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漢字研究海外專家訪談04：高嶋謙一教授
學者介紹
高嶋 謙一 (Ken-ichi Takashima), 加拿大溫哥華英屬 (不列顛) 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教授。曾任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會長、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顧問、李方桂漢語語言學學會理事。并曾作爲瑞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研究員、挪威科學與文學院研究員、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東亞語言研究中心研究員、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副教授、教授、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與應用中心客座教授、安徽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字研究所客座教授、鄭州大學漢字文明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參加各類教學、科研及學術交流活動。
代表作有《殷墟文字丙編研究》上冊（解說˙隸定˙英譯）、下冊（註釋˙古文字語言學新探）、《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第二輯）——高嶋謙一卷》、A Little Primer of Chines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with Some Exercises (甲骨文入門與練習) 等。譯著有《中英對照˙甲骨文今譯類檢》(與張德邵合著) 等。
01
請介紹一下您求學、研究的經歷？
高嶋謙一：我1958年考入日本上智大學, 學習英文、德文、漢文（古漢語），中途赴美留學，在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UW) 完成學業後，又於該校繼續攻讀，並獲得漢語語言學碩士（1967年）與博士學位（1973年）。1971年任美國亞利桑那大學 (University of Arizona) 東方學系副教授。1973年任加拿大溫哥華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UBC) 副教授。1985年先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1988年任該研究所副教授，1989年升任教授。同年在UBC被升任教授（非在職）。1994年返回UBC。1996至2017年任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兼職教授及博士生導師，爲研究生講授甲骨文導讀、金文導讀和研究性日語導讀。長期以來，我一直從事古漢語和古文字研究，尤潛心於甲骨文和金文。
高嶋謙一教授
當我還在日本的上智大學學習英文、德文和古漢語的時候，其中有一門普通語音學課令我著迷。另一門古漢語課的教授——佐藤正範教授——我至今都還記得他的名字，講課非常棒。佐藤教授上課風趣幽默，又能不失時機地教會我們閱讀原典，讓人感受到文本中所顯示的深邃智慧。因此，古漢語課較之於英文和德文課，是我所學課程中最有興趣的內容。我開始逐步接觸各種漢文典籍，包括翻閱《說文解字》，儘管似懂非懂，但給了我很多的啓迪。因爲對音韻學和古漢語的興趣，我買了藤堂明保當時剛出版的《中國語音韻論》（1957），記得當時讀的時候，理解起來非常困難，但我總想弄懂其中的內容。
佐藤教授的著作
1959年，我申請去位於美國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UW）交流學習，華盛頓大學給了我一小筆獎學金。那筆獎學金只夠一年的花銷，一年以後我本該回到上智大學，重讀第三學年。但是，美國的學習太有意思了，促使我下決心繼續留在美國。所以，1961年冬天，我放棄了上智大學的學籍。從此開啓了在北美的學習、教學、研究之路。
