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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克多马洛:苦儿流浪记7

2018-02-12 文学家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车轮印子没有往左拐。”


“转口去走回头路吧!”

我们又往回走了。

“你看见树林了吗?”

“看见了,在左边。”

“车轮印子呢?”

“没有。”

“我的眼睛是不是瞎了?”维泰利斯揉了揉眼睛说,“一直往树林那边走过去,你拉着我的手。”


“有一道墙。”

“那是堆石头。”

“不,我可以肯定地对您说,这是道墙。”

墙离我们几步远,要证实我的话是很容易的。维泰利斯不能求助于眼睛,只好走上几步,用手去摸被我称作“墙”而被他叫做“石头堆”的障碍物。


“确实是一道堵,是用石头一块块有规则地砌起来的,我还摸到了抹的泥灰呢!入口处在哪儿?你找找车轮印子看。”


我弯着腰沿墙壁摸过去,一直走到头也没有发现车轮印子最细小的痕迹。我回到维泰利斯身边,又向相反的方向找了一遍,结果是相同的:处处碰壁。墙上任何地方都没有洞口,地上也没有通向入口处的道路或四沟的痕迹。

“我摸到的尽是雪。”

处境十分可怕,我的师傅很可能迷路了,这儿肯定不是他要寻找的采石场。我对维泰利斯说,我摸到的只是一片积雪而不是车轮印子。他等了等,没有回答我什么,尔后,他再次摸摸墙壁,从这一头摸到那一头,卡比对这一举动感到莫名其妙,不耐烦地狺狺狂吠。


我跟在维泰利斯的背后。

“需要再往远处找一找吗?”

“不用了,采石场用围墙围起来了。”

“是围起来了。”

“有人把入口处堵住了,没有法子进去。”


“那……”

“那怎么办,是吗?我一点也不清楚,死在这里啦。”


“唉,师傅!”

“喔,你不会死的,你还年轻,生命会使你挺得住。来吧,咱们走,你走得动吗?”


“您呢?”

“当我走不动时,我会象一匹老马似的倒下去的。”


“我们上哪儿去?”

“回巴黎去。我们一见警察就让他们把我们抓到警察局去,我真不愿意这样做。但是我不想让你冻死。走吧,我的小雷米,走吧,孩子,勇敢点!”


我们顺着原路往回走。什么时候了?

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们慢腾腾地走了好长时间,也许已是午夜,也许已是凌晨一点,天空依然是蓝黑色的,没有月亮,只有几颗稀疏的星星,显得比通常更加渺小。寒风不止,越刮越猛,一路上卷起满天飞雪,打在我们的脸上。


我们路过的人家,大门都紧闭着,屋内没有一丝亮光。我似乎觉得,睡在热被窝里的人,要是知道我们冻得这副模样,一定会为我们打开大门的。我们走得快的话,还可以抵御寒冷。


可是维泰利斯气喘吁吁,步履困难,他断断续续地喘着粗气,好象则奔跑了一阵突然停了下来似的。我跟他说话,他也不应声,只对我吃力地做了个手势,意思是他已没有说话的力气了。


我们从乡村又回到了市区,也就是说,我们在两道墙中间走着,墙头上稀稀落落的挂着几盏路灯,晃来晃去,发出破铁片的响声。维泰利斯站住了,我知道他真的走不动了。


“我去敲人家门好吗?”我问。

“别去敲,人家不会给我们开门的,这儿住的都是花农和菜农,这个时候他们才不会起来呢,还是往前走吧!”


维泰利斯是力不从心了,他仅仅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


“我得歇一歇,”他说,“我支持不住了。”

刚巧在一道栅栏上有一扇敞开的门,栅栏里堆着一大堆肥料,堆得比栅栏还高,这种景象在菜农家是常见的。风吹着吹着,把覆盖在上面的第一层麦秸吹干了,撒了一地,路上和栅栏脚下堆了厚厚的一层。


“我在那儿坐一下。”维泰利斯说。

“您以前说过,假如我们坐下来,就会挨冻起不来了。”


维泰利斯不回答,他示意我捡起麦秸,堆在门口。与其说他坐下,还不如说他是倒在草垫上了。他的牙齿在咯咯作响,浑身哆嗦。


“再拿点麦秸来。”他对我说,“这肥料堆可以给我们挡风。”


肥料堆可以挡风,一点不错,但它不能避寒。我把所有能捡来的麦秸堆成一堆,然后走到维泰利斯身边坐下。


“紧紧靠在我身上。”他说,“你把卡比放在胸口,它会给你一点热气。”


维泰利斯是个有经验的人,他懂得:在我们这种境况下,寒冷可以把人冻死。他之所以敢冒这个风险,一定是因为他已累得筋疲力竭了。他的确累垮了。半个月以来,他每晚都是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躺下的。


他因长期的挣扎、缺衣少食和年迈体衰而耗尽了气力。这最后一次的劳累,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严重,使他没有力气再支撑下去。维泰利斯对自己的情况了解吗?


我压根儿不清楚。当我抱着麦秸回来紧靠他的身子时,我觉察到他贴着我的脸亲我。唉!这是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亲吻我。


轻微的寒冷会使那些上床睡觉的人打个哆嗦,暂时赶走了他们的睡意;持续的严寒会把露天歇宿的人们冻僵。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困极了,刚把自己的身体靠着维泰利斯蜷缩起来的时候,眼睛就合上了。


我想使劲睁开眼睛,但不顶事,只好拼命掐自己的胳膊。可是,我的皮肤已经麻木,尽管我使劲地掐,也只是稍稍感觉有点痛。忽然,我的心头感到一种震动,它使我恢复了某种程度的知觉。


维泰利斯背靠着门,困难而又急促地喘着断断续续地粗气。卡比夹在我的两腿中间,贴着我的胸口,早已睡着了。北风不停地从我们头顶上刮过,把碎麦秸掷捲到我们的身上,好象枯叶从树上坠落下来一样。


街上没有一个行人,近处,远处,四周,都是死一般的沉寂。沉寂使我害怕起来了。我害怕什么呢?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一种模模糊糊的恐惧掺杂着哀伤,使我双眼充满泪水,我似乎觉得要死在这里了。


一种将要死去的念头,把我带回了夏凡侬。

可怜的巴伯兰妈妈!在死之前再也见不到她了!再也见不到家了!再也见不到我的菜园了!这时候,出现了一种我无法说清楚的奇怪的幻想,我发现自己正在这个菜园里,


太阳欢乐地、暖融融地在天空照耀着,长寿花开着金黄色的花朵,树林中的山鸟啁啾婉转,小溪欢唱着在卵石上流过,巴伯兰妈妈正把刚从小溪里洗出来的衣服晾在带刺的篱笆上。


突然,我的思绪又离开夏凡侬,飞向天鹅号游船。阿瑟躺在床上,米利根夫人醒着,听着风的呼啸,她正在思忖:象这样的大冷天,雷米会在什么地方呢?

