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汉字研究海外专家访谈01：李圭甲教授
今日推出韩国延世大学李圭甲教授的专访
衷心感谢李教授接受我们的访谈！
学者介绍
李圭甲，韩国延世大学资深教授，曾任中韩人文论坛委员长、韩国中语中文学会会长、世界汉字学会副会长、韩国中国言语学会会长等。代表作有《高丽大藏经异体字典》《新编佛经五大音义书汇集》《汉字学教程》《敦煌文献总览》《韩中历代时期别汉字字形表稿》等，译著有《甲骨文导论》《现代汉字学》等。
01
请介绍一下您求学、研究的经历？
我从1976年到1980年就读于韩国延世大学中文系，从1981年到1984年攻读了台湾师范大学的硕士学位。那时中韩尚未建交，韩国和中国之间完全没有往来。1984年我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又回到了韩国，在1985年夏成为韩国国立忠南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与此同时开始攻读延世大学的博士生。在此期间一边教学一边求学。1992年获得博士学位，1997年调到延世大学工作至今。
高中时我就对历史具有浓厚的兴趣，在高二的时候，需要去了解韩国朝鲜时代的一段历史，所以查找了相关文献。但令人为难的是这些文献都是用汉字而不是用韩文记录的。为了了解历史，只能学习汉字，所以下定决心大学的时候要读中文系。而当时在韩国开设中文专业的大学不超过十所，对中文专业的关注并不多。在高三的时候，我说要去中文系，周边的人乃至班主任都不太理解我的决定。
但我最后仍选择了延世大学的中文系，在这里开始接触了只有汉字的文献。学校的课程都是与中国文学有关的，并没有语学方面的内容，就连汉语语法方面的课程都没有。但在大二的时候许璧教授开设了文字学（目前该课程一般称为汉字学）这门课程。许教授原本是语法专业的，但仍强调汉字学的重要性，那一年我们系也是第一次开设了这门课。但遗憾的是这门课第二年并没有开设。而在韩国任何一所大学也都未曾开设过汉字学课程，延世大学也仅在那一年开设了。教材使用的是台湾师范大学林尹教授的《文字学概说》。我对这门课十分感兴趣，许教授注意到了这一点，还送了我一本台湾空中大学的教材《文字学》，也正是这本书让我开始对文字学产生了兴趣，成为踏入文字学领域的契机。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改变了我先在大学学习汉字再学习历史的初衷，下定决心去学习汉字学。不过在那之后学校并没有开设中国语学方面的课程，所以直到毕业，也没有什么机会真正接触到相关知识。
大学毕业后，对汉字学的知识也十分浅薄。为了能更加系统地学习汉字学，我开始攻读台湾师范大学的硕士学位。当时还是中韩建交前，当然不可能考虑中国大陆的学校，作为一个韩国人，要想学习汉字学，能去的最好的台湾大学也就是台师大。在台师大才真正开始学习到汉字学的相关课程。在这里又听了一年的本科的文字学课程，金文与甲骨文课程各学习了一年，研究生课程听了《说文解字》研究、甲骨文研究。与之相关的课程还听了本科的音韵学，研究生课程的广韵研究、古音研究等。另外要想拿到台师大的硕士学位，除了听相关的课程，学校要求所有研究生具有一定的专业素养，在毕业之前要阅读《十三经注疏》、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六臣注文选》，不光是正文部分，就连注释部分，也要标示句读让系主任检查。这项操作很累也极费时间，为此大家十分辛苦。也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拿到硕士学位最基本也需要三年，更有甚者需要五年以上。不过外国留学生免去了《十三经注疏》，所以我也有幸三年就毕业了。幸好我的专业是汉字学，虽然古文阅读能力不强，但是着重读了《说文解字》原文和《段注》，这也为我研究汉字学打下了坚实基础。
李圭甲教授硕士期间使用的《说文解字注》
研二的时候，一边听课，一边准备毕业论文。考虑到我所具有的文字学素养不如中国学生，论文的主题定在了比较基础的问题上，尝试综合考察六书。论文涉及方方面面，所以字数达到了27万字。当时台师大的硕士论文要求尽量用古文而不是用白话文去写。指导教授是研究甲骨文的吴璵教授，德才兼备。我一边听吴教授的甲骨文课，一边写论文。完成的论文虽然量多，但在质上还不尽人意，吴教授认真地阅读了我的论文，并且帮我修改了很多，就连古文的句子也给我改了很多。现在换位思考，这其实是件很麻烦的事，不过吴教授并没有推辞，尽职尽责，把论文从头至尾都读了，还帮着修改了，真的是让人十分感激。
