的事），我们的秘密活动能只被允许在海滨浴场熙熙攘攘的地方、听力所不及而眼力所及范围之内。

在软绵绵的沙地上，距离大人们几英尺远，整个早晨我们都仰卧在那儿，带着欲望的勃发，利用时间和空间任何一个天赐的良机互相触摸：她的手，半埋在沙里，也会慢慢地移向我，修长的褐色手指梦游般越来越近；

然后，她乳白色发光的膝盖会开始一次小心翼翼的旅行；有时，别的小孩们建筑的堡垒，能完全掩藏我们摩挲彼此咸腥的嘴唇；这种不完整的接触把我们健康、却毫无经验的稚嫩身体驱向滚怒的状态，即使在冰凉的湖水中，我们仍然互相紧拉着手，不能解脱。

在成年浪游岁月里丢失的许多宝物中，有一张快照，我姨妈照的，照的是阿娜贝尔、她的父母和老成持重的跛脚绅士，库柏医生，围坐在路边咖啡馆的桌边；医生在同年夏天向我姨妈求过婚。

阿娜贝尔照得不好，因为她正好在对一块巧克力冻专心致志时被拍了下来，她裸露、瘦削的肩膀和头发的分缝是能辨认出一切的（我记得的那张照片），阳光模糊了她那份沉迷的可爱；

而我，离开其他人坐着，表现出一种戏剧性的凸出：一个阴郁、面露愠色的男孩，穿一件暗色运动衣和一条裁剪得体的白色短裤，双腿交叉，侧身而坐，眼观旁处。

这张照片摄于那个毁灭性夏季的最后一天，而且正是我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做抗拒命运尝试的前几分钟。找了个很不充分的藉口（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实际上什么也无所谓），

我们逃出咖啡馆，来到海滨，找到一处荒无人烟的沙地，那儿有一堆红石头垒成的洞穴，在它蓝紫色的阴影里，我们贪婪地抚爱了，唯一的见证是不知谁失落的一副太阳镜。

我跪着，正要占有我的爱，两个胡须髯髯的洗海澡人，大海的老父和他的兄弟走了过来，叫嚷着猥亵的鼓励话。四个月后，她在科孚死于伤寒。

第4节

我一次又一次翻看我这些惨痛的记忆，不住自问，是否在那个遥远夏天的光辉中，我生命的罅隙就已经开始；或者对那孩子的过度欲望只是我与生俱来的奇癖的首次显示？

当我努力分析自己的欲念、动机、行为和一切，我便沉湎于一种追溯往事的幻想，这种幻想变化多端，却培养了分析的天赋，并且在我对过去发狂的复杂期望中，引起每一条想象的道路分岔再分岔没有穷尽。

但是，我相信了，就某种魔法和命运而言，洛丽塔是阿娜贝尔的继续。

我也知道阿娜贝尔的死引起的惊骇更顽固了那个梦魇般夏天的挫折，成为我整个冰冷的青春岁月里任何其它浪漫韵事的永恒障碍。

我们的精神和肉体融合在至善至美的境界了，这种境界却非今天那些实际浅薄头脑标准化的年轻人所能理喻的。她死后许久，我仍感到她的思想在我的灵魂内浮动。

我们认识以前很久，曾做过相同的梦。

我们比较过彼此的日记。我们发现奇异的相似处。同年（1919），都在六月，一只迷途的金丝雀飞进了她的房间，也飞进了我的，在遥遥相隔的两个国家里。噢，洛丽塔，你是如此地爱我！

关于我的“阿娜贝尔”时期结束，我隐匿了对我们第一次不成功尝试的记述。那天晚上，她骗过了家人恶意的监视。

在别墅后面一片神经质的、叶片柔舒的含羞草丛中，我们找到一个隐身高台，在一面断墙矮垣上。

透过暗夜温柔的树木，我们能看见亮灯的窗户上斑驳的图案，那图案被感觉记忆的彩色墨汁重新唤起，现在浮现眼前，象纸牌一样——因为推测到我们的敌人正忙于打桥牌。

她颤抖着，痉挛着，我吻着她张开的唇角和火烫的耳垂。一群星星在我们头顶、在细长的树叶剪影中闪着幽昧的光；那充满生命力的天空赤裸着，象她轻软薄罩裙下的身体。

我在天空里看见她的脸，清晰异常，仿佛放射着它自身微弱的光焰。她的双腿，她美丽、健康的双腿，合得不很紧，当我的手放在它要寻觅的位置上时，一种梦幻般怪异的表情，半是愉快，半是痛苦，显现在两张孩子气的脸上。

她坐得比我高一点儿，每次她独自兴奋若狂便前来吻我，她的头梦幻般轻柔地、微微弯斜，那动作几乎是哀怨的，她裸露的膝盖紧夹住我的手腕，又松塌下去，她的颤栗的嘴扭曲了，象受了一种神秘药性的刺激，朝我的脸颊靠过来抽吸一口气。

她上来便会企图用她干涩的唇摩挲我的，想摆脱那爱的痛楚，而后我的爱又会躲开，头发神经质地一甩，接着再幽幽地靠近，让我的唇寄满她微张的小嘴，我已准备把一切慷溉地交与她，我的心、我的喉、我的五脏六腑，我把我感情的宝杖交给她抓在她笨拙的掌中。

我想起了某种脂粉的芳香——

我确信这是她从她母亲的西班牙仆人那儿偷来的——一种甘甜又清淡的麝香香味。和她身上的乳酪香混在一起，我的感觉突然间被充满了；

附近灌木丛倏尔传来的一阵骚动才未使它们滥溢出去——我们立刻彼此分开，疼痛的心注意到可能是一只偷食的猫，这时从屋里传来她母亲呼唤她的声音，高昂的音符不断升高——库柏医生笨重地踱到花园里。