尔后,我又合上眼睛,我的心麻木了,我似乎已失去了知觉。


第十九章,丽丝

当我醒来时,已睡在床上,明亮的火焰照耀着我躺着的房间。我不认识这间屋子。我更不认识我周围的人:一个上身穿着灰色外衣、脚穿黄木鞋的男人和三、四个孩子,其中有一个五、六岁大的女孩正惊讶地看着我,她那奇异的眼睛好象会说话一样。


我坐了起来。

他们在我身边忙开了。

“维泰利斯呢?”我问道。

“他是问他的父亲在哪里。”一位年轻的姑娘解释道,看上去她是这一家的大女儿。


“他不是我父亲,是我师傅。他在哪里?卡比在哪里?”


维泰利斯如果是我父亲的话,他们一定会用婉转的方式踉我谈起他;可是他既然只是我的师傅,他们就觉得应当直截了当地把事情的真相讲给我听。下面就是他们告诉我的事情的经过。


我们原来蜷缩在一个种花人家的门洞口。

凌晨两点左右,花农开门去市场,发现我们睡在麦秸堆里。开始,他喊我们起来,好让车子通过。我们两个人谁也没有动,只有卡比汪汪地叫着,护卫我们。他拉拉我们的胳膊,想摇醒我们,我们依然没有动弹。


于是他认为发生了严重的事情,急忙拿来一盏灯,发现维泰利斯已经死了,是冻死的;我比维泰利斯好不了多少。不过,亏得卡比睡在我的怀里,我的胸口还有一点热气,我还有一口气,活下来了。


然后,我被抬到花农的家里,他们把一个孩子叫起来,腾出床位,让我睡到他的床上。我几乎象死人一样,整整躺了六个小时,血液循环恢复了,呼吸有力了,刚刚苏醒过来。


尽管我的躯体和精神是多么的麻木,我仍然可以清醒地理解我刚才听到的这些话的全部含义,维泰利斯死了!是那个穿衣上衣的男人,也就是那个花农给我讲述这段经过的。


在他说话的时候,那个目光惊讶的小姑娘一刻不停地看着我。当她父亲说到维泰利斯已经死去时,她一定听懂了,并且迅速预感到这噩耗给我带来的打击。她一下子离开她待着的地方,向她父亲走去。


她一只手抓住她父亲的胳膊,一只手指着我,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这不是人的语言,而是温柔的、充满同情的叹息。况且,她的动作是那么富有表情,因此无须用言语加以补充。


在她的动作和眼神里,我觉察到了她那发自内心的同情,这是我和阿瑟分别以来第一次体会到的难以形容的信任和亲切的感情,正象巴伯兰妈妈在亲我之前瞧我的神态一样。维泰利斯已经与世长辞,我是个被遗弃的人。然而我并不感到孤独,维泰利斯好象仍在我的身边。


“嗯,是呀,我的小丽丝,”老爹俯身对他女儿说,“这事会使他难过的,不过总得跟他讲实话呀,我们不讲,警察也要告诉他的。”


他接着讲下去,把他们怎样去通知警察,维泰利斯又是怎样被他们抬走,以及我被抱在他大儿子亚历克西床上的事,全都告诉了我。


“卡比呢?”他一停下来,我就问他。

“卡比?”

“是呀,就是那一条狗。”

“不知道,失踪了吧。”

“它跟着担架走的。”一个孩子说。

“邦雅曼,你看见了?”

“我想是的。卡比耷拉着脑袋,跟在抬担架的人后面,它几次想跳上去。让它下来时,它发出悲哀的叫声,嚎叫着。”


可怜的卡比!为了博得观众的一笑,这个杰出的滑稽演员,不知曾有多少次装出一张哭丧着的脸,呜咽着去参加装假死的泽比诺的葬礼,连那些老噘着嘴巴的小孩子,也被它逗得笑疯了。


花农和他的孩子让我独自待着,他们走开了。我下了床,但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尤其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只是下了床。


我的竖琴搁在我躺着的床脚边,我拿起坚琴,斜背在肩上,走进花农和他孩子们的房间。该走了,可是到哪儿去呢?……我心中无数,只觉得应当走……于是我起步走了。


刚才当我在床上醒过来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怎么不舒服,只感到四肢酸痛,头热得不好受。可是一站了起来,我觉得自己马上要摔倒了,不得不扶住椅子。我歇了歇,推开门,站在花农和孩子们的面前。


他们围着饭桌,正在喝菜汤。饭桌靠近一个大壁炉,壁炉里燃着柴火。汤的香味沁入我的心肺,我忽然想起从昨天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一点东西呢。我晃晃悠悠的,差一点昏厥过去,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肯定已经全部反映在我的脸上。


“孩子,你不舒服吧?”

花农用充满同情的语调问。我回答说,我的身体的确感到难受,如果允许的话,我想在火炉旁坐一会。然而,我急需的并不是火炉,而是食物。


火炉没有使我振作精神,而汤的香味,勺子碰在盘子上发出的响声,吃饭的人的咂嘴声,使我感到更没有力气了。如果我勇敢点,我真想要一盘汤!


但是,维泰利斯没有教过我伸手要东西的习惯,天性没有把我造就成乞丐,我宁肯饿死也不会说出“我饿了”之类的话。为什么?我说不清。也许是因为我从来也不曾向人要过我无力归还的东西。


那个目光惊讶、缄默不语、她父亲叫她丽丝的小姑娘,就坐在我的对面,她不吃饭,凝神地望着我。她突然从饭桌旁站起来,端上满满一盘汤。送到我面前,放在我的膝盖上。


我的嗓子已说不出话来,我有气无力地做了个感谢的手势,但她父亲不让我这样做。


“拿着,我的孩子,”他说,“丽丝说要给,那就给定了。要是你愿意的话,喝了这一盘后还可以喝一盘。”


哪有不愿意的!

没有几秒钟,一盘汤就喝完了。丽丝站在我面前,眼睛凝视着我。我放下勺子,她立刻叫了一声,这一次可不是叹息声,而是一种满意的喝彩声。然后,她拿起汤盘,递给她的父亲,请他再盛一盘。


等汤加满后,她微笑着又给我端了过来。她笑得那么甜,那么暖人心怀,尽管我当时很饿,一时都没想到马上去接汤盘。跟第一次一样,汤三口两口就喝了个精光。这一回,看我喝汤的孩子们不再是抿着嘴微笑,而是张着嘴放声大笑了。


“好样的,我的孩子,”花农说,“你真是个小饭桶。”


我一时被弄得面红耳赤。稍停片刻后,我认为说真话比让人笑话我贪食要好得多,所以我回答说,我昨天没有吃晚饭。


“中饭吃了吧?”

“也没有吃。”

“你师傅吃了没有?”

