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运富：章太炎黄侃先生的文字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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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黄侃先生的文字学研究
李运富
原载《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2期
一
国学背景
章太炎（1869－1936）先生及其弟子黄侃（1886－1935）先生身处晚清和民国初期，当时不少的先进知识分子出于救国救亡的需要，主张学习西方的富强之道，风气所向，至于极端，有些学校的学生居然只会西文而不懂祖国的语言，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性的冲击，这又引起另一批爱国知识分子的忧虑。章太炎先生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之心，一日衰薄一日。”“若能明了中国的历史文化，我想即使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①章先生认为中西文化各有特色，应该互补共存。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外国的东西，但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与国家密不可分，如果没有了传统文化，国家和民族就会随之灭亡。于是章先生他们提倡“研究国学，保存国粹”①，要“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①。从而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国粹派”。章太炎和黄侃先生以其深厚的国学功底，被称为国学大师，自然是国粹派的代表人物。
关于“国学”一词的由来，王淄尘在1935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国学讲话》中认为：“国学之称，始于清末。首定此名之人，今已无从确知。……庚子义和团一役以后，西洋势力益膨胀于中国。士人之研究西学者日益众，翻译西书者亦日益多，而哲学、伦理、政治诸说，皆异于旧有之学术。于是概称此种书籍曰‘新学’，而称固有之学术曰‘旧学’矣。另一方面，不屑以旧学之名称我固有之学术，于是有发行杂志，名之曰《国粹学报》，以与西来之学术相抗。‘国粹’之名随之而起。继则有识之士以为中国固有之学术，未必尽为精粹也，于是将‘保存国粹’之称，改为‘整理国故’。研究此项学术者称为‘国故学’，简称‘国学’。”可见所谓“国学”，是指“国故学”，也就是自己国家原来就有的学问，内容比较宽泛。章太炎黄侃先生特别注重“独有”的国学，有日本记者问章太炎：“先生讲何种学？”答曰：“中国之小学及历史，此二者，中国独有之学，非共同之学。’”[2][p295]章氏认为，国学与他国之学或有交叉领域，可以交流融合，惟独小学、历史不可以混同西学，因为这二者是中国文化的特色所在，如果连这二者也失去了，中国也就丢掉了自己的特色。所以他在《自述学术次第》时说：“凡在心在物之学，体自周圆，无间方国。独于言文历史，其体则方，自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当然所讲的“历史”是广义的，“六经皆史”，诸子亦史，因为他们都记载着历史上的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章太炎先生的《国学概论》②和《国学讲演录》③除了讲“小学”和“史学”外，还包括“经学”“哲学”“文学”以及“诸子”学。
二
章黄文字学著作述略
章太炎黄侃先生重视国学中之“小学”，因而在小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传统小学大别为三：曰文字、曰音韵、曰训诂。章黄在音韵学和训诂学上的成就有目共睹，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相对而言，章黄文字学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至今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因而本文想就章黄的文字学研究情况做个考察。章黄涉及文字学的论著主要有：
章太炎：《訄书·订文》、《小学略说》（国学讲演录之一）、《论语言文字之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国故论衡》、《小学答问》、《新出三体石经考》、《说文部首均语》、《文始》。
