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丨张峰：张政烺的学术道路与治史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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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学术的进步离不开前辈学者的引领和不懈探索，为纪念语言文字领域的前贤名家，微刊特开辟“纪念”专栏，发布有关学述评价文章，回顾前辈学者的治学历程、教育人生，供青年学者学习参考。
2022年，是张政烺先生诞辰110周年，现转发张峰先生的旧文《张政烺的学术道路与治史风格》，纪念这位贯通古史与古文字研究的先贤大家。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张政烺的学术道路与治史风格
张峰
原载《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2期
张政烺先生（1912-2005）
内容提要：张政烺是我国现当代著名的史学家。他在中国古代史、古文字学等众多学术领域均有重要创获。他的考证文章，尤其是在古文字方面所做的考释与训诂，看似研究一些具体的小问题，实则能够以小见大，寓含着探索中国古代社会历史面貌的用意。新中国成立后，他自觉接受唯物史观，自觉地将理论指导、历史考证与社会发展进程相结合，从而推动其历史研究达到新的境界。张氏毕生治学精益求精，不断探索学术的未知领域，始终把创新作为学术研究的灵魂与目标，而对后学的提携则不遗余力。他的学术业绩与治史精神，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遗产。
关键词：张政烺 学术道路 唯物史观指导 探索创新精神
张政烺（1912-2005）是我国现当代著名的史学家。他在中国古代史、古文字学、考古学、古典文献学、版本目录学、通俗小说史等多个学术领域均有重要创获。中华书局相继出版的《张政烺文史论集》、《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张政烺批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张政烺文集》等论著，是其一生治学的精华所在，反映了他20世纪30—90年代的著述成就，集中体现了他治学领域之广阔、见解之深刻、成就之巨大。对于这样一位卓有成就的史学家，学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对其学术成就予以评价，1但探讨的广度、深度似与这位学术名家的地位尚不相称。尤其是对其取得巨大史学成就的深层次原因、治史之道路、学术之创造，以及由此形成的治史风格等相关问题探讨不多,有继续深入研究之必要。
一
青年时代的张政烺，即突出地显示出他具有从事史学研究的良好素质：天资聪慧，经史基础扎实宽厚，过人的勤奋和进取精神。然而，他何以30岁刚出头就在学术界获得声誉，则应归功于良好的学术环境。他在北大求学的四年和其后在史语所工作的十年，都是他成长的关键时期，剖析他在这两段时间所受到的培养、陶铸，不但对于认识其治史道路、学术风格至关重要，同时对于进一步了解20世纪30至40年代史学界的风貌大有裨益。
当1932年张政烺跨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大门的时候，这里迎接他的是堪称在当时中国高等学校历史专业中最为佳良的学习环境。人们熟知，与张政烺在史学系同届或上下届同学中，除了他本人以外，还有如杨向奎、胡厚宣、邓广铭、全汉昇、何兹全、王毓铨、高去寻、杨志玖、王崇武、傅乐焕等，后来都成为海内外知名的学者。当时的北大，当之无愧是“历史学家的摇篮”。张政烺在此求学期间，名师云集，他们各人都学养深厚，成就卓著，同时治学观念和方法又各具特色，呈现出不同学派的色彩。因而这批学生既受到中国素称发达的历史考证学的良好训练，同时又时时密切接触国内学术的前沿，不断拓宽学术视野。而且因为置身于不同史学流派的交流和碰撞中，这批学生受到了更深层次的教育和启迪。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在这里担任名誉教授（当时称为“讲师”），而实际上主持全系工作，2因此他在史语所贯彻的一套治史旨趣和方法，对学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教授队伍中还有胡适、陈垣、顾颉刚、陶希圣、钱穆、马衡、唐兰、孟森、李济等，他们都各有专长，而且形成各具特色的风格。根据何兹全的回忆，这些教授的治学风格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学派：一个是以乾嘉为主导的学派，以钱穆、孟森、蒙文通等为代表；一个是兼具乾嘉与西方新史学的学派，以胡适、傅斯年等为代表；一个是以乾嘉加点辩证唯物论的学派，以陶希圣为代表。3张政烺在北大学习四年时间，时刻得到这些名师的教育和熏陶，获得多方面的启示，当然学问大进。
再者，当时在读的学生们学识优异，英姿勃发，他们在老师培养下，处于北大“兼容并包”的学术风气中，得到自由发展，表现出难能可贵的进取精神和创造活力。张政烺和同学们自己成立学社，自己创办学术刊物，并在刊物上发表文章。1932年，他与胡厚宣、杨向奎、孙以悌、王树民、高去寻等友朋成立了一个读书团体，名曰“潜社”4。该社创办《史学论丛》，并聘请胡适、马衡、孟森、钱穆、顾颉刚、唐兰、蒙文通、陈受颐、傅斯年、徐中舒、董作宾等著名学者担任导师。5张氏不仅邀请“潜社”导师为刊物撰稿，而且凭其学术积累，撰成《猎碣考释初稿》6与《“平陵陈㝵立事岁”陶考证》两篇功底扎实的考证之作。前文主要对石鼓文的文字进行考释；后文则“开拓了用陶文结合铜器铭文来考证历史的途径”，在当时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7著名石鼓文研究专家徐宝贵评价说：“《猎碣考释初稿》在当今的石鼓文研究中仍然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对学术界的影响仍然是很大的，凡是治石鼓文者和治古文字者都应该认真地学习和参考。”8由此可见，张氏在大学时期撰著的学术论文，已具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重要价值。