但那片含羞草丛，——朦胧的星光、声响、情焰、甘露，以及痛楚都长驻我心头，那位拥有伸展在海边的四肢和火热舌头的小女孩儿，从此便令我魂牵梦萦——直到，二十四年以后，我将她化身在另一个人身上，破除了她的魔力。

第5节

我年轻的日子，当我回首时，象苍白的反覆出现的残片，一陈风似地都飞去了，就象火车旅客在清晨见到的一阵废卫生纸的风雪跟在了望车尾后盘旋。就我和女人正常的关系而言，我是实际的、幽默的、轻快的。

作为一个大学生，在伦敦和巴黎，雇佣女子对我足够了。我的学习过于琐细，非常紧张，尽管并不特别有成绩。

最初，我计划象好多落魄才子那样，拿个精神病学的学位；但我比这还落魄；我被压抑过度，医生，一种特殊的疲惫出现了；于是我转向英语文学，这科里许多失败的诗人最后都成了穿苏格兰呢、抽烟袋的教师。

巴黎适合我。我和流亡者大谈苏联电影。

我和铀矿学家—起坐在“第二人像”里。我在偏僻的小报上发表歪歪扭扭的小品文。

我还创作模仿他人风格的打油诗：

……冯.库尔普小姐或许会扭转身，她的手在门上；我不会跟随她。也不跟随弗莱斯卡。亦不跟那只鸟仔。

我的一篇题为“济慈致本杰明•贝利信中的普鲁斯特式主题”的论文，六位还是七位学者读了，都咯咯笑起来。

我为一家著名出版公司完成了《英国诗歌的历史缩影》，然后着手为英美学生编写法国文学手册，这项工作占去我四十岁至四十九岁之间的全部时间——我被捕时，最后一卷就即将出版了。

我找到一份职业——在奥托伊给一个成人班教英语。而后一所男校聘用我两个冬天。偶尔，我也利用一下我在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医生中的泛泛之交，让他们陪着去访问各类单位，比如孤儿院和改良学校；

那里，快进入青春发育期的女孩子，面色苍白、睫毛乌暗，被人端祥却不受伤害，令我想起了那个梦赐的女孩。

现在我想介绍这样一种观点。

在九岁和十四岁年龄限内的一些处女，能对一些着了魔的游历者，尽管比他们小两倍甚或好几倍，显示出她们真实的本性，不是人性的，而是山林女神般的（也就是说，鬼性的）；而这些被选中的小生命，我想命名她们为“性感少女”。

显然我是用时间概念代替了空间概念。

实际上，我是想让读者把“九岁”和“十四岁”看作界限——如镜的沙滩和玫瑰色的岩石——一个到处出没着我的性感少女们的幽灵的魔岛界限，那海岛就镶嵌在一片雾气腾腾的汪洋之中。

在这个年龄限内的女孩子是否都是性感少女呢？

当然不是。否则我们这些熟谙此道者，我们这些孤独的过客，我们这些癖色贪花之人，岂不早就癫狂了。

漂亮并不是标准；而粗俗，至少就一个特定的阶层而言，并不一定损害什么神秘的特性：惹人发狂的优雅，难以捉摸的、诡诈的、灵魂分裂的、阴险的诱惑力，这些都是使性感少女有别于她们同代人的特性，那些同代人比之即将出现的时间的虚渺岛屿——

洛丽塔，还有与她相似的女孩儿在上边嬉耍——

来说，更无比依赖于此时存在的空间世界。在相同年龄限度内，真正性感少女的数量，大大低于那些暂时只显平淡的、或只是好看的、或“娇小可爱的”、甚或是“甜美迷人”、平常的、直率的、无拘无束的、皮肤冰冷的、有人昧的小女孩——

鼓着小肚子，梳着小辫子，成年以后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出落成大美人（看看那些蠢笨的矮胖女人，穿着黑色长统袜，戴着白草帽，让人比喻为幕布上令人眩目的星星）。

拿一群女学生或女童子军的照片给一位严肃正经的男子，并让他推选一张最漂亮的，他不一定要挑其中的性感少女。

你必须是一个艺术家，一个狂人，一个无限忧郁的造物，你的欲望是冒着热毒的气泡，你诡谲的坚毅里有一股超肉欲的火焰永远通红，为了立刻辩认出，通过难以形容的特征——

轮廓象猫一样的脸颊，柔软的四肢，还有其它一些使温柔的眼泪感到失望和羞愧的标志，我不能罗列下去——在所有孩子中辨认出那个销魂夺魄的小鬼人精；她末被他们发现，自己对自己神奇的力量也一无所知。

另外，由于时间的观念在事物中起着非常奇妙的作用，学生们理当不觉惊奇地懂得，男人和少女之间应该有一条年龄断沟；

我说，无论如何不能少于十年，一般是三十年或四十年，在一些特别情况下甚至多达九十个年，这样能使后者属于性感少女之列。这是一个焦点调节的问题，是内在眼睛能颤栗着超越特定距离的问题。

当我是孩子她也是孩子，阿娜贝尔对于我并不是性感少女；我是她的对手，本身就是个小牧神，在一座同样着魔的时间岛上；但是今天，1952年的九月，二十九年闪过去了，我想我可以在她身上辨认出我这一辈子最早命定的精灵。

我们带着不成熟的爱彼此相爱，表现得粗暴，这种凶暴如果是成人，往往能毁灭她们的生活。

我是一个健壮的少年活了下来；但毒素却在伤口，伤口永远裂着，不久我发现，在一种允许二十五岁的男子向十六岁而不能是十二岁少女求婚的文明里，我成熟了。

毫无疑问，那会儿我在欧洲时期的成年生活是双重的，很可怕，确实。公开处，我和许多生着南瓜形或梨形乳房的风尘女子有所谓正常关系；

暗地里，我对每个过路的性感少女的顽固欲望又把我搞得憔悴不堪，我象一个法律禁止的懦夫，对她们不敢接近。我能使用的女性，只是缓解的工具。

我几乎要相信，我从自然的性行为中获得的感觉，完全等同于正常的伟男子与他们正常的伟伴侣在撼动世界的谐调节奏中相结合的感觉。问题是那些绅士未能、而我却捕捉到了一种无比痛切的畅快。