黄侃：《说文略说》、《黄侃论学杂著》、《说文笺识四种》（说文同文、字通、说文段注小笺、说文新附考源）、《字正初编》、《黄侃手批说文解字》、《说文小笺》、《文字声韵训诂笔记》、《黄侃手批尔雅正名》、《量守庐群书笺识》（除李义山诗偶评外）、《黄季刚先生手写日记》（潘重规先生整理）、《黄侃日记》（程千帆先生整理）。
这些著作涉及文字学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四种形式：一是专题论文，如章太炎《訄书·订文》（该篇又见《检论·卷五》且附《正名杂义》）涉及文字的起源及文字与语言的关系等问题；《小学略说》全面论述了小学各部门的内容，其中包括文字；《论语言文字之学》提出将传统小学的文字、音韵、训诂三个门类整合为一个新的学科；《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论述汉语汉字的特点及其不可取代性；《国故论衡》有“小学”十篇，其中《小学略说》（不同于上举《国学讲演录》中的《小学略说》）、《一字重音说》、《转注假借说》、《理惑论》等篇与文字有关；黄侃的《说文略说》有“论文字初起之时代、论文字制造之先后、论文字起源及次第、论变易孳乳二大例（上下）、论俗书孳多之故、论六书起源及次第、论六书条例为中国一切字所同循不仅施于说文、论字体之分类”等论文；《黄侃论学杂著》也有“与人论治小学书、说文声母字重音钞”等通论性文章。二是文字之间的系联集合，如章太炎的《文始》以“初文、准初文”为根，按“孳乳”和“变异”两大规律将音义相关的字词系联成字族；黄侃的《说文同文》、《字正初编》也是把有关的字词系联在一起。三是对个体字符的形音义用等各种属性加以笺注和考求，如章太炎的《小学答问》、黄侃的《字通》、《说文段注小笺》、《说文新附考源》、《黄侃手批说文解字》、《说文小笺》、《黄侃手批尔雅正名》、《量守庐群书笺识》（经传释词笺识、尚书孔传参正笺识、尔雅释例笺识、广雅疏证笺识、说文解字斢诠笺识、说文释例笺识、说文外编笺识、经籍旧音辨证笺识、通俗编笺识、韵府钩沉笺识、校订陈氏初学编音学笺识、史记订补笺识）等。四是综合性的讲义及其他，如《文字声韵训诂笔记》、《新出三体石经考》、《说文部首均语》、《黄侃日记》等。
三
章黄文字学研究的主要特点
对上述章黄文字学研究论著的具体内容、观点、得失等，限于篇幅和体例，这里无法逐一详说细评，下面只从总体上谈谈章黄文字学研究中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一）
材料上以文献文字为正统
文字学研究的本体是字料。汉字材料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世代相传的以《说文解字》为代表的文献文字（又可分为字书文字和语篇文字），一是偶然发现（主要是地下出土）的以金文和甲骨文为代表的文物文字。这两类字料在章黄时代都是大量的，但从上面介绍的章黄文字学研究成果看，他们的取材除“新出三体石经”外都是文献文字，文物文字似乎还没有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因此有人认为章黄思想保守，只相信说文而不相信甲骨金文。如甲骨学家董作宾在其遗著《甲骨学六十年》中说：“章氏小学功深，奉《说文》为金科玉律。不容以钟鼎甲骨，订正《说文》之讹误”。最近看到网上有篇文章标题就叫《章黄不信甲骨》，除了承袭董作宾的说法外，还说“章氏以后，其弟子黄侃（季刚）亦步乃师后尘，不信甲骨。”张世禄《黄侃论学杂著·前言》也说：“关于许书在字源学上的价值问题，实际就是关于金石古文字学和甲骨古文字学对于汉字研究的贡献问题。章炳麟和黄侃他们讲文字和古音，绝对以许书为宗，这种学科的片面性，早已有定评。”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如此简单，章黄世所公认是具有革命热情和创新精神的人，为什么会不愿意接受新的文字材料呢？只有从总体上和实际行动上来全面考虑，才能理解章黄的真实态度。
首先，说黄侃不信甲骨而墨守《说文》是不符合事实的。黄侃对于甲骨金石文字虽然态度谨慎，但很快就有了新的认识，这从他给徐行可的信中看得很清楚：“近日闲居深念，平生虽好许书，而于数百年所出之古文字所见未宏。夫山川鼎彝，洨长所信。今不信其所信，徒执木版传刻之篆书，以为足以羽翼《说文》，抑何隘耶！洨长之书，岂非要籍，枣木传刻，盖已失真。是用勤探金石之书，冀获壤流之助。近世洹上发得古龟，断缺之馀，亦有瑰宝，惜搜寻未遍，难以详言。倘于此追索变易之情，以正谬悠之说，实所愿也。”因此他一直积极地了解、学习、研究古文字，并能加以利用。据台湾学者孔仲温先生统计，[3]在黄侃弟子潘重规先生所保存和整理的1922年至1935年并不太全的黄侃手写日记中，记载购阅的古文字书籍多达67种之多，包括甲骨、金石、陶瓦、货币、玺印、竹简及其他文字资料，其中记载的甲骨文字书籍有13种。