张政烺在学期间，便与郭沫若、胡适、傅斯年等名家有了初步的学术交往。《猎碣考释初稿》一文刊出后，郭沫若“曾致函讨论”9。嗣后，张氏写成《“平陵陈㝵立事岁”陶考证》，就子禾子釜、陈骍壶的年代问题，对郭氏的观点提出商榷。郭沫若阅后称赞道：
子禾子釜、陈骍壶年代之推考，确较余说为胜。陈㝵之为惠子得尤属创获，可贺之至。子禾子之称与壶铭子陈骍相同，疑釜乃禾子父庄子未卒时器，若然，则壶之王五年盖是周定王五年，于时惠子自尚在，尊说确不可易，快慰之至。10
张政烺的学识还曾引起胡适的重视。胡适在北大讲授文学史课程，无暇考证《封神演义》的作者问题。课下张政烺从文学系学生李光璧处得知后，仅用一天时间便考证出《封神演义》的作者为陆西星。此文呈于胡适后，深得赞赏。胡适在回复张政烺的信中尤其强调：“现在得你的考证，此书的作者是陆长庚，大概很可信了。”11后来张氏此文与胡适回信一同刊登在1936年7月12日《独立评论》209号,在当时学界传为美谈。在大学时期能与学界名流书信往返、交流切磋，说明张政烺已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并受到史学名家的青睐。
张政烺在学术上的出色成绩，也博得了傅斯年的赏识。有一次傅斯年需要查找金文中的某一材料而无暇寻觅，直接找张政烺去查，足见他对张政烺的学术功底相当熟悉。12职是之故，张政烺之毕业论文“汤盘孔鼎真伪考”亦由傅斯年指导。13傅斯年在北大兼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史语所选拔优秀的人才。钱穆曾言：“凡北大历史系毕业成绩较优者，彼必网罗以去。”14由于张政烺考证功力深厚，博闻强识，又善于将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相互印证，遂在未出校门之前，便与邓广铭、傅乐焕、王崇武共同被冠以北大史学系“四大金刚”之雅号，15而声望甚高的傅斯年更是称之为“小王国维”16。北大毕业后，张政烺遂以出类拔萃的成绩，被傅斯年聘至由他主持的史语所工作。
张政烺在史语所一共工作了十年，这是他学术上成长非常重要的时期。
当时，史语所因殷墟发掘、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整理等学术活动而闻名海内外，实为全国史学研究之重要阵地。史语所丰富的文献资料与考古材料、先进的治史理念与方法、众多新历史考证学名家的汇聚，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严谨、求实学风，为张政烺的学术成长提供了极为有益的滋养，对其以后的治学思想与方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在文献学方面奠定了宽广厚重的基础。初进史语所，张政烺担任图书管理员。这一职务看似很不起眼，实际上对其学识的积累起到重大的作用。所长傅斯年对本所图书室的建设特别重视，甚至每购置一本书都要亲自过问。因为“他认为管理这些东西，不仅是长于管理'技术'方面而已，至少要对版本学、目录学、年代学以及校雠学等有丰富的知识”17，所以安排张政烺担当此职，既是对他学术功底深厚的赞赏，也是对他的倚重。18张政烺为了对史语所所藏12万余册中文图书做到深入、系统的了解和掌握，于是博览苦读，“从历史典籍、各家文集、笔记、天文历算、农业、气象、方志到古代戏曲、小说、俗文学等，从传统小学到甲骨、金文、碑刻、陶文、玺印、封泥、古文字、古器物图录及各家论著等等，无所不读……重点图书的内容几乎能背诵出来”19。这一勤苦读书的机会，使他涉足众多学术领域，为其以后融会贯通地研究古史奠定了更雄厚的基础。受益于这一学术训练，张政烺在史语所任职内和新中国成立后所撰写的一系列考证之作，大都贯通经史子集，将各类文献参核互勘研究，又能深入发掘出土文献的真实材料，探赜索隐，从而得出学术研究的新见解。
其次，在治史旨趣和方法上深受启迪。进入史语所，张政烺对史语所的工作旨趣与傅斯年所倡导的治史主张、方法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与领悟。傅氏在20世纪20年代曾留学英、德两国，研习心理学、统计学、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同时博览西方历史、语言、考古等人文科学。回国后，他决心运用西方自然科学方法研治中国历史，于1928年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成为史语所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学术宗旨。傅氏强调：“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如是伸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20正是这一学术主张，深深影响了张政烺此一时期的治史观念和方法，他在回忆文章中曾讲出自己的深刻体会：
我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深刻体会到博与精的结合、旧文献与新史料的结合，是新时代治史者成长的最佳途径。只有这样前进才能接近傅先生提出的扩张史料来源、研究新问题的主张。这一时期我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和《六同别录》上的文章，如《〈说文〉燕召公〈史篇〉名丑解》、《“奭”字说》、《六书古义》、《邵王之諻鼎及簋铭考证》、《讲史与咏史诗》、《〈问答录〉与〈说参请〉》、《一枝花话》等，都是在这样的治史思想影响下写成的。21