“和我一样。”

“那他既是冻死也是饿死的。”

汤恢复了我的元气,我站起来准备告辞。


“你想到哪儿去?”老爹问。

“我想走。”

“走到哪儿去?”

“不知道。”

“你在巴黎有亲友吗?”

“没有。”

“你有老乡吗?”

“没有。”

“你在哪儿落脚?”

“我们是昨天晚上到的,还没有住宿的地方。”


“你想做什么?”

“弹琴,唱歌,谋生。”

“在哪儿?”

“巴黎。”

“你最好回你家乡去,回到你父母身边。你爸爸妈妈住在什么地方?”


“我没有父母。”

“你刚才说的,那个白胡子老头不是你父亲。”


“我没有父亲。”

“你母亲呢?”

“我也没有母亲。”

“你有叔叔、婶婶、堂兄妹吗?总得有个人吧?”


“没有,我举目无亲。”

“你从哪儿来?”

“我是师傅把我从乳母的丈夫那里买过来的……你们待我太好了,我衷心感谢你们。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星期日再回来陪你们跳舞,我可以弹琴助兴。”


我一边说,一边朝大门口走去。我刚跨出几步,丽丝追上来了,她拉住我的手,微笑着指指竖琴。我没有猜错。


“你要我弹琴?”

她点点头,乐呵呵地拍手鼓掌。

“好,行!”老爹说,“给我女儿弹点什么吧!”

我拿起坚琴,虽然我没有心思去跳舞作乐,我还是弹了一曲华尔兹,即《我心爱的人儿》,那是我的拿手乐曲。啊!我多么想演奏得象维泰利斯那样好,让那个用眼睛来感动我的小姑娘高兴高兴!


她先是听着,出神地望着我,然后用脚踏着节拍。不一会儿,她在音乐的吸引下,开始在厨房里旋转起来,她的两个兄弟和一个姐姐都静静地坐着。她跳的虽然不是华尔兹,走的也不是通常的步子,但是她旋转得很优美,脸蛋象一朵绽开的花朵。


她的父亲坐在壁炉旁,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她,他好象十分激动,连连拍手叫好。华尔兹舞曲刚刚演奏完,她彬彬有礼地走到我面前,向我行了个漂亮的屈膝礼。紧接着,她用一只手指弹了弹我的竖琴,意思是说“再来一遍吧”!


我是乐意整天为她演奏的,可她父亲说“够了”,因为他不愿意让她转累了。于是,我停止弹奏华尔兹或别的舞曲,开始演唱维泰利斯教会我的这支那不勒斯歌曲:


哦,虚情假意,冷酷负心的女人,

多少次啊,我发出过绝望的叹息;

为什么我那烧枯的心哪,

象圣殿的蜡烛又燃起摇摆的火焰?

哦,美貌无双的关人,

只因我耳边又响起你的名字。①

①原文为意大利那不勒斯地区方言。

这支歌对我来讲,就跟歌剧《魔鬼罗贝尔》中的《祖国的骑士》对于奴里②和歌剧《吉约姆•泰勒》中的《跟我走》对于杜普雷③一样,都是我演唱的最为拿手的节目,一般总可以收到最好的效果。②③奴里(18O2-1839)、杜普雷(18O6-1896)均为法国著名歌剧演员。


这首歌的调子缠绵伤感,带有某种动人心弦的柔情。当我唱完第一段时,丽丝坐到我对面,眼睛盯着我的眼睛,她的嘴唇在翕动,好象在默诵我唱的歌词。歌的调子渐渐悲哀起来,她慢慢后退了几步,直到我唱完最后一段时,她竟失声痛哭,扑到了她父亲的怀里。


“行了!”她父亲说。

“真蠢!”她的哥哥邦雅曼说,“一会儿跳,一会儿哭。”


“你才是一个笨蛋呢!她懂歌曲的意思。”

大姐俯身去吻她的妹妹。当丽丝扑到她父亲的怀里时,我收起竖琴往肩上一挂,朝门口走出。


“你往哪儿去?”这个做父亲的问我。

“我走啦。”

“你决心要于乐师这一行?”

“我没有别的事可做。”

“走江湖你不害怕吗?”

“我没有家。”

“昨天晚上你遇到的事,你应该好好想一想。”

“当然啰,我也喜欢一张舒舒服服的床和一个火炉。”


“你希望有一只炉子和一张舒适的床,当然你还想劳动,是不是?如果你愿意留下,你将和我们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劳动。你是明白的,对吗?我愿意提供给你的,不是财产,更不是游手好闲的生活。


如果你接受的话,你得准备吃苦,受苦,你得大清早起床,白天用锄头刨硬土,用汗水润湿你挣来的面包。面包是有保证的,你将不会象昨夜那样露宿野外,不会再有被遗弃和冻死在路旁或者在壕沟里的危险。


晚上,你将有铺好的床铺,喝着汤时,你会喝到用劳动换来的热汤而感到满意,我可以肯定,喝起来的味道是鲜美的……还有,假如你是个好小伙子——我脑子里总有这样的印象,觉得你是个好孩子,你将和我们亲如一家人。”


丽丝转过身子,眼里含着泪花,微笑地看着我。我对这个建议感到意外,不太明白我所听到的话的意思,一时待在那里不知所措。


于是丽丝离开她的父亲,走到我的身边,拉住我的手,把我带到挂在墙上的一幅套色版画前,画面上有一个穿羊皮袄的小圣约翰的肖像。


她招招手,要她的父亲和哥哥们来欣赏这幅画;同时,又将手伸向我,把我羊皮袄上的羊毛捋平,又指我的头发。我的头发象圣约翰一样,从额角的中间分开,卷曲地垂下来被在肩上。


我明白:丽丝认为我和圣约翰相象。不太知道为什么,她的这种感觉使我感到高兴,同时也轻轻地触动着我的心。


“真的,”做父亲的说,“他是象圣约翰。”

丽丝拍手笑了。

“那么,”父亲的话题又回到了他提出的建议上,“就这样,你看行不行呢?孩子?”


一个家!我将有一个家啦!我抱有的这种幻想已经破灭了不知多少次!巴伯兰妈妈、米利根夫人和维泰利斯,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从我身边消失了。那么我将不再孤苦伶仃啦!