但实际上还不只此数，而是达到了“全”。因为1929年10月26日的日记说：“在中央大学借得《殷虚书契前编》四册，拟与石禅钞此，并钞刘鹗《藏龟》，则龟甲之书于是乎全。”《黄季刚先生年谱》记载1930年4月27日的日记再次提到这一点：“四月二十七日，竟日理书，知予所藏金石甲骨文字书，几于备矣。两年来辛苦所得佣金，自日用外，悉以用之此中，亦可谓书痴矣！”日记中还显示有的书籍是展转曲折、不惜代价、经长时间多方努力才弄到手的。如此“痴”情地将当时坊间所有的甲骨文字资料搜集齐全，能说他“不信”吗？何况，黄侃先生并非重金购买这些古董来装门面，而是认认真真按照“繙、钞、点、校”等方式对这些书籍进行了系统阅读和研究的，所以《黄季刚先生年谱》记载：1929年12月读毕诸家金文，1930年间阅龟甲书殆遍（《蘄春黄氏文存》也有类似记载）。黄侃先生对甲骨金文还不只是看看写写研究研究而已，而且还利用来印证或纠正《说文解字》，翻翻黄侃先生的《说文小笺》以及在大徐本《说文解字》上所作的批注，就能看到很多引用来作对照的甲骨金文字形。尽管我们还没有发现黄侃先生研究古文字的直接成果，但实际上他已经把出土古文字材料纳入了文字学研究范围，所以他1932年6月9日给陆宗达先生写信说：“所言治文字学，私意宜分三期：一即古籀文，下至唐世所云文字学；二则宋世薛、吕、欧、赵、洪、三王、张之书；三乃近代钟鼎甲骨之学耳。”“又言思治文字学以赞说文，亦望勉力为之。然当分为二类。一则宋以前古文字之学，自《说文》所载外，如《周礼》故书，《仪礼》古文及字林、古文官书、《一切经音义》所称古文悉为董治；一则宋以后迄于今，兹所号为古文字之学，先欧阳、赵、吕、薛、三王、洪氏之书，细为审湜，然后治清世阮、二吴三书，参以孙君之见，次及龟甲，亦从孙氏入门。”[1]可见，“如果季刚先生能够活到80、90，能够活到今天，不知将有多少发明创作，必将为甲骨文的研究工作，开一新的纪元。”④这是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的评估。
我们同意胡厚宣先生的这个估计。但也应该看到，黄侃先生欲对甲骨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研究，目的在于“赞说文”，所以他仍然要维护《说文》的文字学正统地位，不会用偶见古文字的研究来取代以《说文》为中心的文献文字的研究，因而对那些忽略传统经史、一心希望靠意外发现来获取名利的行为很不以为然。1928年5月12日的日记里说：“自鸣沙石室书出，罗振玉辈印之以得利，王国维辈考之以得名，于是发丘中郎乘轺四出，人人冀幸得之，今之考古家，虑无不怀宋元之所怀者。……傥见诚亦有之，然必以发得为急务，至于坏人冢墓而不恤。嘻！亦甚矣！”6月18日的日记又云：“昨伯弢先生言：王国维说《顾命》庙非殡宫路寝，而为大庙。曾面纠其失。国维曰，虽失而不欲改。其专己遂非有如此者。今阅刘盼遂所记国维说《尚书》语，果如伯弢言。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县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黄侃对这些人很看不惯，认为新的考古文献固然重要，但不能“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不能“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⑤
黄侃先生对考古学派的这种态度，跟他的老师章太炎先生是一致的。其实，太炎先生对甲骨金文发出的种种质疑，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对拥有甲骨、金器的官僚贵族文人们在品行上和学问上的不满。例如他说欧阳修：“欧得铜器，不识其文，询之杨南仲、章友直（杨工篆书，嘉祐石经为杨之手笔；章则当时书学博士也）。杨、章止识《说文》之古文，其他固不识也。欧强之使识，乃不得不妄称以应之。《集古录》成，宋人踵起者多，要皆以意测度，难免妄断之机。”[4]又说甲骨文“作伪有须臾之便，得者非贞信之人”，[5]“非贞信之人”指的是罗振玉。章黄是有名的大脾气，动不动就骂人的，对这些他们看不惯的人说几句偏激的话，抬抬杠，泄泄气而已，不一定就是真的要彻底否定甲骨金文。