张政烺受傅斯年治学的深远影响，从其帮助傅氏抄写《性命古训辨证》书稿所引发的思想上的震动，表现得尤为突出。抗战初年，张政烺因负责运送史语所图书入川，曾在宜昌中转换船停留两月。在这期间，他曾主动要求为傅斯年抄写《性命古训辨证》。后来傅氏在此书序言中感激地说道：“张苑峰先生（政烺）送古籍入川，慨然愿为我抄之，携稿西行，在停宜昌屡睹空袭中为我抄成，至可感矣。”由于张政烺在抄写时一并核对文中金文史料，又为之增补新材料，所以傅斯年在重庆见到此书后，“深感苑峰贶我之深”22。傅氏将这些增补的新材料融入文中，增强了结论的科学性。例如，他运用归纳考证，指出周代钟鼎彝器款识中“生”字在人名中较为常见且属于下一字时，征引张政烺所作考证：“张苑峰曰：《西清古鉴》八四•三，生辨尊'佳王南征，在序，王令生辨事厥公宗小子。生锡金。'疑生字上有笔画缺落因而脱摹，不能据以为生字可用作人名之一字也。”23与此同时，张政烺因受傅斯年观点的启发，撰成《试从“感生”、“受命”说到“性”、“命”之原始义》，论证了“‘姓'、‘命'意义之重大，实为后来‘性命'说之渊源”，实为傅斯年的论点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24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广收新史料，结合文献研究思想史的实践深深启迪了张政烺此后的学术研究。他说：“在此种治学思想方法的激励下，我的治史道路更为宽广了，深挖甲骨文、金文及其他形式的出土文献隐含的真实史料，与传世文献相互发明，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面貌，成为我研究上古史始终遵循的一条原则。”25
再次，在树立严谨学风方面受到进一步的训练。史语所在傅斯年的领导下，希望把历史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26，所以极为重视考证方法的严密与学风的严谨。在当时，史语所不仅有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董作宾、岑仲勉、劳榦、陈槃、郭宝钧等专任研究员，而且有汤用彤、韩儒林等兼职研究员，还有胡适、陈垣、顾颉刚、马衡、徐炳昶、陈受颐、徐中舒、赵万里等通信研究员，囊括了众多新历史考证学名家。这些学者都以考证精良、论证严密、学风谨严，名闻学林。张政烺身处这种学术氛围之中，在树立严谨学风方面自然受到严格训练。
历经北大与史语所两个阶段的陶铸，张政烺在研治古史上已经成绩斐然，刚过而立之年，即在同辈人中脱颖而出，受到学界的重视。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与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一致称许他“于古学尤为精湛”27。抗战刚胜利，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延揽人才，张氏即成为两校争相聘用的对象。他被破格聘为北大教授，同时在清华大学兼授文字学课程。史语所迁台后，傅斯年为建设台湾大学，还曾点名要他到台大任教。28以后，张政烺在学术上辛勤耕耘，成为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在甲骨文金文考释、简帛学研究、易学研究等领域均获得了重要的建树，正是他前期学术道路的发展。
二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坛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新历史考证学蔚成风气。乾嘉考史名家的出色成就和精良方法的影响，世纪之初大批新史料出现的刺激，西方学者的进化史观、审查史料方法、重视考古材料的观念、实证方法等新学理的传入，共同构成新历史考证学兴起的条件；陈寅恪、陈垣、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都是这一史学流派的知名学者。张政烺和其同辈的青年学人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由于时代学术风气的浸染和师承的传授，这批青年学者都以熟悉文献、擅长考证和功力深厚为共同特色。而共性之中又有个性。张政烺的治史特色，就是他本人所概括的，自觉地把对具体历史问题的考证与“探索中国古代社会历史面貌”的目标结合起来。他在另一个场合又讲过：“研究具体问题、比较小的问题，这样做可以做得深一些，好一些，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加以研究解决，集少成多，积小成大，以求对历史的某个方面和大的历史事件有所说明。”29这同样揭示出了他从事考证的旨趣乃在于认识历史进程的某一方面和大的历史事件。此项正是张政烺治史主要特色所在，也是他的学术成就受到广泛推崇的深刻原因。
张政烺始终重视通过古文字的考释来说明古史问题，努力在古文字学与古史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史语所藏有的拓片中有一鼎文和二簋文，其内容各有七字，且前四字均为“邵王之諻”。张政烺通过大量金文记载与《左传》、《史记》、《说文》、《方言》、《尔雅》等文献记载的互证，运用归纳考证与比较考证的方法，考出“邵王之諻”的邵王为楚昭王，“諻”与“媓”同义，据《方言•六》记载：“南楚瀑洭之间母谓之媓”；《广雅•释亲》又谓：“媓，母也。”故他指出，“邵王之諻即为楚昭王之母。此鼎、簋何以昭王之名为主？此器又是何人所做？为何关于其事迹却未有着笔？由此又引申出新的问题，即《公羊传》、《春秋繁露》、《越绝书》等文献所记的吴人妻楚昭王之母。经张政烺细致考察，发现昭王之母为秦女，名伯嬴。吴人入楚郢都，昭王出逃，吴王阖闾尽娶昭王后宫，唯伯嬴持刀以死相威胁，并以义理拒绝吴王，得以自保。待到秦人救援，楚昭王才得以复国。古代女子有三从，其中之一便是“夫死从子”，所以制器亦不嫌以子名为主名。又据《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和《史记•楚世家》记载，昭王之母在昭王卒时，年龄不过五十余岁，“昭王”之号无论为生称还是死谥，“此一鼎二簋其为楚昭王之母所作器可无疑矣”30。张政烺通过严密考证，不仅钩沉出昭王之母的事迹，揭示了淹没数千年的史实，而且意识到“吴楚之间无数可歌可泣之事无不由楚平王自娶其为太子建迎娶之秦女伯嬴启之，此影响竟至于国之兴亡盛衰”31。他根据一鼎二簋文字内容的记载，把各类文献相互贯通，考证深入，寓含着“探索中国社会的历史面貌”的用意，其治史路数和见识确实超过传统考证学者。