我依稀朦胧遭受玷污之梦境也比生命力最旺盛的天才作家或最有天赋的阳萎人所能想象出的苛合之事要璀灿一千倍。我世界分裂了。我了解了不是一种而是两种性别，却无一属于我；两者都被解剖学家称为雌性。

但对于我，透过我的感觉三棱镜，“它们迥然如烟雾之于船桅”。所有这一切，我现在能用科学解释了。在我二十岁和三十出头的年龄，我还不能这么清楚地懂得我的痛苦。

一方面我的身体明白它寻求什么，另一方面我的大脑却拒绝身体的每一项请求。一时间我感到羞怯、恐惧，还有盲目的乐观。禁忌勒束着我。精神分折学家用伪解放论和伪性本能讨好我。

对于我，仅有的几个能引起情爱兴奋的对象就是阿娜贝尔的姐姐、她的女仆个女童仆，这个事实有时想起来，就象精神失常的前兆；其它时候，我则告诫自己，这不过完全是态度的问题，被女该子弄得神魂颠倒实在并没什么错误。

让我提醒我的读者，在英格兰，1933年通过了“青少年法案”以后，“少女”被定义为“八岁以上十四岁以下的女童”（之后，十四岁以上十七岁以下，法律的定义是“青年”）。

而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任性孩子”，机械地说，是在“七至十七岁之间”（另外，他们习惯上总是和歹徒或淫棍为伍）。休.布劳顿，詹姆斯一世的时期一位能言善辩的作家，已经证明了雷哈布十岁上就当了娼妓。

这一切都很有意思，我敢说你看见我已经口沫横飞了；但没有，我没有；我只是让快乐的思想跳入一只小杯中。这里还有好些图画。这是维吉尔．他能使性感少女用一种声调唱歌，也很可能更喜欢一个小伙子的腹膜。

这是阿肯那顿王和奈费尔提蒂王后两个未到婚龄的尼罗河女儿（这对皇家姐妹养了一窝六岁小狗），赤裸的玉体上除却一串串亮闪闪的念珠项练便别无它物，三千年过去了，仍悠然端倚在褥垫上，那褐色的柔软娇体，剪短的秀发和乌黑的媚眼都依然精美无损。

这幅是几位十岁的新娘被迫坐在木柴上，那是古代学业宫殿里刚劲象牙的象征。青春期以前的婚配和同居在东印度某些地区仍是常事。雷布查人八十岁老头可以和八岁女孩交媾，并无人怪罪。

但丁疯狂地爱上了他的贝雅特里奇时，她只有九岁，璀灿的少女时期，这是在1274年的佛罗伦萨，在明媚的五月里一次私人宴会上，她化了妆，珠光宝气，可爱极了，穿一件深红色裙袍。

当彼特拉克疯狂地爱上了他的劳琳时，她也不过是个十二岁金发耀眼的性感少女，在风中、在花粉和尘埃中奔跑着，是飞舞的一只花朵，象画中描绘的，从沃克吕兹山区飞到了那片美丽的平原。

还是让我们正经而文明一点吧。

亨伯特•亨伯特极力想作好人。实际上，他真地这样做了。他完全尊敬普通的孩子们的纯真和弱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即使没多大危险，他也不会妨害这些孩子的天真无邪。

但是，当他从那天真的一群中，寻觅出了一个小妖精，他的心便怎样狂跳了，“魅人而狡猾的女孩”，恍惚的眼睛，鲜亮的嘴唇，如果你只表现出你在凝视她，就得在狱中呆上十年。生活就这样继续下去了。

亨伯特是那样精于和夏娃作爱，但他渴求的却是夜妖。乳房生长的幼芽期由于青春发育所带来的身体变化而提早出现了（10．7岁）。而紧接着成熟的就是变色阴毛的第一次出现（11．2岁）。

我的小杯里盛满了狂乱的意念。

一次翻船。一个环状珊瑚岛。单独和一位落水旅客浑身颤抖的孩子在一起。亲爱的，这只是个游戏！

当我坐在公园硬梆梆的长凳上，假装陶醉在一本颤抖的书中，我幻想的冒险是多么妙不可言。围在安静的学者身边，性感少女们自由地嬉玩，仿佛他是一个亲熟的塑像或是一株古树的影辉。

一次，一个精致的小美人，穿着格子呢裙，在一阵笑闹中将全副武装笨重的双足放在长凳上靠近我，又斜伸出她柔软、赤裸的双臂系紧她旱冰鞋的带子；

我便在阳光中融化了，我的书成了一种掩饰，她的红褐色卷发垂落在她瘦削的膝上，我享受到的叶影在她明媚的肢体上摇曳、消逝，我的脸颊在她的身边幽明不定了。

另一次，一个红头发的女学生在地铁车上靠着我，我瞥见到她腋窝下泄露的一小片赤褐色存留着我的血液几个星期不褪。我能列出一长串这种一厢情愿的小浪漫。有些在地狱浓郁的香气中消散了。