拿到硕士学位，我就立即回国了。指导教授虽然推荐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由于个人原因不得不回国。回国后的一年里，在大学担任兼任讲师，第二年成为了国立忠南大学的专任讲师。当时也需要读博士学位，所以在母校延世大学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不过延世大学还没有研究文字学的教授，所以文字学的学习其实是自学。由于是自学，在学问上的进步程度毕竟还是会受到限制。由于当时韩国并没有研究文字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教授，所以这种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只能自己购买中国出版的有关汉字学方面的书籍来学习、写论文。在初期有一些有关《说文解字》的研究，不过还是对古文字比较感兴趣，因此主要研究了古文字的考释。在读期间一边准备博士学位论文，同时也对论文主要涉及的对象陶文进行了研究，这一阶段大约用了十年的时间。
拿到博士学位没多久，发生了一件对我来说十分重大的事情。结识了韩国著名寺院海印寺的僧人宗林大师。当时这位僧人正计划将全部的高丽大藏经（约5,600万字）数字化。但在数字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有关高丽大藏经原文中含有的大量异体字的处理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邀请我参与该数字化工作。起初以为高丽大藏经中的异体字并不多，所以欣然答应了。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发现其中存在了庞大数量、多种多样的异体字。一旦投入进去，就只能被整理异体字的工作拴得牢牢的。高丽大藏经中异体字的种类大约接近三万种，从全体字数来看，大约超过了一千万字。仅整理这些就用了七年时间。而通过这一过程获得的成果是2000年出版的《高丽大藏经异体字典》，也以此为契机，我的研究方向从古文字转向异体字。
李圭甲教授所著《高丽大藏经异体字典》
我开始重点研究异体字，大部分论文是关于异体字的。从2002年开始，与指导的学生一起申请了韩国研究财团的项目，利用三年的时间，收集整理了韩国高丽时期以前与中国宋代以前存在的石刻文的正字与异体字字形，并按地域、时期进行区分比较。其成果为2007年出版的《韩中历代时期别汉字字形表稿》（2,692页）。其后，在研究佛经文献中的异体字的过程中，进行了敦煌文献与高丽大藏经的文献目录对照工作，这项工作也历时三年，在2011年出版了《高丽大藏经与敦煌佛教文献对照目录》（上、下共2,800页）。而在整理佛教文献中的异体字时，发现综合整理各种佛经音义书中的词汇也是十分有必要的，因此归纳了《玄应音义》、《慧琳音义》、《希麟音义》、《华严音义》、《可洪音义》中的词汇，必要时还附上注释，由此整理出的是2017年出版的电子版《新编佛经五大音义书汇集》（3,549页）。在这期间，考虑到需要一本全面介绍汉字学基础知识的概论书，因此综合之前的研究成果，在2009年出版了《汉字学教程》（524页）。
李圭甲教授所著《汉字学教程》
02
您目前主要的研究方向有哪些？将来有哪些方面的研究计划？
目前主要的研究方向为异体字。从五年前至今，得到了韩国研究财团的赞助，对异体字类型、产生原因、发展过程等按照领域进行了细分化的考察工作。将来会综合过去的研究成果，出版一本可以纵观异体字的书籍。出版后，再进行华严寺保管的华严石经残片的复原工作。华严石经是韩国统一新罗时代（中国唐代）制成的，久经岁月全部受损，现只留下残片。残片大约有一万三千片，上面的字很多受到磨损，为复原这些字，汉字学的帮助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日后的研究方向会在这方面上。
03
对您的学习和研究影响较大的著作或学者有哪些（或哪几位）？
对我的汉字学研究影响较大的人在前面也曾提到，分别是虽然不研究文字学，但却是最初教我汉字学的许璧教授、真正帮助我奠定汉字学基础的硕士导师吴璵教授、以及虽然不与文字学有任何关系，但却让我参与了高丽大藏经的数字化工作，从而使我的研究方向转移到异体字上的宗林大师。而这三位中仅有一位才是研究汉字学的，而其他两位与文字学并没有关系。