张氏将这一研究旨趣付诸学术实践，在许多重要历史问题的研究上提出了新鲜见解。《〈说文〉燕召公〈史篇〉名丑解》一文考证《史篇》记载燕召公名为丑有误，召公丑当为召公寿，因为召公寿在《论衡》、《风俗通》等文献中都曾出现，者减钟铭文中亦有记载；由于丑、寿二字同声，且古文假为“丑”，易将召公寿误为召公丑，故召公之名仍为奭，而非丑。《〈说文解字序〉引〈尉律〉解》考释了刘歆为托古改制之需，曾改《尉律》之“九章”为“九千字”，“六曹”为“六体”，而班固《汉书•艺文志》和许慎《说文解字序》祖述刘歆《七略》说法，不察《尉律》，以致造成“学者安其所习，终以自蔽，虽有《尉律》，盖莫达其说久矣”的局面。《六书古义》一文则指出《流沙坠简》中记载的“六甲”为“汉代学童学书之《六甲》”，《周官》之“六书”实际上为《六甲》，也即是六旬的干支名称。每旬首日的天干为甲，学习所用的课本以每甲为一篇，故有《周官》“六书”之名；而刘歆为托古改制，抽换《周官》中《六甲》之实而冠以“六书”之名，目的是要抬高小学课程的地位。这些研究表明，张政烺希冀打通各类文献与实物资料记载，剔除古文字在演变过程中被人为赋予的外在含义，以起到正本清源、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以后，甲骨、青铜器与简帛等新的考古材料相继发现，使张政烺更加焕发其学术研究的活力。依靠新史料的发现，他撰写了不少关于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释读与考证之作，藉此研究中国的古史问题。他发表的有关甲骨文考证与释读的文章主要有《释“它示”一一论卜辞中没有蚕神》、《殷契“田”解》、《释甲骨文“尊田”及“土田”》、《帚好略说》、《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等；有关青铜器铭文研究的文章主要有《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银鸟虫书铜壶》、《利簋释文》、《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王臣簋释文》、《矢王簋盖跋——评王国维〈古诸侯称王说〉》、《“十又二公”及其相关问题》、《武王克殷之年》等；有关简帛研究的文章主要有《〈春秋事语〉解题》、《秦律“葆子”释义》、《秦律“集人”音义》、《帛书〈六十四卦〉跋》等。这些著述虽然涉及众多学术门类，但大多具有以实证研究为基础，注重从纵深角度解决历史问题的特征。举例而言，《矢王簋盖跋——评王国维〈古诸侯称王说〉》是他通过释读新出土铜器铭文进而探索古代民族关系与政治制度史的成功之作。1974年陕西宝鸡出土了夨王簋盖等青铜器，其铭文为：“夨王作奠（鄭）姜尊簋，子子孙孙其万年永宝用。”“奠”字在铜器铭文中较为常见，此处作地名、氏名“鄭”。因为典籍中不见鄭为姜姓的记载，所以张政烺认为：“奠姜不是鄭之姜女，而是姜姓女子之嫁于鄭者。姜姓之女嫁于鄭而称鄭姜，这样称呼起源甚古，在西周、春秋时极为习惯。”他通过对“蔡姞簋”、“虢姜簋”、“晋姜鼎”等铭文的归纳考证，又参以郭沫若之说，得出蔡姞之称为姞姓之女嫁于蔡国、虢姜与晋姜之称为姜姓之女嫁于虢国与晋国，而鄭姜之称与此同类。那么夨王与姜是何关系？他进一步对大量铜器铭文进行归纳考证，得出“（这些铜器）铭文皆是媵器，即陪嫁之物，作器者大抵是出嫁女子之父兄，即家长，其出嫁女子皆用本姓而冠以所适国或氏名”的结论。由是可知，夨王簋盖为夨王所作以媵夨女适于郑国，故“矢王姓姜当无问题”。由于夨为诸侯而称王，所以王国维在《散氏盘考释》中认为“宗周中叶，边裔大国往往称王”。之后，王氏在此基础上撰成颇具理论高度的《古诸侯称王说》。这样就由“边裔大国往往称王”的特殊性结论演绎成了“古诸侯称王”的普遍性结论。由于王国维学术影响大，以致此种观点在史学界曾一度流行。张政烺对金文中记载诸王一一考释，指出古代民族关系较为复杂，各民族与周王朝关系也较为复杂，以夨国为例可以看出：“当周人压力大时则降称伯，及周人势力向东方转移，旧的思想不忘复辟，则又称王。”如果按照王国维“古时天泽之分未严，诸侯在其国自有称王之俗，即徐楚吴（楚）〔越〕之称王者亦沿周初旧习，不得尽以僭窃目之”的学说来看待周初古诸侯称王问题，似有不妥。所以张政烺尤为强调：“周时称王者皆异姓之国，处边远之地，其与周之关系若即若离，时亲时叛，而非周室封建之诸侯。”32对王国维结论的不当之处起到了辨正的作用。
大凡张政烺的考证之作，常把古文字学与古史研究融为一体，古文字考释是手段，为的是解决古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正如他所说：“我致力于以古文字学的理论和方法考释甲骨文、金文、陶文（包括砖瓦文）、简帛、石刻与玺印文字，辅之以各类古代字书，追求中国文字的形、音、义发展演变的真迹，为的是解决一些历史上的问题。”33所以他的史学研究，并非局限于字词的考释，而是通过对微观历史问题的研究以期达到对宏观历史的深层次认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上述张政烺在青年时期确立的治史宗旨，使他很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新中国成立后，张氏学习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深有体会，在治史中能够自觉地将理论指导、历史考证与社会发展进程相结合，从而推动其历史研究达到了新的境界。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氏便与郭沫若有着学术上的交往，40年代，他又受到郭沫若关于古代社会研究的影响，对先秦社会经济到政治下了不少功夫。34尤其是，他在1936年托好友傅乐焕从来薰阁购得郭著《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倾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精研此书。35201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三厚册《张政烺批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为我们展示了张氏一生研究此书的心得体会与真知灼见，可以看作是他在金文研究领域与郭沫若的交流与对话。张政烺对郭沫若的金文研究推崇备至，在多篇文献中均征引郭说，并认为郭氏之“从事金文研究比起新旧专家都高一筹”。