比如，我偶然在阳台上看见街对面一扇亮灯的窗户里有个性感少女正在镜前脱衣。如此形影相吊，如此销魂，这景色生出了一种勾心摄魄的诱惑力，促使我全速跑向我孤独的尤物。

然而突然，糟糕得很，我崇拜的那副美好的裸体投入了台灯下一双男人赤裸的臂膀，他穿着内衣裤，读着报纸，靠在敞开的窗边，沉浸在炎热、潮湿、绝望的夏夜里，跳绳，跳房子。

那位穿黑衣的老妇人，坐在长凳上我的身边，坐在我快乐的拷问台上（一个性感少女正在我脚下摸找一块丢失的大理石子），问我是不是肚子疼，这个侮慢无礼的女巫。

啊，走开吧，让我独自呆在我春情勃动的公园里，呆在我生满青苔的花圃中。让她们永远在我身边嬉耍吧，永远不要长大。

第6节

一个想法：

我经常想这些性感少女长大后会变成什么样？

在这个因果交错的锻铁世界里，我偷取来她们悄悄的悸动能等毫不影响她们的未来吗？我已经占有了她———而她永远不知道。这样也行。

但未来的某一时候能不被发现吗？

无论怎样，难道我没有因为在我自己的享乐女神中卷入了她的形象而毁坏了她的命运吗？噢，它过去是，而且仍然是，那个可怖疑虑的根源。

然而，我还是知道了那些可爱、疯迷、胳膊柔嫩的性感少女长大后终究会是什么样。记得在一个阴郁的春天的午后，我曾沿着临近马德林的一条人群熙攘的小街漫步。

一个瘦小苗条女孩儿穿着高跟鞋，轻快但急匆匆从我身边擦过；在同一的时刻，我们都回过头，她停下了，我向她搭讪。

她犹豫地走至我的胸前，长着一张法国女孩子常有的带酒窝的圆脸，我喜欢她长长的睫毛和珍珠色紧身衣裙，裹着她年轻的身体，这些我仍然记得——

那就是性感少女的回音：兴奋的震颤，欲望激扬——某种同她轻快的小屁股职业性的扭动相混合的孩子气。我问她价钱，她以优扬的银铃般嗓音（一只小鸟，真是一只小鸟！）准确而迅速答道：“一百。”

我还想讨讨价，但她看见了我低垂的眼中孤独、忧戚的渴望，只盯在她浑圆的脑门和象征性的帽子上（一条缎带，一束花）；

她睫毛一眨：“算了，”她说，象是就要走。很可能仅在三年前，我还见她从学校往家走！这想法把事情定妥了。

她领我走上通常是陡峭的楼梯，还有向来为某位可能并不介意撞上其他先生的先生清场的铃声，凄惨地爬到那间鄙陋的屋子，只有床铺和坐浴盆。向来如引，她马上要一件小礼物，我也按规矩问她芳名（莫尼卡）和劳龄（十八）。

我对街头妓女这一套向来熟知。

她们都说“十八”——一声整齐的鸟叫，是最后的一个数字，也是充满渴望的欺骗，她们每天得公布十遍，这些可怜的小生命。但就莫尼卡而言，她反而替自己的年龄添加了一二岁，这毫无疑问。

这是我从她小巧、干净、尚未成熟的身体上许多细微处推断出的。她脱下衣服，出其不意的快，部分身体用脏兮兮的薄窗帘裹着，带着完全象婴儿似的快乐站在那儿聆听楼下暮雾笼罩的院子里一位手风琴师的音乐。

我看了看她的小手，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她污黑的指甲上，她天真地皱着眉头说“是的，这太不好了，”然后跑向洗漱盆，但我说我并不在意，根本不在意。

她褐色的头发剪得很短，灰色的眼睛充盈着光泽，皮肤苍白，看上去非常迷人。

她的屁股不比蹲坐的男孩大；事实上，我毫不迟疑地说（这确实正是为什么我要充满感激地留恋记忆中和莫尼卡在一起的这间薄纱惨淡的房间的缘故），在我曾经使用过的大约八十个妓女中，唯有她给了我无限快乐的痛苦。

“他是机灵鬼，发明了这玩艺，”她温煦地评论道，然后用同样快的速度钻回她的衣服里。

我恳求那晚稍晚时再来一次，更复杂的功课，她说九点钟在咖啡店拐角处见我，并发誓她从来没失约过。我们又回到那间屋子，我不禁说道她是多么漂亮，对此她故作端庄地答道：

“你的话非常可亲，”而后，她也注意到我正注视着镜子中我们的小伊甸园——咬紧牙关的爱意，狰狞的笑容，扭曲了我的嘴角——

顺从的小莫尼卡（噢，她完全成了个性感少女！）想知道她是不是应该在我们睡觉前抹去她的唇膏，以备我想吻她。

当然我会的。

我纵情恣意，跟她在一起比以前任何女郎都尽兴，那一晚长睫毛的莫尼卡给我的最后一幅幻影，唤起了一种欢乐的精神，使我很难把它和我耻辱的、污秽而沉默的爱情生活中任何事件联系在一起。

当她踱入那场四月之夜的毛毛细雨中，她看上去无比欢欣，怀着我赏她的五十法郎小费，让亨伯特．亨伯特跟在她窈窕的身影后。在一扇陈列橱窗前她停下脚步，兴致勃勃地叫道：“我要买玻璃丝长袜！”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那种巴黎孩子发出“长袜”的的口型，读出来，带着渴望，把那个“a”音变成一个活泼的喷腔“0”，象是“长沃”。

第二天午后两点十五分，我又和她在我的房间约会，但不如以前那么成功，一夜之间，她好象少了许多青春，多了妇人气。

我从她身上传染了冷漠，这使我没再布置第四次作业；中断这次感情系列并让它在失望中渐渐消失，我也并不遗憾，它荡人心魄的狂念几欲使我受累不堪。

就这样，让她还是那个光润灵透、温柔娴雅的莫尼卡吧，就象她曾经有过一分钟或两分钟的样子：一个负罪的性感少女透过实在的妓女，晶莹闪光。同她短暂的关系，启发了我一连串的意念，熟悉内情的读者一定明白。