我的处境是骇人的:和我一起生活了好几年的、几乎是我父亲的那个人刚刚离开人间;同时,我又失去了我的同伴、朋友和我那样热爱的、可爱的卡比。它对我的感情也是那样的深厚。


然而,当花农建议我留在他家的时候,他对我的信任坚定了我的信心。一切并没有完全失去,生活可以重新开始。


更能打动我的心的,不是人们已经向我保证的面包,而是我在这间屋子里看到的一个如此和睦的家庭,人们答应我可以分享这样的家庭生清。


这些男孩将成为我的兄弟。

这位漂亮的小丽丝将成为我的妹妹。在我童年的梦想中,不止一次地梦见找到了我的父母双亲,可是我从来没有梦见过什么兄弟姐妹。可现在呢,我的面前却站着这么多兄弟姐妹。


当然从血统上讲,他们不是我真正的亲兄弟姐妹,但是他们可以成为我亲如手足的兄弟姐妹。为此,我只有热爱他们(我时刻准备着)和得到他们的爱,而这是不难做到的,看来他们一个个都是善良的人。


我立刻卸下背在肩上的竖琴。

“这就是答复了,”老爹笑着说,

“而且是个很好的答复,我看你是高高兴兴作出答复的。我的孩子,把竖琴挂在钉上吧,等哪一天你觉得在我们这儿感到不自在了,你再拿起竖琴远走高飞吧!不过,你要象燕子或夜莺那样的仔细谨慎,选好季节再动身。”


我和维泰利斯正好摔倒在它门口的那所房子是在巴黎的一个名叫格拉西的地方,住在那里的花农名叫阿根。我被接到屋里来时,家里共有五口人:被人称为皮埃尔老爹的是父亲,两个男孩,即亚历克西和邦雅曼,两个女孩,即大女儿艾蒂奈特和小女儿丽丝。


丽丝是个哑巴,但她不是先天性哑女,也就是说,哑症不是由聋症引起的。她咿咿呀呀的说了两年,差不多四岁时,突然丧失了说话的功能。这场灾难出现在一次痉挛之后,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她的智力不但没有受到损害,相反,她的聪明才智显得惊人的早熟。她不但什么都明白,而且能把一切想说的表达得清清楚楚。穷苦人家,甚至许多一般的家庭,都把有残疾的孩子看作遗弃的对象,或者因此而厌恶他,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可是,这种不幸没有发生在丽丝身上。她活泼可爱,温顺善良,这使她免遭厄运。她的哥哥们对她很宽容,从不幸灾乐祸;她父亲的眼里也只有她一个人;她姐姐艾蒂奈特宠爱她。


从前在贵族之家,长子有优先的权利;今天在工人之家,长女往往要继承繁重的家务。阿根太太自丽丝出生一年后去世。从此,仅仅比弟弟大两岁的艾蒂奈特成了家庭主妇。


她不进学堂,被迫留在家里做饭,替她父亲和弟弟缝补衣服,抱丽丝。人们忘记了她是女孩,她是姐姐,很快就习惯地把她看成是个女佣人,一个招之即来的仆人,人们心里很明白:她决不会生气,也决不会离家出走。


艾蒂奈特既要抱丽丝,又要带邦雅曼。

她终日干活,起得很早,以便在她父亲去市场之前把汤烧好;她睡得最晚,以便在吃过晚饭后收拾东西并在洗衣槽里搓洗孩子们的衣服;夏天,她一有喘息的功夫,便去烧水;冬天,当严冬骤然降临的时候,她在夜间必须起床去盖好草垫。


艾蒂奈特没有儿童时代,没有玩耍和说说笑笑的闲功夫。她才十四岁,心事很重和不爱嬉笑的脸色使她象一个三十五岁的老小姐。不过,她的脸上仍然流露出温柔和顺从的表情。


我在指定的钉子上挂好竖琴,开始讲述我们原来想在冉蒂里采石场过夜,后又怎样被迫从冉蒂里折回受到寒冷和疲劳的袭击的故事,讲了还不到五分钟,就听见在开向花房的门上有扒门的声音,接着是一声凄楚的狗叫声。


“是卡比!”我猛地站起来说。

可是丽丝抢先朝门口奔去开了门。可怜的卡比纵身一跳便扑到我身上,我把它抱在手里,它舔我的脸,高兴地叫着。它的全身在发抖。


“卡比怎么办呢?”我问道。

人家懂得我问的意思。

“嗯,卡比和你一块儿留下。”

卡比似乎听懂了,它跳到地面上,右爪子放在胸口,行了一个礼,逗得孩子们、特别是丽丝哈哈大笑。为了让他们开开心,我想请卡比表演一个传统节目,可它不听话,跳到我的膝盖上,再一次亲吻我。尔后,它跳下来,一个劲地拉我的衣角。


“它要我走。”

“它想把你带到你师傅那儿去。”

把维泰利斯抬走的警察说,他们需要盘问我,等我暖和苏醒过来之后,他们会来找我的。等待他们的时间太长了,真叫人捉摸不定。我急于要了解维泰利斯的消息,他或许还没有象人们认为的那样离开人世吧?我没有死,他说不定也会象我那样死而复生。


老爹见我焦灼不安,大概已猜出了几分原因,就把我带到警察局,那里的人没完没了的向我提问,我只是在确信维泰利斯已经死去的情况下才回答他们的问题。我知道的事很简单,都毫无保留地讲了出来。


警察局长想知道更多的东西,他久久地打听有关我和维泰利斯的情况。关于我自己,我只能说我没有父母,说维泰利斯事先付了一笔钱,把我从乳母的丈夫那里租用过来的。


“现在该怎么办?”局长问我。

警察局长的话音刚落,老爹插话了。

“如果您愿意把他交给我们的话,我们负责抚养。”


局长不但乐于把我交给花农,而且还感谢他做好事。现在该回答有关维泰利斯的问题了,这可难为我了。关于他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或者说我几乎什么也不知道。


可是有一件事,我认为很神秘,真想把它讲出来,那就是我们最后一次演出时,维泰利斯的演唱赢得了那位夫人的赞美和惊叹,还有伽罗福里的威胁。我心里在琢磨:对于这一类问题,我是否应当保持沉默呢?


我师傅生前谨慎地隐藏起来的秘密,难道应当在他死后披露出去吗?但是,一个小孩要想对熟悉业务的警察局长隐瞒点什么,那可不容易。这种人有高超的问话技巧,你想回避也不行,他们会很快把你弄得晕头转向。


事情正是如此。不到五分钟功夫,局长让我把我想瞒着的、他却很想了解的情况统统讲了出来。


“把他带到伽罗福里那边去,”局长对一个警察说,“一走到卢尔辛街,他会认得那所房子的。你和他一块上楼,好好问问伽罗福里。”


我们三人——警察、老爹和我——上路了。

正如局长说的那样,我很快认出了那幢房子,我们直奔五楼。我没有看见马西亚,他多半已住进医院了。伽罗福里一见警察和我,面如土色,他心里肯定害怕得很。但是,当他从警察的口中弄清我们的来意后,他立刻放心了。


“唉!可怜的老头死了!”他说。

“您认识他?”