他敏锐地指出，郭沫若之所以能够取得研究金文的重大成就，主要原因在于“学习马列主义，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36。再者，“新历史考证学家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以联系的观点分析史实、以’通识’眼光考辨史料的方法，都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方法相沟通”37，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张政烺很容易便接受了唯物史观。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一系列运用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考证名作，旨在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问题。
20世纪50年代初期，对古史分期的讨论成为当时史学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张政烺因学习了唯物史观，也积极参与讨论。他对中国古史分期的看法，体现了他努力将经典作家的见解与中国历史发展特点自觉结合加以研究的尝试。经典作家指出：“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38张政烺正是根据这一论述，通过对甲骨文中反映商代生产关系状况之材料的考察，从而探索商代社会的性质。1951年，他发表了运用唯物史观指导进行理论探索的初步成果《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此文一方面承袭了他由具体考证探讨中国古代历史面貌的作文风格，另一方面又具有以实证研究为基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商周社会结构问题的特点。在当时的学界，一些研究中国古代早期社会形态的学者根据恩格斯的说法，认为国家建立后地域组织代替了血缘组织，而对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社会残留的事实注意不够。张氏则根据恩格斯的说法及古代世界上其他民族历史演进的路径，强调古代中国从氏族社会演进到政治的社会、建立国家组织，其间经历了十进制氏族组织的过渡期。他通过对甲骨文材料与《诗》、《书》等先秦文献中关于“百人”、“三百”、“八百”、“九百”、“千人”、“三千”、“五千”、“八千”、“万人”以及“三族”或“五族”出征史料的一一搜求胪列，指出在商和西周的“氏族组织和军队编制中亦有一种百人团体和千人团体存在”。在文中，他进一步指出甲骨文中的“众”字既是当时军队的来源，也是直接的生产者，他们被编制在百人或千人的团体中，春夏秋三季从事农业劳动，冬季习武，所以在农业生产上也和军事编制中一样存在着十进制的氏族组织。39几十年过去，有关商周社会的研究成果更有大量发表，而张政烺论文中关于商周时期仍然存在氏族组织、国家尚处于它的早期形态的论点，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显出其重要价值。因而现在研究上古时期社会组织、生产组织和商代军事编制的学者无不征引此文。40
张政烺根据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解和对中国历史发展特点的思考，结合秦汉时期铜戈铭文及刑徒砖志等考古材料，还曾撰成《秦汉刑徒的考古资料》和《汉代的铁官徒》等文。他认为，秦汉时期仍有大量奴隶存在并从事生产劳动，因此秦汉时期依然为奴隶制社会，到东汉时期，“汉光武是大地主出身，看见了王莽失败的原因，意识到封建主义在适合生产力上的必要，即位之后就接二连三的释放奴隶。从此奴隶制度开始衰落，封建主义逐渐抬头，到魏晋时中国便步入了封建社会”41。显然，张政烺是主张魏晋之际封建说的，在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界问题上提出了一家之言。尽管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的探讨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但就张政烺的研究来说，他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根据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特点，从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的实际出发而得出的认识，对于我们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是有所启迪的。
唯物史观的指导，使张政烺还极为重视从经济角度探讨殷代的农业生产形式。他对甲骨文中有关农业生产的卜辞大量搜集并集中考证，以求阐明古代农业生产的程序与方式。《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一文考释裒田为开荒、造新田之义；《甲骨文“肖”与“肖田”》一文将“肖田”考释为耕休田，以备耕种之义；又作《释甲骨文“尊田”及“土田”》一文，认为“尊田”是在开荒造出的土田上作田垄。将张氏此类考证文章联系起来考察，就可以看出他对甲骨卜辞所做的考释，并非仅为训释字义，而是要说清“殷代农业生产从开荒到治理耕田的过程”42。在这些考证文章的背后蕴涵了唯物史观的指导，故能对殷代农业生产形成有体系的见解。这种层层深入对殷代农业生产形式所做的考察，深化了人们对殷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认识，创造了通过考证去解决历史发展深层次问题的成功例证。