在一个明艳的日子，一本黄色杂志上的广告引我到一位名叫米尔．埃迪特的办公室，她一上来就拿给我一本脏乎乎的影册，让我从里面颇为标致的照片中挑出一个性投意合的灵魂（“看看我这褐发美人！”）。

我把影册推到一边，把罪恶的要求说出来以后，她的样子象是要告诉我门在哪儿了；然而，等问完我打算出多少钱以后，她屈尊介绍我去找能管这件事的人。

第二天，来了位患气喘病的妇人，打扮俗劣，絮絮叨叨，满口臭蒜味，操着很象普罗旺斯地区口音，十分滑稽，发紫的唇上还有一撮黑胡，领我去显然是她自己的家里；

突发似地吻了吻她凸起干皱的胖手指尖，为了炫耀她的货是艳如玫瑰情窦初开，她演戏似地拉开一块帘布，露出房间的一部分，我断定是一个挤将的大家庭平常睡觉的地方。

现在那儿空荡荡的，只有一个肥妞，面露病黄色，令人恶心，至少十五岁了，粗黑的辫子用红绳系着，她坐在一张椅子上，敷衍地抚弄着一个秃头洋娃娃。

我摇摇头，刚想闪身避开这个圈套，那女人，还在急切地说着什么，就动手脱去年轻女巨怪躯干上肮脏的毛织紧身内衣；而后，看出我要走，她立刻索要她的钱。屋角的门开了，两个刚刚从厨房吃过饭的男人也参加了这场争吵。

他们都有些畸形，光着脖子，黑黝黝的，其中一人还戴副墨镜。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刚学走路的罗圈腿小脏娃儿躲在他们身后。

这蛮横的鸨儿，态度极为无孔，指着那个戴眼镜的男人，说他曾经在警察局干过，就是他，所以我最好听话，这真是恶梦的逻辑。

我走向玛丽——那是她主演的芳名——

她已把她的笨屁股挪到了餐桌前的板凳上，又继续喝她刚才喝了半截的汤，刚学走路的小孩拣起了那个洋娃娃。一种油然而车的怜悯，戏剧性地演出了一个极愚蠢的动作，我不偏不倚朝她手里塞了一张支票。

她转手把这馈赠缴给了那位前侦探，我于是痛苦地离去了。

第7节

我不知道鸨儿的影册是否又是幸运的雏菊花环上的一环；但不久，为了我自己的安全，我决定结婚。

有规律的生活，自家烧出的菜香，婚姻的全部协约，能预防疾病的床第间活动方式以及，谁知道呢，一些道德价值或精神代替品的最终成熟，我想，即使不能涤除我可耻的危险欲望，至少也许能帮我将它们控制在平和状态。

父亲死后，给我名下留的一笔钱，加上我的引人注意、即使有几分野蛮也还漂亮的面孔，能准许我镇定自若地着手我的探寻。经过相当深思熟虑，我的选择落在一位波兰医生的女儿身上：这个好人正巧给我治疗晕眩症和心跳过速。

我们下棋；他的女儿从她的画架后面朝我张望，又把向我借来的眼睛和肘放进她立体派艺术家的那堆垃圾里，那会儿画完的是少女，而不是紫丁香和小羊羔。

让我再平静地重复一遍：

除去我的不幸，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英健出众的男性；稳健，高大，柔软的黑发，有一种抑郁但格钟诱人的风度。特别的男子气质在病症上则表现出某种阴郁、充血、他必须要隐匿的某些情状。

我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非常知道，啊，我能轻而易举她获得我选中的所有成年女性；实际上，我几乎养成了不过意留心妇人的习惯，以免她们飘飘然、满面通红地坐到我冰冷的腿上。

如果我是个普通的法国人，对华而不实的女人有鉴赏力的话，我就能在众多如痴如醉的美人中，很容易找出比瓦莱里亚更有媚力的生命体。

但是，驱使我做出选择的是深思熟虑了谁是令人怜悯的牵累，而我对此发现得太晚了。所有这一切都将证明可怜的亨始特在性问题上总是多么不幸和愚蠢。

第8节

尽管我告诉自己我只是寻求一张给人安慰的面容，一名光荣的热衷家务者，一副生命力旺盛的阴部，而瓦莱里亚真正吸引我的却是她摸仿小女孩的才能。她模防并不因为她推测出了我的隐私；那就是她的风格——而我感觉到了。

实际上，她至少快三十岁了（我从来也没能弄清她确切的年龄，因为她甚至连护照都说了谎）并丧失了童贞。

我，在我这方面，倒象个性变态者似地坦白无遗。她的脸上满是绒软汗毛，一副嬉笑摸样，穿得象个娃娃，还慷慨地露出大半条光滑粉腿，很知道怎么用天鹅绒拖鞋的黑色大大地突出她赤裸脚面的白；

并且撅起嘴，弄出酒窝，顽皮地乱跑乱叫，她会以能想象到的最装模作样、最陈旧的姿态把她浅黄色的小卷发甩来甩去。

在市政府举行过简单仪式以后，我带她去我新租的寓所，出乎她的意料，我在碰她之前，竟让她穿上一件普通的女孩睡衣，那是我设法从一所孤儿院的亚麻布衣橱里偷出来的。

结婚当夜，我得了些乐趣，太阳升起时，这白痴歇斯底里大发作。现实很快就要求维护它自己的权利。褪了色的小卷毛露出黑色的发根；细软的汗毛变成利净皮肤上的尖刺；

孺湿而多动的嘴，无论我怎样用爱情去填塞，也总是屈辱地泄露出和她那死去的貌似蟾蜍的母亲在一帧肖像里的对应部分的相似；而现在，亨伯特•亨伯特的手中不再是一个白皙、顽皮的小女孩，而是一个大个子、胖鼓鼓、短腿、巨乳、头脑不着边际的罗姆酒水果蛋糕。