當時，著名的中國語言學家李方桂教授就在華盛頓大學（州立）。稍覺遺憾的是，他所講授的課程只針對研究生。我當時還是一名本科生，不能註冊研修課“漢語音韻學導論”(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honology)，以及更高階的“漢語音韻學研討”(Graduate Seminar in Chinese Phonology)，只能上“普通語言學”(General Linguistics)、“語音和音韻學”(Phonetics and Phonology)、“比較語言學”(Comparative Linguistics)、“方言學”(Dialectology)。直到1965年6月我獲得學士學位後，1965年9月我才有機會深入學習漢語音韻學。但我記得，1963年秋至1964年春的那個學年裏，李方桂教授命我每周花一小時將藤堂明保的《中国語音韻論》譯成英文，因爲李教授不會日文。經過這種訓練，我對藤堂的著作理解得更加深入而再無疑問了。
1965年秋，我開始攻讀碩士學位。那時華盛頓大學剛剛延聘了來自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的教授司禮儀（Paul L-M. Serruys）神父。他開設了古漢語初階課和高階課、《說文》研討、甲骨文研究和金文研究。我選了他開的所有課程，並充滿了極大的興趣——事實上，漢語歷史音韻學應該是最爲“專門”和“難以對付”的；相反，《說文》研討、甲骨文金文和古文字研究，盡管毫無疑問是困難的，但我覺得它們都“易於”或“易受”規律性解釋。換句話說，這些課程蘊含的內容相當廣泛，諸如人的思想觀念、日常生活、宗教信仰、物質與非物質文化，等等，深深吸引著我。因此，我逐漸感覺到，漢語音韻學於我，不再是研究的目標，而是我研究的工具，我用它來幫助我了解和研究中國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然而，我仍然完成了有關音韻學的碩士論文，將李方桂教授當時新近構擬的上古漢語元音系統，與古日語元音系統進行了比較，並於1967年6月獲得碩士學位。
李方桂教授
李方桂画作，胡适题诗（1937年）
1967年9月，我在研究生學習過程中休了一年學，應聘到密蘇里州聖路易斯的私立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講授現代日語。那一年，我在工作之餘完全沈浸在閱讀藤堂明保的《漢字語源辭典》，這本書至今都是我最喜愛的著作，其中包含了文字、音韻、甲骨文、金文等豐富內容，最爲重要的是，就象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一樣，該書蘊含了各種豐富的研究主題。
從1968年秋季學期起，我開始攻讀博士學位。除了幾門其他的必修課和外語考試（如法語和德語）外，我主要跟隨司禮義先生學習甲骨文和金文。經過兩年的必修課程學習，我參加了博士生綜合考試，包括中國音韻學（Chinese Phonology）、中國古代文學（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和中國古代銘文學（Ancient Chinese Inscriptions）。在進行博士論文寫作之前，每個人都必須通過綜合考試。我用了5年時間來撰寫博士論文《武丁時期甲骨文中的否定詞》。在此期間，1971至1973年，我也在亞利桑那大學（University of Arizona）兼職任教師。1973年，我取得博士學位後，應聘來到位於加拿大溫哥華的英屬 (不列顛) 哥倫比亞大學，并長期在此工作。
司禮義先生
Rev.Fr. Paul L-M. Serruys (1912-1999)
總之，授課之外，從事甲骨文、金文研究是我的主要工作。
02
您目前主要的研究方向有哪些？將來有哪些方面的研究計劃？
高嶋謙一：我目前的研究方向仍然和以前一樣，那就是，探索如何才能对甲骨文和金文有更凖確和更深入的理解。這個問題歸根結底是問你自己：這些古代文獻的作者在說什麽？爲了回答這個問題，就有必要應用到古文字學、語源學、歷史音韻學、形態學、語法學、考古學等相關學科知識，以及可能採用到的各種學科研究方法。時至今日，我依然沒有改變自己的研究“初心”。
03
對您的學習和研究影響較大的著作或學者有哪些（或哪幾位）？
高嶋謙一：前面已經提到，我的導師司禮義先生，以及爲我授課的李方桂教授對我的影響都至關重要。此外，也包括我的首位古漢語老師，上智大學教授佐藤正範先生，讓我領會到閱讀古漢語的無窮樂趣。他們的教育和引導令我終身受益。至於對我影響較大的學術論著，我會毫不猶豫提到藤堂明保的所有著作。藤堂先生在《漢字語源辭典》中曾說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有大量值得推薦之處。《說文通訓定聲》首次刊刻於1834年，僅晚於段玉裁《說文解字注》19年，我發現朱氏的大量訓釋都有別於段氏，因此，我非常珍愛朱氏的《說文通訓定聲》。