对商代生产关系与社会形态的探索，贯穿了张政烺学术研究的后半生。在他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还谈到要写一本《中国奴隶社会》43的著作，以及《古代中国的家族形态》44、《殷奴隶制国家的阶级结构》45等文章；直到晚年他仍然说：“这个问题我很有兴趣，也一直注意这个方面的进展，今后我还是想多听听各种意见，将我的看法写出来。”46可见张政烺对学习唯物史观，并用以指导其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所做的探索，具有高度自觉的意识。诚如林甘泉所言：“张先生是主张从史料的实证入手的，但他从不排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47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学者把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探讨斥之为“假问题”或“伪问题”，认为只有实证研究才是真学问，而张政烺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史取得的成就及其思想认识的飞跃，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运用唯物史观指导使历史考证学提升到新境界之重要作用，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仔细审视张政烺的为学，不难发现：他毕生治学精益求精，对学术的未知领域充满了探索与创新的精神，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以惊人的毅力开拓出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始终把创新作为学术研究的灵魂与目标。这种可贵的治学精神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是贯穿始终的，他对以下几个问题的探讨尤能显示这一治史风格。
一是，关于六书古义的不断考索。张政烺自称在大学时期即留意“六书”问题,至史语所时期仍不断对文献及考古资料的相关记载加以考察，但却迟迟未有著文，直到史语所迁至四川南溪县李庄时期才将这一认识加以系统化撰成《六书古义》。文章撰成后，他并未急于发表，而是拿去向史语所的劳榦、丁声树两位先生求教，在进一步获得教正后，方发表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一篇文章的撰著历经一二十年的探索，在学界是不多见的现象。所以他对“六书”古义的考证，以及对汉代小学教学内容的阐述，不仅受到考古学专家胡厚宣的肯定，而且“为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所印证”48。
二是，对甲骨文字“众”的持续探究。张政烺颇为重视对商代生产者身份的考察,他用三十余年的时间持续对甲骨文中的“众”作了探讨。在他看来，“众”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对其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所处社会关系等方面作深入考察，可以深化对当时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特征的认识。在《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一文中，他已经提出“众”既是商代的直接生产者又是兵源的看法，在随后撰写的《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一文中，又对“众”与“众人”的史料作了细致爬梳，指出众人兼有农夫与战士的双重身份，“被牢固地束缚在农业共同体，个人对土地没有所有权,车辇六畜可以随时征用，要服兵役徭役，征集调拨毫无限制，也就是说生命财产都操在奴隶主统治阶级的手里”49。尽管“众”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非常低下，但是他们并不等于奴隶。关于此点，他在《殷契“田”解》一文中对“众人”的概念作了进一步阐释：“‘众人'是族众，包括平民和家长制下的奴隶，是殷代的农业生产者，也是当兵打仗的人”50这种层层深入，对“众”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家族组织、阶级身份等问题的厘清，无疑为我们认识商代的社会性质提供了一把锁钥。
三是，关于满城汉墓出土错金银鸟虫书铜壶铭文的释读。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发掘，其间出土有两件精美的错金银鸟虫书铜壶。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卢兆萌同志把两件精美的错金银鸟虫书铜壶铭文的拓本送请张政烺考释、研究。张氏于1972年以“肖蕴”的笔名在《考古》杂志刊发了对铜壶铭文的释读文章，即《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银鸟虫书铜壶》。但他对铜壶铭文的考索并未因文章的发表而止步，1979年，他又在《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刊发了《满城汉墓出土错金银鸟虫书铜壶（甲）释文》，并说前文“不免有个别错误的地方，至于句读则更成问题”51，于是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盖钮的摆放位置对壶盖铭文的起止顺序和句读作了重新调整，同时对一些铭文又做了进一步的释解。