这情状从一九三五年持续到一九三九年。

她唯一有价值的是逐渐和缓的天性，这确实有助于在我们又小又脏的套房里建立起一种临时的舒适感：

两间屋，一间窗外是模糊的景色，另一边是一堵砖墙，一间小厨房，一个鞋形木浴盆，坐在里面，我觉得自己象马拉，只是没有一个粉颈少女来刺杀我。

我们曾经一起有过极少温暖安逸的夜晚，她沉醉于她的《巴黎晚报》，我则伏在一张摇摇晃晃的桌上工作。我们去看电影，骑自行车看拳击赛。我很少向她不再鲜嫩的肉体求欢。

除非在特别焦灼和沉痛失望的时候。

对面的店铺商有个小女儿，她的情影令我发疯；好在有瓦莱里亚的帮助，无论如何，我狂热的心境还是得到了合法的疏泄。

至于做饭，我们默默地放弃了蔬菜牛肉汤的小锅伙食，大半去波拿巴街一处拥挤的地方进餐，那儿的桌布上到处是葡萄酒污迹，还有许多外国口音噪嗓不休。

隔壁，一位艺术商在他杂乱的橱窗里陈列了一幅华丽、明艳、涂满大绿大红、金灿灿墨蓝蓝的古代美国钢版画——

一辆火车头带一只巨型烟囱，巴洛克式怪状大灯，还有一架巨大的排障器拖着它淡紫色的客车厢穿过风雪漫天的大草原之夜，闪烁着火星的浓烟混入电闪雷鸣的锦云中。

这些都统统打破了。

一九三九年夏天，我的美国叔叔去世，留给我每年几千美元的收入，条件是我移居美国，并对他的企业感兴趣，这期望倒甚合我意。我感觉到我的生活需要骚动一下了。

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婚姻安乐的丝绒布上开始出现蛾子洞了。近几个星期来，我一直注意到我的胖瓦莱里亚不象过去的她了，老是陷在某种奇怪的不安静状态；

甚至表现出象最对时间的不满，这和她从前模仿的血统特点是极不相称的。当我告诉她不久我们就要乘船去纽约时，她神态焦灼又迷惘。她的证件还有点儿麻倾。

由于她丈夫是瑞士公民，因此护照不能轻易办出；我于是决定有必要到省政府和其它一些手续处去排队，这弄得她无精打采，尽管我耐心地给她描述美国，一个拥有玫瑰般儿童和大树的国度，在那生括不知比枯燥、肮脏的巴黎要好多少呢。

一天上午我们从一家办公大楼出来，她的证件基本办妥；在我身边蹒跚的瓦莱里亚，突然剧烈地摇动起她狮子狗一样的脑袋，却又一言不发。

我让她持续片刻，然后问她是不是心中有事，她回答说（我把她的法语翻译过来，我想，必然就是一句斯拉夫人的陈词滥调）：“我生活中还有另一个男人。”

在现在的丈夫听来，这是最丑陋的语言。

它们使我晕头转向，我承认。若象一般诚实的粗夫，就在街上随便什么地方揍她一顿，但这并不可取。多少年来的隐痛已经教会我超人的自制。

所以我把她招进一辆已经在路边缓行多时的出租车，在这种较为秘密的地方，轻声建议她解释一下她的粗话。

一股突增的愤怒使我窒息——

并非因为我对那个可笑形象，亨伯特夫人，有什么特殊兴趣，而是因为合法与不合法结合的事应完全由我一人决断，而她，瓦莱里亚，是喜剧妻子，如今竟厚颜无耻地准备按她的方式来摆布我的安逸和命运。

我要她情人的名字。

我重复一遍我的问话；但她坚持象滑稽表演似地嘟哝着，论述她和我在一起的不幸福，申明她立刻离婚的计划。

“他到底是谁？”我终于吼出来，用拳头猛击她的膝盖；而她；毫不退缩，盯着我，好象答案太简单，根本用不着说，然后迅速地耸耸肩，指了指出租车司机的胖脖子。

他在一家小咖啡店停下车，作了自我介绍。

我记不清他可笑的名字了，只在这么多年过后，仍然很清楚他的样子——一个结实的前白俄上校，胡子蓬乱，留平头；这样的人，在巴黎总有成千上万，经常从事这种傻瓜生意。

我们拣张桌子坐下；沙皇分子要了葡萄酒；瓦莱里亚在膝上放好一张潮湿的餐巾后，又开始说起来——指着我，而不仅是朝着我；我从来没料到她会有如此雄辩的口才，语言能注在这样尊贵的容器中。

并且还时不时向她不动声色的情人发射一串斯拉夫语。情况真是荒谬透顶，尤其当那位出租车上校以自得的微笑打断了瓦莱里亚，并开始陈述他的观点和计划时，情况更是荒谬不可言。

他用他那夹杂着劣质口音的精确法语描述了爱情和工作兼有的世界，并决定同他的娃娃妻子瓦莱里亚手拉手地走进去。

这会儿她开始修饰自己了，坐在他和我之间，涂抹她干皱的嘴唇，又搔首弄姿，挑剔她宽松衬衣的胸襟等等。

他谈论着她，就象她根本不在眼前，又好象她是一个受监护的孩子，为了她的利益，从一个聪明的保护者转移给另一个更聪明的保护人；

尽管我无望的愤怒已经夸大并且破坏了某种印象，我仍敢起誓他实际上是在向我咨询有关她的情况，诸如减肥饮食、经期、衣服以及她读过的和应该读过的书目。

“我想，”他说，“她会喜欢《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吧？”

