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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周恩来怎么看世界冠军当了锅炉工——乒乓球“文革”复训(3)

钱江 钱江说当代史 2022-08-13

        在1969年10月10日凌晨与国家体委军管会负责人和运动员代表谈话的时候,周恩来阐述了他对“文化大革命”中体育运动代表队如何发展的思路:“专业队要精。多派人到工厂、农村去指导,总得有体育运动。现在‘文化大革命’大家都忙,以后工厂、农村也还是要搞体育运动的。主要的是以业余为基础,是群众性的。少数尖子提高还是需要的,但不要搞特殊化。”



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跳高运动员邓凤荣


        周恩来在这天指出:“围棋仅与日本有来往,搞得绝了种也不好啊!”


        他问到了曾经创造举重世界纪录的著名选手陈镜开,他到哪里去了?体委负责人说,陈镜开已经去烧锅炉了,而且“表现得不错”。


        这是一个巨大的荒唐。陈镜开(1935-2010),是中国举重名将,1956年6月7日,陈镜开以133公斤的成绩打破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创造了中国第一个世界纪录。此后,陈镜开连续9次打破世界纪录,却始终无缘奥运赛场。他还在期待中国恢复国际奥委会席位,自己好征战奥运赛场时,“文革”爆发。他即被批判为“搞技术第一”的“修苗子”大受批判,被发配去做锅炉工。


1956年6月7日,中国举重运动员陈镜开以133公斤的成绩,打破了最轻量级挺举的世界记录。

 

        周恩来关注陈镜开,曾亲自在他打破世纪记录后向他颁奖。并在1960年元旦联欢晚会上,当面鼓励了陈镜开,还叮咛他,抽烟、喝酒对运动员不利。陈镜开记住了周恩来的话,一生不近烟酒。现在居然烧锅炉去了。


        但在此时,周恩来听到陈镜开去烧锅炉的消息,默然无语。次年,中国举重队就解散了,陈镜开、陈满林举重兄弟被遣返广东,送进工厂做了钳工。


风华正茂的陈镜开


        但是周恩来关注了陈氏兄弟去向。1972年年底,他陪同外宾到广州,再此打听陈镜开。当他听到汇报说在当钳工,立即指示:“不管怎样,让他先回体育队伍!”陈镜开、陈满林兄弟因此重操举重旧业。但是他们的运动员年华已经永远过去了。


        此为后话,再回正题周恩来夜听体委汇报。


        体委负责人向周恩来汇报说,国家体委系统原来有200余名从事运动医学的医生,现在大都赋闲,因为“文革”一开始,运动医学被否定了。


        周恩来说:“不能否定一切。”


        有人反映,现在有一种说法,说运动医学是搞“特殊化”。


        周恩来不同意这种看法,说:“病了才去治,谁故意去扭伤?”接着,他问起了运动员的生活待遇情况。


        当时的情况是,国家代表队选手每月伙食费30元,其中本人交12元,其余由国家补贴。至于工资,运动员的工资和大家一样都不高。运动员工资分14档,最低14级,每月工资24元;最高为4级,可以拿到90多元,庄则栋是8级,每月工资不过73元,已经是目前收入最高的选手了。国家级运动员们的平均工资为43元。


        周恩来听后说:“把运动员教育好不容易。运动员绝大多数是好的,是毛泽东思想培育起来的,是我们自己培养的,……我们不要自己把自己否定了。过去运动员受贺龙、荣高棠毒害,但是毛泽东思想总是学了嘛!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为国家出力的,总还是好事嘛!……为国争光,还要照顾。对孙梅英(著名乒乓球选手,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乒乓球教练姜永宁的妻子——本文作者注)要进行教育。如果她本人没什么问题,遇到姜永宁这种事,要进行教育。要动员庄则栋、林慧卿他们对孙梅英做思想工作。为社会主义出力,还靠年轻一代。孙梅英现在三十几岁吧,解放时也就十几岁。运动员绝大多数是我们培养的,受了修正主义思想影响,我们要教育过来,要加强锻炼,‘文化大革命’受冲击就是锻炼。”(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修订本)1949-1976》,中央文献研究出版社1998年出版,下卷327-328页。参见国家体委档案处档案关于中国乒乓队出访的记录)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周恩来这段话中存在明显的不妥乃至错误,其中指责贺龙、荣高棠处即是。有些地方带有明显的"左"的色彩,比如说要对姜永宁的妻子孙梅英进行“教育”云云。但是,如果把周恩来的话放到“文革”的具体环境中加以考察就会发现,与其他人相比,周恩来在讲话中表述的思想,往往更贴近实际、涵盖面更广,是努力在纠正一些极端“左”的东西。尽管他在这样做的时候,通常是小心翼翼的,但也往往能够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周恩来在文革中 (图片来自人民网)


        在“文革”这样的历史劫难中,即使作为周恩来,也不可能摆脱“文革”带来的巨大制约,免不了受到很大的束缚。重要的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在困难的环境里,他讲出了一些正确或比较正确的话,作出了一些正确或比较正确的决定,却是别人没有讲或很少讲,没有做或很少做的。这是在那个困难岁月里周恩来远远高出于人们视野的地方。因此,即使在“文革”岁月里,中国人民也是越来越尊重和敬爱周恩来的。


        在这天凌晨的会见中,周恩来还有更深刻的谈话。


         (2017年4月清明,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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