对我研究影响较大的书籍，首先要数前面也说到的台湾空中大学的教材《文字学》。这本书虽然涉及的是文字学的基础内容，但这本书引导我走上了研究汉字学之路。其次就是《段注本说文解字》。因为经常翻阅这本书，封面已经残旧不堪了，购买至今已经陪伴我四十年了。对这本书也无需赘述。另外，虽然巨儒硕学的众多理论书也给予我很多帮助，但相对而言给予我更多帮助的是孙海波的《甲骨文编》、容庚的《金文编》，以及像之后出版的《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字诂林》这样的有助于古文字考释的工具书，还有像《一切经音义》、《可洪音义》、《龙龛手鉴》这样的有助于研究异体字的工具书。
李圭甲教授所用《金文编》
04
您在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在阅读文献、收集资料、撰写论文、投稿发表等方面有什么心得体会？
学术研究最终是为了发表论文。为此初步操作就是阅读文献、收集资料。而收集资料的过程是最累的。众所周知汉字学领域的资料收集就是相似过程无数遍的重复。打开书、找字、转写（现在是扫描、调整大小），再打开书、找字、转写……这一过程十分辛苦，我们专业的人在向文学或其他专业的人介绍我们的专业时，经常会说不是文字学中的“字学”而是“自虐”（韩语中“字学”与“自虐”同音）。这样的操作我们专业的每个人都做，我也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做，但确实使人厌烦、十分辛苦。
另一方面，当然也有令人欣喜之处。汉字学作为人文科学领域，参入了很多自然科学要素。即有很多体现出明确结果的部分。为了找出作为逻辑证据的资料，要无数次地翻阅书籍或资料，而当正好找到预期内容时，其中喜悦无以言表。
05
回顾求学和科研道路，您是否也走过一些弯路？一路走来，是否有对学术道路和发展有重要影响的选择？
大体上来看，并没有走过弯路。但在汉字研究之路上，初期主要研究古文字，后来接触到了高丽大藏经之后，研究对象就变成佛教文献中的异体字，现在扩展到一般的异体字。数年前认识到现代汉字研究的必要性，阅读了该领域的书籍，收集了一些资料，在学校也开设并教授了相关课程，但这并不是我的主要研究领域。希望能够培养出研究该领域的学生，所以开设了这门课。
06
您认为汉字和韩文、日文、喃字之间的历史和现时关系是怎样的？
汉字虽然是中国造出的，但从过去开始东亚所有国家一直都在使用，占有重要地位。汉字既是中国的文字，同时也可以称作是东亚的文字。当然各国虽然有自己的文字（如韩文），但过去文献上的文字大部分都是汉字。因此通过文献各国能进行思想、文化上的交流。但现在各国都使用自己的文字，相互之间的交流也变得不通畅。不过对过去历史文化的交流方面上，不得不说汉字是十分重要的媒介。
07
您所在国家的汉字学研究现状如何？您认为有哪些新的研究成果可以和中国学者分享？
和过去相比研究汉字学的人员大幅增加。数十年前获得博士学位的汉字学研究人员不过十多名，而现今增至数十名。就连我们延世大学的研究生中获得硕士学位之后，继续留校学习或到中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就有十名左右。随着研究人员数量的增多，研究领域也随之多样化，根据各自的喜好，有研究甲骨文的、有研究金文与战国文字的，也有研究说文学的。从人数上看，韩国的学者相比于中国的学者还远远不够，但审视古文字的角度却会不同。即由于审视古文字的角度不同，完全可以获得新的研究成果。因此中韩两国的研究人员应始终共享研究成果，交流相互的视角。
相比于古文字，对包括异体字在内的近现代汉字的研究（即南北朝以后的石刻等古文献上中的汉字，以及有关现在我们使用的汉字的诸多问题）在韩国也开始活跃地进行了。而在中国，相比于其他领域，近现代汉字的研究也是起步较晚的，但可以进行更多更活跃的交流。尤其是通过电脑的应用，相互间协作顺利的话，近现代汉字的研究是一个可以获得更过成果的领域，因此要共享更过有关前沿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或成果。
08
您所在国家的汉字学研究，与中国的汉字学研究相比，学者们更关注哪些问题？侧重点有什么不同？有哪些研究方法可以提供给中国学者借鉴的？