噢，他简直是个学者了，达霍维奇先生。

我打断这番叽哩呱拉的言语，建议瓦莱里亚收拾她那点财物，不得延误，对此，平庸乏味的上校勇敢地提出可以把它们搬上车。于是他又恢复原职，载着亨伯特夫妇去他们的寓所。

一路上，瓦莱里亚都在说着，而倒楣的亨伯特却在和小亨伯特商讨着亨伯特•亨伯特是否应该杀了她或她的情人，或俩人一起，或一个也不。

我记得曾经玩过一个年轻同学的一支自动手枪（我没有提过这事几，但无关紧要），那会儿我竟产生了先享受一下他的小妹妹，一个最最透明的性感少女，有一头卷曲的黑发，然后再自毙的念头。

我现在怀疑瓦莱契卡（上校这样叫她）是否真地值得击毙，或勒死，或淹死。她长着非常脆弱的腿，我决定，一旦就剩下我们两人时，我要予以猛击。

但我们再也没有这机会了。

瓦莱契卡——这会儿飞流而下的眼泪把她彩虹摸样的粉妆染得乱七八糟——已经装满一只大木箱，两个小皮箱，一个鼓胀的纸盒。

那位该诅咒的上校一直在旁边踱来踱去，时而穿着我的登出靴，时而朝她屁股飞踢一脚，这真叫我无计可施。

我不能说他的表现有什么无礼，或傲慢之处；相反，象是在一场把我编入其中的附加戏中，他处处展示出旧时代的贤明谨慎之礼，每一举动都先附上各种各样发音错误的道歉

（我请求原谅——对不起——我是否能——我能不能——等等），当瓦莱契卡从浴盆上方的晾衣绳上倏地拽下她粉色内裤，他机敏地转过身去；但是立刻他好象就占据了房间的每个角落。

这个无赖，认为他的骨胳正适宜这套房间的构造，坐在我的椅子里读我的报纸，解开一根系著的绳子，点起一支烟，数数茶匙，参观了洗澡间，帮助他的娇妇包起她父亲送她的电扇，然后，把她的行李朝街上抬去。

我半个屁股坐在窗台上，交叉双臂，痛恨、厌倦得要死。最后，两人双双走出了这振动的房间，——

我在他们身后撞上门，门的震颤仍然敲着我的每根神经，这撞门就可怜巴巴地代替了那反手一拳，按照电影规则，我应该把它打在她的颧骨上。

拙劣地演完了我的戏，我一脚踏进洗澡间，想查看一下他们是否裹带走了我的英国香水；他们没有；但是我一转身，突然一阵强烈厌恶袭来，我发观这位沙皇政府前幕僚，在彻底舒服了他的膀胱以后，竟没有冲刷马桶。

那个庄严的池膛里，一汪异邦人的尿，温和着一只粘湿、黄褐色的烟蒂，在里面膨胀，这真象奇耻大辱重重打击了我，于是我疯狂地四处找寻武器。

实际上，我敢说，这并没什么，不过是俄罗斯中产阶级的礼貌（或许还带有东方风味）激励了那位好心的上校

（马克西莫维奇！他的名字突然用计程车送还了我），一个象其他人一样非常严肃正经的人，把他个人的需要压抑在彬彬有礼的无声状态，让他所有的急流紧搂着他自己肃静的细流直泻而下，以便能不突出他主人住所的狭小。

但那一时刻，这想法并没出现在我的脑中，带着愤怒我搜遍厨房，想找一件比扫帚更好的东西。

马上，我又放弃了搜索，冲出房间，勇敢地决定赤手空拳同他搏斗，我虽然身强力壮，但毕竟不是拳击家，而那个矮墩墩、宽肩膀的马克西莫维奇看上去象是铁铸一般。

街上空旷旷的，没有任何我妻子离去的踪迹，除了她掉在士里的一粒莱茵石扭扣，她曾把它保存在破盒子里，虚掷了三年。这一切避免了我那时的鼻破血流。但没关系，在适当的时候我会实现我的报仇雪恨的。

一位从舶沙第纳来的先生有一天告诉我，出生于佐波洛夫斯基的马克西莫维奇，其太太在一九四五年前后不幸死于生产；夫妇俩不知怎么去了加利福尼亚，在那儿被美国一位显赫的人种学家用于她主持的一次一年之久的实验，报酬甚丰。

这次实验研究的是人类长期服用香蕉食物并始终处于爬行状态，会有何反应。我的报告人是位医生，起誓说他曾亲眼目睹瓦菜契卡和她的上校，那时已经是鬓发斑白，体态拥肿；

在一套灯火通明的房间里（一间是水果，第二间是水，第三间是草垫席等等），和其它九个雇佣的赤脚兽一起在扫得干净的地板上刻苦匍匐，他们都是从穷困无路的人中挑出来的。

我想到《人类学评论》杂志上查找出这些实验的结果；但好象尚未公布。这些科学结果当然需要一定时间才能产生。我希望发表时，能附有精美照片做些说明，不过一所监狱图书馆恐怕不可能收藏这类学术书籍。

这些天拘留我的这所监狱，就是个绝好例证；尽管我的律师十分欣赏它，它采取的却是监狱图书馆选择书籍最愚蠢的管理方法，这些选出的书有《圣经》，这当然，还有狄更斯；

还有《儿童百科全书》，还有一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凶杀暴露》；但是他们也有这样一些才华横溢的无聊作品，比如波西.埃尔芬期通所著《一个流浪汉在意大利》；

以及较新的（一九四六年）一部《文艺名流辞典》——演员、制片人、剧作家和许多静态场景的照片。看完最后的这本书，昨晚我被一些令人困惑的巧合吸引了，这些巧合逻辑学家一定厌恶而诗人一定喜欢。

我的爱人的名字，竟跟在某位女演员老巫婆的后面，看到这，我虽无望痛苦却仍倍感震惊！或许她也当过女演员。生于1935年。参加演出（我注意到我在前一段里的笔误，但请不要改正它吧，克拉伦斯）《被谋杀的剧作家》。