四是，关于武王克殷之年的考证。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了铜器利簋，张政烺根据其铭文撰成《利簋释文》。考释铭文的关键在于释解“岁鼎”二字之义，过去不少学者将“鼎”释为“贞卜”，而他认为“周武王面对强大敌人，只能决战，不容迟疑，当无再卜问鬼神的余地”，从而指出“岁”为岁星，“鼎”读为“丁”，有“当”之义，也即岁星正当其位的意思，这与《国语•周语下》“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所提供的天象依据正相吻合，是说“武王征商的时间和岁星的位置相合”，由此可知“‘岁鼎'是武王征商的条件和精神力量”52。之后，他又在此基础上撰成《武王克殷之年》，参以《史记》、《毛诗正义》、《国语•周语》、《逸周书》等古文献与利簋铭文记载，通过严密考证，在武王克殷之年问题上提出了新见解，认为定在公元前1070年最为合适。武王克殷之年是“中国古代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它关系到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年代问题”53。从1978年发表《利簋释文》到1992年《武王克殷之年》的脱稿，时隔14年，显然对这一重大历史问题张政烺是在不断探索之后得出重要见解。
学术探索的目的是要提出具有创新价值的见解，这正是张政烺学术研究的生命力所在。张氏的论著致力于辨疑解惑，许多长久以来积累的疑难问题，在他手里常常能够涣然冰释，其见解往往“别识心裁”，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例如，甲骨材料的大量发掘为商周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史料，尤其是王国维成功运用殷墟卜辞与文献记载考证取得巨大成就后，甲骨文的史料价值更是备受当时学人的重视。但是在运用甲骨文的过程中，有些字体因时代久远难以辨认或难释其义，从而又限制了对甲骨文材料的使用和对商周史研究的深入。较为突出的一例便是，甲骨文及殷周金文中有“”字，此字金文中尚不多见，而在甲骨文中则“数累千百”，如不能考释此字之义，大量的甲骨文材料均很难利用。为考释“史”字之义以推进商周史研究的深入，张政烺撰写了《“
”字说》54一文。此文由甲骨文、金文中常见之“
”字发端，训释为《说文》之“
”，而“
”的古音又同于《说文》之“
”字，音为“仇”，“仇”即“
”字后起形声字。由此又引出新问题，即“
”在甲骨文、金文中的数种用法。通过对甲骨文及金文中“史”字用法的归纳考证，又参以《诗毛氏传疏》、《尚书大传》、《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太平御览》等大量文献的记载，张氏得出“
”字如下三种用法：一是“用以区别妣某之同号者使不混淆”，是先妣之专称，读为“仇”而解释为“匹”，即妃匹之义；二是指“国之重臣与王为匹耦也”，如卜辞中黄尹亦称黄
，伊尹亦称为伊
，可以读为《诗•周南》中“君子好仇”之“仇”，亦可解释为“匹”；三是“古者士大夫既各与僚友为仇”，此处“仇”字有朋友之义。此文学术价值影响巨大，以致长期在学界备受关注。例如，1957年，胡厚宣撰写《说贵田》时就采纳了张政烺“
读为仇，有妃偶之意，其义同妣”的学术观点。551986年北京房山县考古发掘了两件有燕太保铭文的铜器，事关“西周初年周王册封燕侯的史实”，但同一墓出土的器物中尚有“燕侯舞戈”、“燕侯舞易”铭文的铜器，于是研究者在墓主人是燕太保还是燕侯舞这一重要问题上难以断定。“舞”字在铭文中的写法与“奭”字十分接近，都写成“一人挟二物于腋下”，只是舞字中挟物之人的下肢都有脚的形状，而奭字不见。然张政烺在《“
”字说》一文中提出的甲骨文中
字形体诡变，主要为所挟之物不同以及
有“国之重臣与王为匹耦”的观点，却为研究者“解决此墓中'燕侯舞'铜器与太保之器同出的原因，提供了一把钥匙”，也就是说“舞”与“奭”同，燕侯舞即燕召公奭，亦即铜器铭文中所说的“太保”56。直到2004年，裘锡圭仍然特别指出：“在关于这个字的各种说法中，张政烺的说法最为合理，应该是符合实际的。”57由此可见，经过严密而科学的考证方法得出的具有创新价值的见解，是有着旺盛的学术生命力的。58
张政烺学术创新的风范，还体现在他对古文字研究中所谓“奇字”的破解上。他因参与了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周易》的整理工作，因此接触了许多与《周易》相关的书籍。1978年底，在吉林大学召开的古文字学讨论会上，徐锡台作《周原出土甲骨文字》的报告，最后一节是“奇字问题”。与会学者对此兴趣浓厚，询问张政烺的看法，于是第二天会议组为张政烺安排了一次临时报告，题为《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他认为这些奇字都是筮数，提出了“铜器文中三个数字的是单卦（八卦），周原卜甲六个数字是重卦（六十四卦），《周易》中老阴、少阴都是阴，老阳、少阳都是阳，数字虽繁，只是阴、阳二爻”59的看法，其精彩见解，博得与会学者的广泛赞同。之后他在此基础上相继撰成《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帛书〈六十四卦〉跋》、《易辨——近几年根据考古资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等文章，集中探讨了甲骨卜辞与金文中的数字卦问题。60
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中，张政烺广搜32条涉及此类奇字的考古资料，指出这些材料除其中2条残缺外，有7条材料为三个数字，23条材料为六个数字。他由此推测三个数字的是三爻，六个数字的是六爻。值得注意的是，这32条材料中只有一、五、六、七、八五个数字出现，出现次数如下：
张政烺指出，二、三、四出现的次数为零，其他五个数字中，三个奇数，两个偶数，奇偶不平衡。原因何在？他认为二、三、四三个数字虽不见，实质上是存在的，只是把它寄存在了其他数字之中，即二、四并入六，三并入一，作此解释的原由是：“古汉字的数字，从一到四都是积横画为之，一、二、三、三自上而下书写起来容易彼此掺合，极难区分，因此把二、三、四从字面上去掉，归并到相邻的偶数或奇数之中，所以我们看到六字和一字出现偏多，而六字尤占绝对多数的现象。”61此后，他在《帛书〈六十四卦〉跋》中针对一和六出现频繁的现象进一步解释说：“一是奇数也是阳数，六是偶数也是阴数，使人很自然地感觉到一、六就是阳爻（一）、阴爻（--）的前身。”62随着考古资料的增益，张政烺又搜集“百十来个卦例，全无二、三、四这三个数字”，增强了信心。他意识到：“这一点果然能成立，则殷周易卦中一的内涵有三，六的内涵有二、四，已经带有符号的性质，表明一种抽象的概念，可以看做阴阳爻的萌芽了。”63张政烺的考释说明，周初占卦、观象并不重视数目，而重视阴阳爻，在当时还未出现阴爻、阳爻符号，但“一”和“六”已经具有阴、阳符号的意义了。