04
您在從事學術研究的過程中，在閱讀文獻、收集資料、撰寫論文、投稿發表等方面有什麽心得體會？
高嶋謙一：我相信，沒有哪位學者願意被別的學者忽視。不過，有時候我又覺得如果有人忽視我的工作也沒有關係。最重要的一點是，我自己所從事的學術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令我自己滿意。
《牛津英語詞典》對“勞動”的解釋是，爲完成結果而進行的包括腦力或體力上的努力的活動，因而這一意義包含了腦力和體力（非智力）因素。有關論文的收集資料、投稿發表的勞動屬於後者（體力），撰寫論文則屬於前者（腦力）。沒有哪位學者能夠避免體力勞動，但腦力勞動則因人而異。只有當學者感覺到有一種想發表自己成果的衝動時，他/她才不得不進行大量的體力勞動。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我十分尊敬的UBC的同事蒲立本教授 (Edwin G. Pulleyblank [1922-2013]) 曾對我說過，“投稿太麻煩了；好在我們現在有了互聯網，上傳成果容易多了”。對此，我深有同感，我經常把我的論文上傳到“學術共同體”網站 “academia.edu”。
https://www.academia.edu/about
05
回顧求學和科研道路，您是否也走過一些彎路？一路走來，是否有對學術道路和發展有重要影響的選擇？
高嶋謙一：於我而言，求學和科研上沒走什麽彎路。我是個思想非常簡單的人。一直以來我所做的，都在追求有關漢學研究的學術目標，而且主要集中在古代，因爲我相信，中國的過去會影響到中國的現在和未來。歷史具有極其深遠的意義。
高嶋謙一教授著作
06
您認為漢字和韓文、日文、喃字之間的歷史和現時關系是怎樣的？
高嶋謙一：當然，衆所週知，漢字在東亞諸國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形成了巨大而廣闊的文化領域“漢字文化圈”。令人遺憾的是，現在的朝鮮半島（無論北韓還是南韓）和越南都放棄了漢字，認識漢字的外國旅行者再也不能在這些國家進行“筆談”交流。但另一方面，日本做了一個非常好的決定，保留了漢字，並使用傳統的“平假名”“片假名”來記錄與漢語完全不同的日語詞彙和語法。這種對漢字進行“使用”，而不是“取代”的做法（如朝鮮與越南），在我看來可能是最好的選擇，不僅有利於旅行，而且有利於更高層次的文化、教育、科技和經濟諸方面的交流與發展。如若人們把歷史文化當作國家和民族的寶貴資源，那麼，中國和日本就不會喪失了這筆財富，因爲漢字是傳承中華文明的載體。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史記》成書於2000多年前，任何受過教育的人，如果他（她）學過古漢語，只要借助用漢字書寫的工具書，就能讀懂它。試想，如果廢除了漢字，將來誰能讀懂《史記》這樣的古籍呢？
上述情形在多大程度上影響這些國家之間的關係，是很難衡量的。但我相信，民間團體之間的交流會對政府高層間的交往帶來積極而強有力的影響。相互理解、求同存異，至關重要，這是我們實現和平與繁榮的唯一途逕。
07
您所在國家的漢字學研究現狀如何？您認為有哪些新的研究成果可以和中國學者分享？
高嶋謙一：我現已退休，難以確切回答這一問題。就加拿大而言，我所知道的一點情況是，漢字學方面的研究較爲薄弱。過去有一些學者主要從事甲骨學方面的研究，如明義士 (1885-1957)、許進雄（現已回到台灣），現在處於似乎後繼無人的狀態。就我所知，美國的情況相對好一點，比如我的母校華盛頓大學，以及東海岸的一些大學，有不少教授在積極從事漢字學的研究與教學。
08
您所在國家的漢字學研究，與中國的漢字學研究相比，學者們更關註哪些問題？側重點有什麽不同？有哪些研究方法可以提供給中國學者借鑒的？
高嶋謙一：我雖在加拿大，但我更熟悉美國甚至歐洲的學術成就。有關漢字學上的議題之“問題化”意識應該是相同的，主要是因爲從事漢字學的外國學者極大地受到中國學者的影響。只不過在學術論著中提出某些具體觀點的方式似乎存在明顯的差異。比方說，《牛津英語詞典》對“奧卡姆剃刀”原理（由威廉•奧卡姆提出）的界定是：在解釋一件事的時候，不應做超出必要的假設（如無必要，勿增實體）。西方學者接受並踐行這一原理。這裏的“假設”應該理解得更寬泛一些，因爲在中國，即使是一個像“X，y也”這樣的判斷或陳述，往往也不過是一種假設。如果有一個“X，y也”，那麽另一个“X，y也”會被其他人複制，因而會成倍增加。結果就形成大量的“假設”，從而轉變成“混亂”，有時甚至是“矛盾”。“X，y也”的說法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漢代或漢代以前，當時對汉以前經典作注的學者甚至以“X，y也”爲生！（訓釋者往往是依靠“學費”爲生的學者）。