当然，章先生质疑甲骨金文，主要的原因还是担心材料有假和识字无据，用假的或不可靠的文字来篡乱正统的文字，这是他难以接受的。甲骨文出土之初，王懿荣收购每版价银约二两；范维卿为端方购置甲骨，每字酬二两五钱。这种按字计值和高价收买甲骨的后果，必然会令人垂涎而导致伪造。所以当时确实有大量伪刻涌现。梁启超1927年在燕京大学讲授古书辨伪时就曾讲到：“前清光绪末年，在河南殷墟发现很多甲骨，其上刻有文字。那都是孔子以前的东西，孔子所不曾见过的。本来极为宝贵。不过发现以后，二十年来至如今，琉璃厂的假甲骨就很多。因为从前不贵，现在很贵，小者数元，大者数十元，自然有人伪造牟利了。”汉川徐英（澄宇）著《甲骨文字理惑》一书，条列二十二事指斥甲骨之伪，并从字形上一一辩驳孙、罗二家“射覆”（猜谜）式的考释。可见当时甲骨文字造伪和胡乱解释的现象确实存在，因而不信甲骨者非止章氏一人。这样看来，与其说章氏不信甲骨，毋宁说章氏不信“假的甲骨”。如果能够排除作假的因素，不但黄侃相信，太炎先生也是相信的。这从他相信《三体石经》和《陈仓石鼓》就可以得到证明。而且他说：“然则吉金著录，宁皆雁器？而情伪相杂，不可审知。必令数器相雠，文皆同体，斯隺然无疑耳。”“曩令发玉牒于泰岱，探翮翼于泗渊，万人贞观，不容作伪者，以补七十二家之微文，备铸器象物之遗法，庶亦可矣。若乃奉矫诬之器，信荒忽之文，以与召陵正书相角，斯于六书之学，未有云补。”[5]可见章太炎不是跟新材料过不去，而是跟假材料过不去。这不是保守、顽固不化，而是认真严谨、宁缺毋滥。事实上，随着古文字辨伪工作的逐步完善，章氏对古文字资料的态度也有所改变，这从他并不反对黄侃学习和研究金甲石刻文字就可以看出。而且太炎先生过生日时还接受了黄侃送给他的一份特殊礼物——罗振玉著的《殷墟书契前编》，并常把此书放在床头翻阅。后来在他答复金祖同关于甲骨文字的第四封信中，口气就变得委婉了：“龟甲且勿论真伪。即是真物，所著占繇，不过晴雨弋获诸琐事，何足以补商史？”这就不是信不信的问题，而是重要不重要的问题了。
在重要不重要的问题上，章黄是有自己的传统思想的。他们要传国学之正统，那就是内容完整的文献体系，文字也不例外。在他们眼里，偶然发现的来路不明的古文字材料自然没有正统的文献材料重要，所以他对金祖同说：“研究文字之学，《说文》其总龟也。今舍此外求，而信真伪莫辨之物，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得无诬乎？为学宜趋正轨，若标新立异以自文饰，终于无成，将以自误也。”⑥很明显，他认为《说文》是“本”是“正轨”，古文字资料属“末”，只能作补充。特别是“单文间见，宜所简汰，无取诡效殊文，用相诳耀。”[5]章黄治学确实反对以甲骨文为正宗，但这种学术观点并不完全是出于意气之争，而是在坚持着一种强烈而又固执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的理念重视根底和师承，反对治学一味趋新猎奇，鄙视一心只想在局部问题上突破先贤，而忽略甚至放弃继承千百年来社会公认的最为重要的经史学问。章黄奉《说文》为文字正宗，并不等于墨守而不容批评，事实上章黄自己就纠正过不少《说文》的疏漏，如黄侃认为“句”不当立为部首，而“蜀”则应该立为部首。可见章黄看重《说文》的地位是着眼于总体而言的。从两千年来《说文解字》的权威性看，从传世文献的历史积淀看，从文化体系的完整性看，章黄重视“正统”的学术思想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当然，随着出土资料的增多，文物文字也具有了越来越丰富的内容和逐步完整的文化体系，因而现代的文物文字的价值正在提升，但这已经不属于章黄评断的范围了。
（二）
方法上以关系论为主导
赵诚先生在《传统语文学向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兼论黄侃的学术贡献》[6]一文中说：“传统语文学在思维形式上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认为任何事物的价值只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就语言现象而言，任何一个字词句的形音义所具有的或表现出来的价值，只存在于该字词句之中。其研究方法也就注重于就某字论某字，就某词论某词，就某音论某音，就某义论某义。”又说：“现代语言学在思维形式上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即认为任何事物的价值不仅存在于事物本身，还存在于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之中。就语言现象而言，任何一个字词句所具有的或表现出来的价值，不仅存在于该字词句本身，还存在于和其他的字词句所形成的关系之中。就形音义而言也如此。有时候，某些价值在关系中就存在，离开了那种关系就因之而减弱甚至消失。所以，在这种思维形式的支配下，产生了另一种研究方法，即不仅研究某一语言现象本身，还研究某一语言现象与其他有关的语言现象之间的关系。”他把前一种研究方法称为“本体论”，把后一种研究方法叫做“关系论”，并认为黄侃先生在研究古本韵和古本纽的时候就是运用关系论方法来证明的。
我们认可赵诚先生“关系论”的说法，用以检验章黄的文字学研究，发现其中也是以关系论为主导的。分析章黄的文字学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归纳为三大关系网。
1.