在《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一文中，张政烺又对四个数目字的四爻作了补充解释。此前他只注意三个数目字的三爻和六个数目字的六爻，而以为四个数目字的四爻是由于铭文遭到毁坏所致，但后来他注意到殷墟卜辞、小屯南地出土的甲骨中以及《续殷文存》中都曾记载四个数目字的卦，于是他运用“互体”说对四画卦作了阐释:“初爻、上爻置之不论，专从二、三、四、五爻下工夫，把四个爻当作一个卦。”64
张政烺运用古文字研究《周易》的精湛见解，曾深深影响了美国古文字学专家吉德炜的学术研究。吉德炜在2000年致函张氏的信中说：“我还记得，在那次飞行中，我的兴奋却是来自对原文（指《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的阅读，因为从1969年写博士论文起，我就对这些数字符号大伤脑筋，而您却把它们讲了个水落石出。”65从今天的认识来看，尽管后来一些学者对张氏的研究有补充、有修正，但他的基本结论却是正确的。这充分说明了张政烺直至晚年，仍不保守停步，而是保持着旺盛的创新和进取精神，因而不断开辟新的境界。
四
在学术界，张政烺向来有“小王国维”和“活字典”的美誉，了解他的学者都佩服其学识渊博，以及研究问题中的钩稽贯串、抉幽阐微。张政烺的著述不以量多取胜，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不勤奋，而是他对学术论著立有很高的标准，故不轻易下笔。他认为，除非是某些甲骨文或金文材料难以释读，影响学术研究的进展，才有加以阐释的必要；或者是对长期以来因史料不足而未撰之文，对史料的搜集、研究已经“竭泽而渔”时方才下笔。他于新中国成立前后撰著的有关甲骨文、金文考释的篇章，均是为解决某一学术难题而发，所以其结论能够历久弥新，长期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仅拿他在新中国成立前所撰写的两篇小说史《〈封神演义〉的作者》和《讲史与咏史诗》而言，顾颉刚即称“其见解均精确不易”66。史学界同行并不以论著数量衡量他，而是重视他撰写的每一篇文章的分量，服膺其才学与见识。20世纪50年代，童书业曾将张政烺与顾颉刚、吕思勉、陈寅恪、杨宽四位考证名家的学术风格作一比较，其见解值得我们珍视：“现在人所作历史研究文字，大都经不起复案，一复便不是这回事。其经得起复案者只五人：先生（指顾颉刚）、吕诚之、陈寅恪、杨宽、张政烺也。然吕先生有时只凭记忆，因以致误。陈先生集材，大抵只凭主要部分而忽其余，如正史中，只从《志》中搜集制度材料，而忘记《列传》中尚有许多零星材料，先生亦然，不能将细微资料搜罗净尽，以是结论有不正确者。杨宽所作，巨细无遗矣，而结论却下得粗。其无病者，仅张政烺一人而已。”67顾颉刚听完童书业所言后，也说：“予之文字做得太快，故有此病，不若苑峰之谨慎与细密也。”当然，顾氏虚怀若谷不免谦辞，但二位先生对张政烺治学态度、方法与严谨求实学风的高度评价，对我们深刻认识张氏的严谨学风及对其治学的影响，实有重要意义。张政烺的文献学、目录学造诣也一向备受称赞。他曾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讲授文献学课程，甚获好评。杨向奎曾对其研究生说：“在中国，听过张政烺的古文献课，别人的文献课就不必听了。”68他的目录学名作《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对《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的作者及相台本群经刊刻者进行了深入研究，长期以来为学界称道。此稿初撰于1943年，至1991年臻于完善之后才与读者见面。在这期间，他的学术观点早在学界得到普遍认可，并被赵万里编辑的《中国版刻图录》所采纳。他的广博学
识与严谨学风在《宋江考》一文中同样得到充分的体现。此文撰于1953年，但几十年过去了，后人仅仅能为之增补一条史料。69可见科学严谨的治史态度要求他“竭泽而渔”地搜集史料，对材料占有的充分、翔实恰恰体现了他严谨的学风。
张政烺一生淡泊名利，对后学提携不遗余力。据张氏的同事或学生介绍，张政烺因博闻强识，所以上门求教的人络绎不绝，以致严重影响到他的学术研究工作，但他从来都是来者不拒，细心地解答别人的提问。然而有的青年学者，向他请教问题尚且不够,还要讨材料、讨观点，常常将张氏对问题的阐发加以整理发表。于是便有人告诉张政烺的夫人，让她加以劝告与阻止。对此，张政烺说：“学问是天下公器，谁发表不一样?”现在做学问的人太少，“有的人，写出一篇文章、写成一本书，可能就走上治学的路。不然，也许一辈子都和学术无缘”70。张政烺就是这样把学问当作天下公器，不计较个人名利，不在乎某个问题的发明权是谁，只要能够吸引后学走上史学研究之路，他就感到很欣慰。正如他所自述的：“几十年来登门讨论学术的人不断，我都尽其所能给予帮助，即使来讨要材料的，也尽量满足其要求。一时不能作答的，事后为来访者寻找一条材料，有时需要翻阅许多种书刊方能作答。我这样做，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切实地研究学问。”71他对后学的提携与帮助，是要带动更多的人从事学术研究事业，以期形成一支精良的学术队伍，形成一种严谨求实的学术风气，这种精神同样令人景仰。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波澜壮阔，它是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迈进，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由传播，逐渐走向中国本土化并深入人心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一些学养深厚的历史学家自觉地接受了唯物史观，以之指导史学研究工作，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历史学的研究高度。张政烺的史学道路和学术贡献正是其中具有典型性的个案，值得后来者认真研究。
编辑|王赫岗
审核|刘伟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