贱人奎因。犯下谋杀奎尔蒂的罪。噢，我的洛丽塔，我只有这几句台词！

第9节

离婚手续延误了我的行期，又一次世界大战的阴霾已经在地球上笼罩，此后在萄萄牙又度过了一个患肺炎的倦怠冬天，这才终于抵达了美国。

在纽约我急不可耐地接受了命运提供给我的一件轻松工作：它的要务是开动脑筋编写化妆品广告。我喜欢它散漫的特性和伪文学性的外表，只要没有更好的事做，就去干这活。

另外，我受纽约一所战时大学的敦促，着手完成专为英美学生编写的法国文学比较史。第一卷的编写费了我几年的工夫，每天工作量很少，在十五小时以内。

当我回首这些日子的时候，我看见它们整齐地分裂成宽裕的光亮和狭窄的阴影：光亮是属于在宏大的图书馆进行研究所得的慰藉，阴影则是属于我那些恼人的欲望和失眠症，这些已经说得不少了。

到现在为止，了解了我，读者能很容易想象到，当我急于瞥见一个在中央公园里嬉闹的性感少女时（啊，通常离得很远），我会是多么烦困和燥热；而当那些除过臭的职业女郎，被某间办公室里某快乐汉不断往我身上推卸时；

我又会怎样被击退。让我们跳过这一切吧。

一次我病倒了，险些要命，这使我在疗养院住了一年多；我又回去工作，结果是又住进了医院。需要体力的户外活动，好象对我很有裨益。

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医生，一个很有魅力爱讽刺的家伙，留着浓浓的褐色胡子，他有个哥哥正要带领一支探险队赴加拿大北极地区。我被委派作它的“医药反应记录员”。

我与两位年轻植物学者和一位老木工偶尔分享到（从未很成功）我们的一位名为阿尼塔．绚翰逊的营养学家的厚顾——他不久就飞回国了，我很高兴这样说；关于探险队此行的目的我所知甚少。

根据投入的气象学家的人数判断，我们可能在追踪那个摇摆不定的北磁极，一直追到了它的巢穴（在威尔士王子岛的什么地方，我想。）有一小组，与加拿大人在麦尔维尔海峡的皮尔方位会合建立了一座气象台。

另一小组，也同样误入歧途，收集起浮游生物。第三组则在冻原地带研究起肺结核病来。

伯特，一位电影摄影家——一个不可靠的小伙子，我曾经和他一起奉命分担一大堆仆人的工作（他，精神也有点毛病）——坚持认为我们队伍里的大人物，那些我们从未见过的真正领袖，主要从事的是考查天气改良对北极狐皮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宿在花岗岩后寒武纪世界中，住的是预先建造的小木屋。我们的供应充足——《读者文摘》，冰激凌搅拌器，药物卫生纸，圣诞节的纸帽。

我的身体竟奇迹般地好转了，也许正因为缺乏幻想，日子空虚。周围都是萎靡的植物，比如矮柳灌木丛和青苔，我猜想，它们又被狂吼的大风渗透吹净了；

在完全透明的天空下（然而，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靠天空显现）坐在一块大鹅卵石上，我奇异地感觉到肉体疏远了我自己的灵魂。

没有诱惑物使我发疯。

那些脏乎乎又红光满面的爱斯基摩小姑娘，一身鱼腥味，满头乌黑吓人的头发，豚鼠一样的脸，对我激起的欲望甚至比约翰逊医生还少。在极地周围，性感少女是不会出现的。

我把分析冰河堆积物、椭圆形冰丘、小妖精、俄国城堡的工资交给了我的长辈，一度曾试图草记下我愿意认为是“反应”的东西（比如，我注意到在深夜太阳底下梦见的事物易于高度着色）；

我也认为有必要就许多重要问题测验一下我的各类同伴，比如怀乡病、对无名动物的恐惧、幻食症、梦遗、爱好、收音机频道的选择、表情的变化等等。所有人对此都厌腻透顶，于是我只好立刻彻底扔掉了这一项目；

不过，在二十个月冷劳动（一位植物学家这样命名）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又虚构了一份精心伪造且非常富有情趣的报告，读者可以在一九四五年或一九四六年的《成人精神物理学年鉴》上读到它，同时在《极地探险》杂志为那次远征所发的专号上也有刊登；

总之，那次远征与维多利亚岛上的铜翅蝴蝶之类并无真正关系，这是我后来从我和蔼的大夫那儿获悉的；它真实的本质是被喻为“秘而不宣”的，所以仅让我加上一句，无论它是什么，目的是极好地达到了。

回到文明世界不久，我的精神失常（如果是忧郁症或一种不堪忍受的压迫感，用这残酷的字眼很适宜）又发作了一次，读者一定会为我感到遗撼。我又彻底恢复了我在先前那所极其昂贵的疗养院治病时发现的一件事。

我发现戏弄精神病医生真是乐趣无穷：

狡猾地引他们误入歧途；永远不让他们看出你知道玩这花样的门道；为他们编造复杂的梦境，纯古典式的（这使他们，梦境勒索者自己也做梦，并尖叫着醒来）；用虚构的“原始场景”愚弄他们；永远也不让他们瞥见一点点一个人真正的性欲状态。

通过贿赂一名护士，我得以接近一些档案，欢欣地发现一些卡片上说我是“潜伏性同性恋”以及“完全没有性能力”。这场游戏真是太棒了，它的结果——就我而言——

是使我在痊愈以后（睡觉很香，胃口象女学生），还整整多呆了一个月。而后我又加了一星期，只为了一位强壮的新来者，他是个被免了职的

（当然，也是精神出了问题的）大名人，出名是因为他很有窍门令病人相信他们能化想象力为具体现实；跟他较量我可得了不少乐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