“很了解。”

“那好,您把您知道的跟我说说。”

“很简单。他根本不叫维泰利斯,原名是卡洛•巴尔扎尼。三十五年或四十年前,假如您曾在意大利生活过的话,我只要一说出他的名字,您就知道您现在打听的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物了。


当时,卡洛•巴尔扎尼是全意大利最有名的歌唱家,蜚声于各大舞台。他到处演唱,那不勒斯、罗马、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伦敦和巴黎都有他的足迹,可是有一天,他倒了嗓子,再也不是声乐艺术家之王了,


他不愿意让他的名誉在不三不四的舞台上受到损害,于是他改名换姓,维泰利斯的名字取代了卡洛•巴尔扎尼,再也不在他黄金时代认识的人面前露面。当然为了生活,他尝试过好几种职业,都没有获得成功。


这样他就一天天沉沦下去,终于成了耍狗把戏的人。但在他潦倒的时候,仍保持着他高傲的气节。他太骄傲了,观众如果获悉当年大名鼎鼎的卡洛•巴尔扎尼已沦落为这个可怜的维泰利斯的话,他会因羞愧而死去的。我也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知道关于他的这一秘密的。”


这个长期使我困惑不解的秘密,现在总算得到了解释。可怜的卡洛•巴尔扎尼!亲爱的维泰利斯!


第二十章,花农

第二天是我师傅安葬的日子,老爹同意带我去参加葬礼。可是一到第二天,我起不来了。昨夜我发了一夜的烧,开始是寒颤,后来转为阵热。我的胸口象有一团火在燃烧,和心里美在树上度过雪夜之后病倒的情况一样。


果然,我的肺部得了严重的炎症也就是说肺炎,病因是那天晚上我和师傅精疲力竭跌倒在这家人家门口时挨了冻引起的。这场肺炎使我体会到阿根一家的善良心肠,尤其是艾蒂奈特忠厚的品质。


平时,穷苦人家生病是很少求医的。

我的病势危急吓人,为了我,阿根家打破常规,把医生请来了。医生不用仔细检查,也不用细问病史,他一望而知我得的是什么疾病,并且立即声称必须把我送进济贫医院。进济贫医院当然是件轻而易举的事,然而老爹没有采纳这个意见。


“孩子既然倒在我的家门而不是在济贫医院的门口,”他说,“那我们就应当把他留下。”


医生说尽了好话来反对这种宿命论的推理,但是也没能动摇他的决心。他们应当把我留下,他们把我留下来了。


艾蒂奈特操持全部家务。现在又要照看我这样一个重病人,她恰如圣-文森德-保罗修会的一个修女①,悉心地护理我,从来没有疏忽过,也从来没有不耐烦过。①一种在济贫医院中担任护理工作的、头戴大白帽的天主教修女,俗称白帽子姆姆。


当她必须离开我去操持家务的时候,总由丽丝来代替她。在我发烧的时候,不知有多少次,我看见丽丝待在我的床边,忧心忡忡的大眼睛凝视着我。


由谵妄引起的精神混乱使我误认为她是我的护守天神②,因而我同她说话,就好象是在对小天神说话,好象在向天神倾吐我的希望和要求。


②根据天主教的教义,每个教徒都有一个护守天神,护守天神背上长有两个翅膀。根据欧洲画圣像画的习惯,长翅膀的护守天神的形象,常常被画成是一个胖胖的小女孩。书中雷米的幻想,就是根据这种圣像画来的。


自从那时候起,我在不知不觉中习惯地把她当作头顶上有着光环的天神。使我惊骇的是,我在这个世俗世界中,看到了我本来以为要到了天堂才能看到的、张开着白色大翅膀的飞翔着的小天神。


我患病的时间很长,也很痛苦,病情还有过几次反复,我的病几乎使这一家人失去信心,可是没有使具有耐心和牺牲精神的艾蒂奈特感到厌烦。一连好几夜我需要有人守着,我胸部憋得慌,别人以为我随时都有憋气闷死的可能。


亚历克西和邦雅曼轮流守护在我的床头,我的病情终于好转了。然而我是个久病初愈的人,病情又反复无常,因此只好待到春天来临、格拉西的草地泛青的时候才能出门。


丽丝是不干活的,她代替艾蒂奈特带我到比埃弗尔河边散步。临近中午阳光最灿烂的时候,我们出发了。我们手拉着手,慢悠悠地走着,卡比跟在后面。这一年的春天是暖洋洋的和美妙的,至少在我回忆起这个春天的时候,我心里是暖洋洋的和美妙的。其实这是一回事。


这里是巴黎居民不太熟悉的一个区,位于白屋与格拉西之间。人们只是泛泛地知道,在那里的一个什么地方,有着一个小小的河谷,但是,既然比埃弗尔河流经那里,人们就相信并传说这个河谷是巴黎郊区最肮脏、最阴暗的一角。


其实不然。它实际上比它的名声要好得多。

现在人们评价比埃弗尔河,总是因为它流经圣马赛尔这个巴黎郊区因而认为它必然是一条太工业化的河流;而忘记了它曾在流经韦里埃和伦奇这两个市镇时所保持过的一片自然风貌。至少在我说的那个时代是这样的。


当时的河谷两岸,杨柳成荫,绿油油的草地悄悄地一直延伸到庭园遍布的山丘。春天,青草鲜嫩而茂密,雏菊以它的无数白色花朵装点翡翠般的绿色地毯;长出嫩叶的柳树和发芽的杨树都抹着一层层粘稠的树脂;各种小鸟,如乌(春鸟)、莺和燕雀唱着春日之歌,飞来飞去,这一切说明:我们那时仍然置身于乡间而不是在闹市之中。


我就这样生活在这块小小的河洲谷地上,从那以后,它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可是从我和它接触的那一天起,它就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我是画家,我要为它画上一道垂杨的屏幕,连一棵树也不会漏掉:


那粗大的柳树和多刺的醋栗,它们植根在腐烂了的树干里,却依然能把枝梢染成一片绿色;那古堡前的缓坡,我们经常用单脚在上面欢乐地滑行;还有鹤鹑岗和它的风车;圣爱莱纳宫殿和它的洗衣女工;


制革作坊和被它污染了的河水;还有圣安娜庄园和在庄园里耕作的可怜的疯子,他们经过你身边时一味向你傻笑,晃动四肢,半张着嘴,露出寸把长的舌头,扮着奇丑无比的鬼脸。


在我们散步时,丽丝自然不说话。

多么奇怪,我们不需要语言,我们四目相视,用眼睛就能很好地猜透对方的心思。因此,我也用不着对她说话了。


我慢慢地恢复了气力,觉得可以在园子里干些活儿了,我焦急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因为我急切地要为别人做别人曾为我做过的事,我要尽力为他们于活,报答他们所给予我的一切。


但我从来没有干过活,长途旅行固然是辛苦的,然而那不是一种要求毅力和专注不二的连续性劳动。不过我仿佛觉得,我会劳动得很好,起码我会拿我眼前和周围的人做榜样,勤快地劳动。


现在是紫罗兰在巴黎上市的季节,阿根老爹那时种植的正是这种花。满园的紫罗兰,红的,白的,紫的,按颜色排列在温室里,看去好象一排排花的行列,这一行全部是白色的,旁边另外一行全都是红的,这确实令人赏心悦目。