文字本身的属性关系
一个字具有形、音、义三项基本属性，这是从《说文解字》就明确了的，清儒已经认识到形、音、义三者的内在联系，提出过“形、音、义互相求”的研究方法。章黄继承了前人的这一方法，既能从本体上辨析和确定每个字的形、音、义属性，又注重从形义关系和音义关系上对字的形、音、义属性作综合考察。例如太炎先生说：“凡治小学，非专辨章形体，要于推寻故言，得其经脉，不明音韵，不知一字数义所由出。”[5]黄侃先生在《与人论治小学书》中也说：“务令九千余文之形体、声音明了，再取段注读之，以求本义、引申义之所由来。”又说：“注《说文》者多人，要而论之，可师者，以数君为最。提其精义，无过数言：一曰，不通今音，不知古音分合之故；二曰，不通古音，不知声义同依之理；三曰，不解形体、声音，不知本字、通假字、本义、引申义之别。三者既明，博观则有所归宿，精论则有所凭依。”[7]可见他们都主张将一个字的形、音（包括多音）、义（全部义项）联系起来研究，特别重视本字、本义的考求。这样每个字从本字本义出发，联系变音和引申义，就形成一个独立的小系统。
2.
同功能字的表达关系
语言中同一个词或同一个义有时可以用不同的字形来表达，前人注意到这种现象，采用了各种术语来加以描写。黄侃先生在前人的基础上写有专文《说文略说·论字体之分类》，将同功能的异形字分为“正、同、通、借、讹、变、后、别”八类，并分别作了界定或说明：
（1）正。今所谓正，并以《说文》正文为主。
（2）同。今《说文》所载重文皆此也。
（3）通。和、龢、盉各有本义，而皆可通用和；勰、协、恊各有本义，而皆可通用协。此出于转注。
（4）借。难易之字不作戁，而作难；厚薄之字不作洦，而作薄。此出于假借。
（5）讹。《说文》所举長、斗、虫、苟四字是。后世则如婿作聓、荅作答是。
（6）变。《说文》所举篆籀省改诸文是。后世则如为潮，莜为蓧是。
（7）后。《说文》牺下云：贾侍中说，此非古。后世则如从弟有悌，从赴有讣是。
（8）别。《说文》所举今字、俗字，后世则如祝作呪，玱作锵是。
这八类实际上又可以进一步归纳为两大类：
（1）同词异形关系（正——同/讹、变、别），相当于王宁先生所分的异构字和异写字。
（2）异词异形关系（通、借、后），相当于王宁先生所说的同源通用字和同音借用字。
黄侃先生的《字正初编》是专门沟通这些关系的，在批注《说文》及其他字书和文献中的被释字时，也一一列出相关字形而加以说明。
3.