還有一個我想說的是，中國和西方（包括日本）學術著作的寫作方式似乎有所不同，這與人們對“證據”的重視程度有關。清代讓我們見證了考據學的産生與興盛。我們都很清楚這是一種非常健康的風尚，特別是對中國古代的文字學、語源學、歷史音韻學等諸多方面。日本的江戶時代，儒家學者形成了一種類似於中國清代考據學的學風，但又似乎與之有別。而在西方，則有一個古老的詮釋學傳統，與《聖經》詮釋相關，在思想上與清代的考據學有許多共同之處。當下從事古代中國研究的學者，都會自覺不自覺地受到這些傳統的影響。只是“證據”和“反證”在中西方學者的論著中所強調的方式，也許程度存在不同。因此，只能通過學術交流，中西方學者才能相互取長補短。
高嶋謙一教授著作
09
您期待與中國學者在哪些方面有更深層次的交流與溝通？
高嶋謙一：簡言之，似乎只有一個方面我們能夠實現更深層次的交流與溝通。從事漢學研究的西方學者，無論興趣點集中在哪個時期、哪個區域，都要學好漢語。可是，許多中國學者並不學習西方的語言——這是一種“單行道”現象。我們敢說，這是“不公平的”，但無可否認，用這個詞是不公平的，因爲就成果産出而言，中國遠遠超過其他國家的學術産出總和。因而，在實現“更深層次的交流與溝通”的道路上是停滯不前的。那些中國學者，主要是年長的一輩，不得不依賴翻譯出來的文獻。然而問題是，並無多少翻譯過的成果。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些只會一種語言的中國學者往往是有缺陷的，但他们似乎也很樂意保持下去，有時甚至完全忽略了西方學者的任何貢獻。這確實是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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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为数字化信息技术和网络资源对您的研究具有怎样的影响？
高嶋謙一：近十年来，無論是有關原始銘文還是現代漢字的中文文獻的數字化，都從根本上改變了我的研究方式。以前我主要依靠紙質的書籍和單篇論文，但现在這些都被取代了。圖像識别技術還不足以讓我們對古文字進行分類和考釋，但我認爲這個問題遲早會得到解決。至於甲骨文和金文，我們都熟悉一些數據庫資源。關於中文典籍網站，https://ctext.org/ 用起來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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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如何處理學術研究與其他日常生活之間的關系？學術之余，您是怎樣放松自己的？
高嶋謙一：對我而言，學術之餘喜歡睡覺與小酌幾杯。我喜歡各種酒，無論啤酒、威仕忌、紅酒、日本酒還是白酒。什麼酒都可以。很多人說飲酒過多對你的健康不好，他們可能是對的，但這對我來說並不重要，因為我已經活得夠長了。不過，老實說，我的愛好是木工，用木頭做出有趣的東西。我在加拿大和日本有各種各樣，全套木工的工具。我曾爲華盛頓大學余靄芹教授的家做過一個比較大的日式玄關。
高嶋謙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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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訪談原文爲英文稿，由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李發教授譯成中文，在此誠致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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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哲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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