到了晚上,在温室的玻璃窗重新关闭之前,园子里散发着浓郁的花香。根据我体弱无力的情况,人们分配给我的工作是:早晨在霜冻过后,将玻璃窗取下;晚上在降霜之前,再将玻璃窗装上;


白昼我得盖上褥草,以防强烈的阳光晒伤花卉。这点活儿既不难也不重,但很费时,每天我必须将数百个窗户翻动两遍,并且根据太阳光的强弱,注意开启或遮盖。


这一段时期,丽丝待在畜力水车旁,这畜力水车是用来提取灌溉必需的用水的。当戴着皮制眼罩的老马科科德目转圈转累了而放慢脚步时,她便用一根小鞭子轻轻拍它一下,促使它加快步子。


她的一个哥哥把水车提上来的水一桶桶倒在畦里;另一个哥哥在畦里做他父亲的助手。大家各尽各职,没有一个人是闲着的。在我的家乡,我见过农民劳动的情景,可是对巴黎郊区的花农在劳动中的专注、热忱和强度却一无所知。


他们在日出前早就起床,很晚才上床睡觉,一心扑在种花上,只要有力气,他们就终日辛勤劳作。我也翻过地,但是对庄稼人只能让自己片刻不息地劳动,才能有收获的道理,那是根本不知道的。


我现在正是进了阿根老爹的好学堂。

我已经复元,他们不再让我老干温室的活了,我高兴地跟着他们种一点东西。更使我心花怒放的,是亲眼看到种植的作物茁壮成长。那是我的杰作、我的财产和我的发明创造!它使我产生了一种自豪感。


事实证明,我也是个能干点正经活儿的人。

而更使我感到欢快的,是我体会到了辛勤劳动的代价。新的生活虽然给我带来了劳累,然而我很快就适应了这种勤劳的生活,它和我过去的吉卜赛人式的流浪生活几乎完全不一样。


现在,我不用象从前那样四处流浪,也不用艰辛地在大路上徒步奔走。我如今置身在园子的围墙之中,从早到晚辛苦地劳动着,汗流浃背,一手提着喷水壶,光脚走在泥泞的垅畦里。但是在我的周围,人们也都在辛苦地干活。


阿根老爹的喷水壶比我的更重,他的衬衫比我们温得更厉害。辛苦中体现出来的平等对我是很大的宽慰,而且我在这里过上了我以为已经永远失去的家庭生活。


我不再孤独,我不再是弃儿,我有自己的床铺;在大家围坐的饭桌上也有我的一个座位。白天,亚历克西或邦雅曼偶尔刮了我一个耳光,可是等到一放下手,我已不再记在心上;我倘若还手,他们也同样很快就忘记了。


到了晚上,我们围着餐桌,又成了朋友和亲如手足的兄弟。说句实话,我们不光从事劳动,我们不光有劳动带来的疲倦,我们也有休息和娱乐的时间,当然,这种时间是短暂的。但是正因为这样,休息和娱乐就显得更加欢乐。


每逢星期天下午,我们在与屋子相连的葡萄藤绿廊下聚会,我从钉子上取下挂了已经一周的竖琴,请两兄弟和两姐妹跳舞。他们没有学过跳舞,但亚历克西和邦雅曼曾在千柱饭店的一次婚礼宴会上看到过别人跳舞,


因而对四组舞还模模糊糊地有点印象,他们就凭这些印象在那里跳着。跳腻了的时候,他们便邀我唱一支我拿手的歌曲,我这支那不勒斯歌曲,总是在丽丝身上产生不可抗拒的影响。


哦,虚请假意,冷酷负心的女人……

每当我唱完最后一段的时候,我总发现丽丝的眼睛是湿润的。为了使她开开心,我和卡比总要表演一出滑稽戏。对卡比来说,星期天会使它想起过去的演出,所以演完后,它是非常愿意重新再演的。


两年就这样过去了。

阿根老爹常常带着我把花拿到市场、花堤、马德莱娜教堂、水塔、或者是花店里去卖。我开始慢慢地熟悉巴黎,并且懂得:


如果巴黎不是我意想中用黄金和大理石砌成的都市,那么,它也不是我从夏朗东①初来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座泥泞不堪的城市,摩弗达区②给我留下的印象未免过早了一些。①夏朗东:法国瓦尔德马恩省城市,位于塞纳河与马恩河汇合处。②根据上文看,可能是卢尔辛街的新属区。


我见到了巴黎的宏伟建筑和它的古迹,我还进去参观过;我沿着河堤在林荫大道上留连忘返;我在卢森堡公园、杜伊勒利花园和香榭丽舍大街散步;我见到了许多雕像;我常常停下来赞佩地注视我面前潮涌般的人流。


对于大都市的存在,我对它的价值已经有了一些认识。但是很幸运,我受到的教育或锻炼,不仅仅是靠着这种参观时候的眼睛、或在巴黎街上散步和为送花而匆忙的走动中偶然完成的。


老爹在自己独立经营花卉以前,曾在植物园的苗圃里工作过,同那边的科研人员的接触中他产生了读书和学习的好奇心。一连好几年,他节衣缩食,购置书籍,利用空闲时间阅读书本。


在他娶了妻子,生了儿子之后,闲功夫没有那么多了,首先必须挣上每天的面包,书本便被弃置一旁了。不过,书既没有失散,也没有卖掉,只是被收藏在柜子里。


我在阿根家度过的第一个冬天是漫长的,园子里的活儿虽还不能说完全停了下来,但至少在这几个月内是减少了不少。为了围着火炉消磨漫长的夜晚,这些旧书又从柜子里翻了出来,分发给大家。


有很多关于植物学和植物史的书本,偶尔也有几本游记。亚历克西和邦雅曼没有继承他们父亲的兴趣。每天晚上,他们打开书本看了三、四页就呼呼睡着了。而我并不困倦,兴趣很浓,一直到非睡不可的时候才停止阅读。


维泰利斯教我的最初几课没有白费,我睡觉时每当想到这里,便要怀着激动的心情怀念他。我学习的劲头使老爹回忆起往事。那时他为了买书,只化两个苏吃一顿中饭。


现在,除了让我读藏在柜子里的书以外,他有时还从巴黎给我带回来几本。但是他老人家对书本的选择只凭偶然的兴趣,或者只根据书名的示意,在他看来,只要它是本书就行了。


这些书在我这个缺乏有人指导的头脑里也许会产生一些紊乱,那不要紧,时间一长,紊乱会自己消失,我会把好的留下来,而留下来的便永远是我的了。什么书本都是有用的,这句话真是再正确也没有了。


丽丝不识宇。当她见我一有空余时间就埋头读书时,她好奇地想了解是什么东西在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起初,她想夺走我的书本,因为一看书,我就不能和她一起玩耍了。