这个问题可以用上面的回答来作答。再附加说明的话，对于古文字研究，中国学者此前的众多研究成果是韩国学者望尘莫及的。但韩国学者可以揭示出中国学者不具有的新观点。而近现代汉字的研究，在中国对这方面的研究人员也是相对较少的，研究的时间也并不长。尤其该领域，如何运用电脑这一科学技术与能获得多少研究成果息息相关。因此在韩国，虽然研究人员的数量不多，但却具有善用前沿科学技术的优点，因此最好能够共享彼此的研究方法与成果。
09
您期待与中国学者在哪些方面有更深层次的交流与沟通？
我今后的研究方面为复原华严石经中磨损严重、原字形难辨的汉字。华严石经的时期相当于中国的唐代，所以我希望能够与研究隋唐时期石刻文字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10
您认为数字化信息技术和网络资源对您的研究具有怎样的影响？
我开始研究异体字缘起于高丽大藏经的数字化工作。那时候是1993年，这项工作其实就是汉字资料的数字化，通过数字化，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通过网络查阅高丽大藏经中的所有汉字资料。最终达成数字化，现在上网就可以查阅高丽大藏经的所有原文，并且只要进行简单的操作，就可以对所有字种及各种字形进行检索或统计。像这样，今后汉字的数字化以及网络的应用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汉字研究的方法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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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如何处理学术研究与其他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学术之余，您是怎样放松自己的？
学术研究对于我来说是职业。上班的人就要全心投入到工作当中，我也一直努力全心全意投入到学术研究上。不过我同样也是普通人，生活方式或者接触的人与其他行业的人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为了健康尽量长期保持锻炼，和各行各业的朋友保持联系。我尤其喜欢四处转转，所以和其他人相比会更经常出去旅行。
旅行途中的李圭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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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对所研究的领域有何展望或期待？您有什么想对汉字研究青年学者说的？
现在我研究的领域也正是我们实际在使用的字形，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人加入研究。现在的青年学者能力更强。在汉字研究方面，基本的研究态度不能不同于过去，但在研究方法上，今后会发生巨大改变，并且一定要发生改变。现在已经到了如果不能熟练应用电脑，研究就会落后的时代。但幸运的是现在的青年学者使用电脑都比我们熟练。我想今后青年学者们也会创造出更多我们过去想不出的研究成果。
最后想对青年学者们说，首先，要像我们的前辈那样，一旦坐在书桌前，屁股就要像钉在椅子上一样长时间坐住了，资料一遍一遍地找。另外，不仅要培养用电脑建立有关汉字的大量数据，并对其进行整理的能力，还要时刻思考这些数据到底具有哪些意义。汉字归根结底是人造出来的，要深刻考虑造字之人是以怎样的思考方式才造出了那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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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
国家语委科研机构汉字文明传承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
编辑|李哲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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