同源字的派生关系
文字的由少到多，是与语言的发展演变密切相关的。字形之间除了上述同功能的表达关系外，还有因语词的音义变化而引起字形变化的同源派生关系。黄侃先生在《声韵略说》中说：“声义同条之理，清儒多能明之，而未有应用以完全解说造字之理者，侃以愚陋，盖尝陈说于我本师。本师采焉以造《文始》，于是转注假借之义大明，令诸夏文字，少则九千，多或数万，皆可绳穿条贯。”章太炎先生的《文始》以“初文、准初文”为根，按“孳乳”和“变异”两大规律将音义相关的字词系联成字族；黄侃的《说文同文》、《字通》也是把有关的字词系联在一起。章黄所说的“孳乳”是指词语的音义发生变化从而推动字形产生分化的情况，分化前和分化后的字反映的是同源词关系；而“变易”是指文字形体本身发生变化，变化前和变化后的字仍然“音义相雠”，也就是属于同一个词，字形增加了，记录的词仍然是一个，那就是具有异体性质的同源字关系。章黄主观上想把同源词和同源字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现象区分清楚，但在实际系联中常常混淆，而且跟上述同功能字也有纠葛，所以遭到后人非难。真正把字和词区别开来，并把各种字词关系描写清楚的，是继承和发展了章黄学说的王宁先生。但章黄的开创之功不可磨灭，他们对“关系论”方法的自觉运用，大大增强了文字学和词源学研究的系统性。正如陆宗达、王宁先生在《浅论传统字源学》中所指出的：“《文始》从理论上提出了音转义通的规律，确定了孳乳、变易的条例，在实践上突破了两两系源的简单作法，进入了由一个起点出发、多方联系、归纳字族的系统作法，把字源研究推向新的高度。”[8]
（三）
目标上以语言学为归宿
本文虽然讲的是章黄的文字学研究，但实际上文字学在章黄眼里并不是独立的。他们把文字当作语言单位的代号，目的是要通过文字来研究语言。例如上面归纳的三个关系网，表面上没有离开“字”，而实际上都是以语言为归宿的。求本字本义，建立一个字的形、音、义系统，目的在于从本义出发，经过引申归纳，更好地掌握个体词语的意义系统。沟通同功能字，目的在于确定字词关系，帮助文献阅读中的语义理解。探求语根，系联同源词，当然更是语言学的事情了。可见纯文字学的研究，也就是单纯形义关系的研究、以“字形”为中心或以“构形系统”的建立为目标的研究，在章黄那里还不多。他们的研究中心是意义、是语言，即使对《说文解字》的研究也是如此。所以王宁先生在《论章太炎、黄季刚的〈说文〉学》中正确地指出：“章黄的《说文》学不只是文字之学，更重要的是语言学。”[9][p337]
黄侃先生说：“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虽字不能遍识，义不能遍晓，亦得谓之学。不得其理与法，虽字书罗胸，亦不得名学。”[10][p2]章黄一方面继承乾嘉诸老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另一方面又受到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影响，⑥能从现代语言理论的高度，结合方言中活的语言材料，深入探求语音和语义的变化规律，初步建立起音韵学体系、词义（训诂）学体系和语源学体系，既有“理”又得“法”，从而把依附于经学的传统“小学”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文字学”，确实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巨大成就。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说文》和文献文字，正是章黄学术思想的反映。章黄在泛泛地谈“小学”或“语言文字学”时，往往“文字、音韵、训诂”或“形、音、义”并举，但一到研究实践中，“文字”就代表了语言的一个单位，表面上在讲“字”，实际上指的是“词”。所以比起文字学来，章黄在音韵学和训诂语义学方面的成就要大得多。语言的实质是音和义，可以不受文字的束缚；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研究文字只是求音义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章黄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把研究的重心放在语言的音义上。章黄的这种认识在许多地方都表述过，例如《文始·叙例》说：“文字者，词言之符。”《国故论衡》说：“字之未造，语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语言，各循其声。”《国学讲演录·小学略说》云：“盖文字之赖以传者全在于形，论其根本，实先有义，后有声，然后有形，缘吾人先有意想，后有语言，最后乃有笔画也（文字为语言代表，语言为意想代表）。故不求声义而专讲字形，以资篆刻则可，谓通小学则不可。三者兼明，庶得谓之通小学耳。”《理惑论》指出：“夫治小学者，在乎比次声音，推迹故训，以得语言之本；不在信好异文，广征形体。”《小学略说》：“凡治小学，非专辨章形体，要于推寻故言，得其经脉，不明音韵，不知一字数义所由生。”《自述学术次第》则云：“余治小学，不欲为王菉友辈，滞于形体，将流为字学举隅之陋也。”
章黄的这些说法既有学理上的认识问题，也带有个人的爱好取向，无法用“是非”来简单评判。不过，既然叫“语言文字学”，那“文字”跟“语言”就是并列的，“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也是一个独立的客体，因而也是可以进行独立研究的。章黄在文字学方面虽然也有上述不少的成果，而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可以跟词汇学、语音学、语法学等相并列的理论文字学研究却留给了后人。学术本来就是“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是要在不断继承和不断发展中前进的。我们欣喜地发现，章黄之后又有“陆王”，同样的师生情谊，同样的学术精英，同样的历史使命感，章黄的《说文》之学、词义之学和语源之学都在陆宗达先生和王宁先生手里得到了发扬光大，近年来王宁先生又开创了文字构形之学，从而弥补了章黄留下的遗憾，使得传统的语言文字学更加完善。
原载《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2期
（本文据作者原稿推送，引用请参考原刊）
编辑丨王赫岗
审核丨刘伟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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