后来,看见我抓着书本不放,她就要我读给她听,这是我们之间的一种新关系。小丽丝,她不会说话,她就比谁都更善于集中自己的注意力;更善于使用她的深藏不露的内在智力;


现在她不再关心周围那些细小琐事和别人的无聊的谈话,她要在我的书本中寻找她刚刚尝到一点味道的东西,那就是她所需要的有趣的消遣和她正在渴求的养料。


就这样,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不知多少小时:她坐在我的对面,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朗读。当我遇到不懂的字或段落时,我常常停下来看看她。我们有时候要冥思苦想好久。


要是一时找不到答案,她就示意我继续读下去,意思是“将来”再说。我也教她作画,也就是我所谓的作画。这项工作很费时间,也很费劲,但我终于差不多把她教会了。


无疑我是个蹩脚的老师,可是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师生间的良好合作常常比才能更加重要。当她能画上几道,而我们又能认出这些道道想表达她的一种什么意思的时候,该是多么欢乐!阿根老爹吻了吻我,笑着说:“嗯,我留下你,算是做了件大蠢事,丽丝将来必定要报答你的。”


“将来”,意味着等她会说话的时候,因为医生从来没有放弃要使她恢复说话的希望。他们说,只是目前还没有办法,必须来一次骤变才有可能。


“将来”,也是我在为她歌唱的时候,她作出的一种凄然的表示。她让我教她学竖琴,她的手指很快就习惯于模仿了。当然,她没有可能学习唱歌,她为此大为苦恼。


不知有多少回,我看见她的双眼含着晶莹的泪水,向我吐露她的悲伤。可是她本性善良而温柔,悲伤是不会在她心里持续太久的。她擦干眼泪,乖乖地笑了笑,意思说她“将来”会唱歌的。


我被阿根老爹收养后,孩子们象自家兄弟一样待我。假如没有突如其来的灾祸再次改变我的生活的话,我是可以永远留在格拉西的。


可是命运注定我的好日子不会持久,当我一旦完全恢复健康以后,不听我意志使唤的突变又一次把我抛向了冒险的生涯。


第二十一章,流离失所

已经有不少日子了,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老是有这样的思想,并暗暗对自己说:“孩子啊,你太幸运了,这种好景是不会长久的。”


横祸将怎样落到我的头上,我无法预测。

但差不多可以肯定,它迟早要落到我的头上。我为此常常悲观丧气。但也有好的一面。为了避免大祸的到来我总是千方百计地尽力干好自己的活儿,因为在我想来,既然这是落在我头上的灾祸,那么它必然是由于我的过错而引起的。


但是我弄错了,它根本不是我的过错引起的,虽然如此,它仍然证明我的预见是太正确了。我已经说过,阿根老爹是种植紫罗兰的。这种花的栽培技术并不太难,巴黎郊区的花农都能栽培得非常出色。


四、五月份,他们把粗壮的、上下开满了花朵的花枝送到市场上去出售这一事实就是明证。花农种植紫罗兰的唯一技巧,在于选择复瓣花种,因为单瓣花种已经不时髦了。可是,在播下的种子中,单瓣、复瓣往往各占一半。


只能留下复瓣植株而不能保留单瓣的,这对一个紫罗兰花农是有着重要的利害关系的。否则到了第二年你就不得不把精心培育了一年的、开着花的单瓣植株从肥土里拔出来扔掉。因此,播种后的选苗就成为必要的了。


这种选苗也叫“拣花苗”。选苗是根据新株的叶子和它的形态特征来进行的,掌握“拣花苗”这一技巧的花农数量不多,因而竟成了某些花农家庭的秘而不宜的传家宝。


当一些种植紫罗兰的花农需要选苗时,他们便向精通这一技巧的同行请教,这个同行就象医生或专家一样进城“出诊”。阿根老爹是巴黎最内行的“拣花苗”专家之一,每年到了拣花苗时节,他整天忙得不可开交。


这对我们、尤其对艾蒂奈特来说,日子就不好过了,因为同行见面从来没有不喝一杯的,有时还要喝上两杯、三杯。在这样转过两、三家之后,再回到家里来,他的脸总是红的,说话总是很费劲,舌头当然也不灵便了,而且两手发抖。


父亲不回来,艾蒂奈特是不会去睡觉的,即使回来得很晚,她也等着。如果我本来就醒着,或者被他们的声音吵醒了,我便可以从房间里听到父亲和女儿的对话:“你干嘛不睡?”老爹问。


“因为我想看看你还需要什么不。”

“原来是这样。宪兵小姐在监视我!”

“假使我也睡了,现在还有谁来陪你说话?”

“你是想看看我还能不能笔直地走路吧,那好,你瞧吧,我敢打赌,一步不歪,我可以一直走到孩子们的房间不离开这条直线。”


东歪西倒的脚步声在厨房里响了一阵,后来静了下来。


“丽丝好吗?”他问。

“好。她睡着了,你轻一点。”

“我没有出声,走得很稳,我必须走得笔直,因为女儿已经责备父亲了。丽丝她没有见我回家吃晚饭,说些什么没有?”


“她看看你的坐位。”

“啊!她看了我的坐位!”

“是的。”

“看了好几次吧?是不是看了好几次?”

“老看。”

“后来呢?”

“她的眼睛好象在说:‘你不在。’”

“她问你我不在的原因了吧?你回答说我和朋友鬼混了吧?”


“不,她啥也没问,我啥也没说,你在什么地方,她心里明白。”


“她明白,她明白……她睡得很香吧?”

“不,才睡着了一刻多钟。她一直在等你。”

“你呢,你想干什么?”

“我想不让她看见你回来。”

又是一刹那的寂静。

“艾蒂奈特,你是个好闺女。你听着:我明天到路易索家去,嗯,我向你发誓,你听见了吗?我一定回来吃晚饭,我不忍心让你等我,我不忍心让丽丝睡觉时心里难过。”


然而,许诺、发誓并不总是管用的。

只要他在外面又喝上一盅,他一定还是回来得那么晚。在家里,丽丝权力最大;到了外面,丽丝就被忘得一干二净了。


“你看,”他常说,“说不喝结果又喝了,总不能谢绝朋友们的好意呀!既然已喝了第一杯,那就再来一杯吧,反正我不喝第三杯,可是因为口渴又再喝了一杯,接着酒兴就上来了。


要知道,饮酒可以解愁,一喝酒,再也不去想债主了,眼前一片金光灿烂,似乎离开尘世到了另一个世界——人们所向往的世界去漫游。那就干脆喝个够。总之,就是那么回事。”


话也得说回来,象这样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并不经常发生。再说,“拣花苗”季节不长,等到季节一过,没有外出的理由,老爹也就不出门了,他不是那种独自去小酒店消磨时光的懒汉。


紫罗兰时节过后,我们准备种植其它花卉。

一个花农总是不会让他的园子有一寸白地的,这一茬卖完,另一茬必须马上栽上。花农为市场而劳动的本领就在于抓住最有利的时机向市场提供花卉,以便卖得出最好的价钱,


这个时机就是一年中的几个大的瞻礼日①:圣皮埃尔瞻礼,圣玛丽瞻礼和圣路易瞻礼。本名②叫皮埃尔、玛丽、路易或路易丝的人太多了,因此,这些天售出的盆花或花束的数量是很可观的,这些花都是用来向亲戚朋友祝贺这种节日的。


①②法国是天主教国家,按天主教教规,一年中有很多天被定为某一个圣人的纪念日,称某圣人瞻礼日,或简称某圣人瞻礼。又按天主教教规,婴孩生下的第三天必须进教堂领受洗礼,领洗时必须选一个圣人的名宇作为他的教名,也称本名。


每一年的这个圣人的瞻礼日便成了这个人的本名瞻礼日或主保圣人瞻礼日。到了这一天,他的亲友要向他送花祝贺。这种天主教化的法国社会习俗,从四十年代开始,已逐渐淡薄。


节日的前夜,巴黎满街是花:花店里,市场上,人行道上,马路旁,房屋的台阶上,凡是能放花的地方都放上了花。


紫罗兰季节一结束,阿根老爹又为七、八月的重大瞻礼日特别是八月的圣玛丽瞻礼和圣路易瞻礼而辛勤劳动了。我们准备了数以千计的雏菊皇后、倒挂金钟和夹竹桃,只要我们的花房和温室能摆得下多少我们就摆多少。


我们还必须让所有的花在预定的日子里开放,既不能早开,也不能迟开。早开了,节日到来之前花已凋谢;迟开了,花赶不上佳节。人们不难理解,这是需要某种技巧的,因为人不是太阳和时间的主人,天气会时好时坏。


阿根老爹被视为种花艺术的专家,他种的花,总是不早开也不迟开。这要操多少心!化出多大的劳动代价!我在故事里讲到的那个时刻,正是一个风调雨顺的季节。


我们是在八月五日,各种奇花含苞欲放:在园子里,露天生长的雏菊皇后蓓蕾初绽;花房中,在挡阳的、刷上乳白色石灰浆的玻璃窗下,倒挂金钟和夹竹桃含苞待放,它们组成巨大的花丛或者花团锦簇的金字塔,看了使人眼花缭乱。


我不时看见老爹心满意足地搓着手。

“今年节气肯定不会错。”他对他的儿子们说。

他默默地笑着,心里盘算着所有的鲜花售出后给他换来的收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经过了多少艰辛的劳动。我们一刻也不休息,星期日也不例外。现在这一切都已待弄妥当。


为了犒劳一番,我们决定全家在当天、也就是八月五日这个星期天到阿格伊去,在老爹的一个朋友家吃晚饭,卡比也去。那位朋友和老爹一样,也是花农。


这一天,我们决定干到下午三、四点钟就收工,然后收拾收拾,锁上大门,高高兴兴地出发。估计五、六点钟可以到达阿格伊,我们准备在吃完晚饭后马上回家,以便早点上床,好在第二天一早精力充沛地下地干活。


一切都按照决定了的做去。

下午四点差几分,老爹锁上了大门。

“大家出发啦!”他兴奋地说。

“向前走,卡比!”

我拉着丽丝,撤腿往前奔跑。卡比汪汪地在我们身边快乐地跳着,叫着。也许它以为我们又要长时间地走远路了吧,这对它比憋在家里好,老待在屋里使它厌倦了,我又不可能常常照顾它,而我的照顾,它认为是高于一切的。


我们一个个穿着过节的衣服,准备去吃烤肉。路上的行人总要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我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儿。丽丝戴着草帽,穿蓝色连衣裙,脚上是一双灰布高帮鞋。


她成了我能见到的最漂亮、最活泼的小姑娘了;她的可爱,表现在她的活泼和清新的神态中;她的眼睛,她的微微翕动的鼻翼,她的肩膀和胳膊,她的一切显示出她那兴奋的心情。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很快过去了。

我只知道在晚餐快结束时,我们中间不知是谁发现了西边的天空已经密布乌云。我们是在一棵大接骨树下露天吃着晚饭,所以不难发现暴风雨前的征兆。


“孩子们,得赶紧回格拉西去!”

一听到这句话,大家嚷开了:“怎么已经要走啦?”


丽丝不吭气,不过她做了个表示不乐意和反对的动作。


“风一起,”老爹说,“会把花房的窗于掀开的。快上路!”


不用争下去了,我们大家都懂得:玻璃窗是花农的命根子,一旦被风刮破,花农会倾家荡产。


“我在最前面走,”老爹说,“邦雅曼,你踉着我,亚历克西,你也跟着,我们快走。雷米陪着艾蒂奈特和丽丝在后头走。”


二话没说,他们迈开大步往前走了。

我们在后面跟着,步子却没有那么快,艾蒂奈特和我还要按照丽丝的脚步不时调整我们的步子。再也没有欢声笑语了,再也不东奔西跑了,再也不连蹦带跳了。


天变得越来越黑,起风了,暴风雨来临前的云雾般的漫天尘土在地面上成团成团地呼啸着、滚动着。当我们被这种风的涡流裹了起来的时候,大家都得停下来,背对着风,用两只手捂住眼睛。我们一张口,就被灌进满嘴沙土。


由远处响起的雷声渐渐逼近,时而还夹杂着刺耳的巨响。我和艾蒂奈特拉着丽丝的手,拖着她往前走,因为她很难跟得上,我们比预计的要跑得慢多了。我们能在骤雨下来之前到家吗?老爹、邦雅曼和亚历克西能及时赶到家吗?


对我们来说,最多被淋成个落汤鸡;但对他们来说,事关重大。他们必须保护好苗床不让它们遭受损毁,也就是说,必须关好窗子,防止花苗被大风连根掀起,刮个乱七八糟。


隆隆的雷声一个紧接一个,密密层层的乌云使天空变得漆黑一片。接着,风撕开乌云,露出一块块古铜色的云层。很明显,这些乌云随时都有泻下倾盆大雨的可能。


奇怪得很,在一片雷声之中,我们听到一个可怕的响声,从天上落下来,实在叫人难以理解,犹如兵马骤至,金戈齐鸣。突然间,冰雹僻哩啪啦地下了起来。开始是些小粒子,打在我们的脸上,接着便是真正的冰雹,象雪崩一样倾泻下来。


我们不得不躲进一家人家的大门口。

于是,最可怕的冰雹降落了。转瞬间,街道象是在严冬季节,铺上了一层白色的雹子,鸽蛋大的雹子落下时发出喧天的响声,掺杂着玻璃被砸的碎裂声。


雹子从屋顶上滚下来,滚到街上,各种各样的东西也跟着纷纷滚下:碎瓦片、墙上的灰泥和打碎的石板瓦。石板瓦在白色的地面上变成一堆堆黑色的东西。(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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