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林韦的精神是不倒的

题记：时光远去，即便在思想和新闻界，林韦的名字渐渐少有人知。当今的人们倒是更多地知道他的女儿李银河，还有女婿王小波。这也证明了一条规律：生活中的人们总是更关注当今。

正文：

　　林韦的名字在20世纪的新闻和思想史上是不会磨灭的。对这个世界来说，一个人有来即有去，但一个人的积极探索和时代紧密联系则必有历史留痕，林韦就是这样的人。

　　他是一位新闻记者、编辑，一个毕生勇敢地追求真相和真理的人。他在前半生的战火烽烟中经历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华北《人民日报》和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创建，始终是人民日报的重要干部。

      林韦（1916-1990），摄于20世纪50年代

　　他成长在人民日报，挫折也在人民日报。经历了十年浩劫后，他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主要负责人之一，是在思想领域影响很大的刊物《未定稿》重要主持者、定稿人。《未定稿》启迪了一代青年。他支持和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他的思想光华在晚年放射得更加耀眼夺目。

　　他在积极的理论探索中因病倒下，但他的精神是不倒的。

            1.踏着歌声走来的战火青春

　　林韦，原名陈有明（曾用名陈耳东），1916年10月出生于山西沁县端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爷爷陈长安、父亲陈占和都没有读过书。林韦父母早亡，留下4个儿女，林韦是最小的孩子，全家人靠大哥陈春明种地做工支撑，两个姐姐年纪很小就下地干活了。林韦从小就聪明，大哥下决心供他上学，日子过得非常辛劳。

　　林韦在沁县读书成绩优异，升学考试后同时被几个学校录取，他选择了不交学费的太原师范学校。1936年，林韦在太原师范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回家后一度被捕入狱，后由牺盟会出面把他保了出来。

　　抗战爆发后，林韦即进入延安抗大学习，1937年11月入党，曾任抗大校刊主编。林韦富有音乐天赋，当时作曲家郑律成也在抗大，他们合作了多首歌曲。郑律成作曲集中有3首歌是林韦作词，郑律成谱曲的，其中《黎明曲》流传很广。在有些场合，林韦挥动双手指挥学员们歌唱。

　　后来，一位名叫林琼的新四军战士在皖南事变后被俘，投入上饶集中营，她在晚年回忆：“我们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一群革命青年，几乎天天都唱这首歌，因为充满战斗激情和歌词和曲调，是那样强烈地反映了时代精神!” （林琼《一支永远难忘的歌——悼念林韦同志》(《中国青年报》1990年8月22日3版)

      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延安鲁艺师生歌曲集》，收入林韦作词、郑律成作曲的2首歌曲。这是《黎明曲》歌谱。

　　在抗大的学习是短暂的，1939年，林韦离开延安进入华北敌后根据地，在太行山根据地先后任邢台教育科长、昔阳县委宣传部长、太行区党委宣传干事等职。在血与火的战争中，他和抗大同学李克林恋爱了，结成夫妻。

　　1946年5月，太行区党委宣传部长张磐石奉命到邯郸，创办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林韦和李克林跟随张磐石走下太行山，来到邯郸办报，由此开始了这对夫妇的新闻人生。

　　林韦在人民日报社当过编辑、记者，在新中国成立后任农商部主任、新闻部、理论部、农村部主任，后来是报社编委会委员。

　　     2.  革命胜利后的理论思考

　　林韦对山西沁县故乡怀有深情。1954年他回故乡，将大哥陈春明接到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此后把几个侄女也接到北京，供他们上学。由于几个儿女和侄子侄女，林韦夫妇原本看来较高的工资摊薄了，他们家的生活谈不上很宽裕。

      1959年春天在北京留影。左1：林韦，中：陈春明（林韦的大哥），右1：陈爱堂（林韦的二姐）。

　　林韦对生活的热爱毫不减色。建国后不久，他买了一架手风琴，时常在假日里兴致勃勃地拉上一段。

　　但是，当年对歌词创作的热爱已被繁重的工作和理论思考取代了。充满理想的林韦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尤其是农村分配问题触发他的思索，为什么建国以后农村经济发展得很慢，农民始终没有解决粮食问题？最初，他对农业合作化充满赞扬热情，但很快发现合作社分配中侵占农民利益的现象十分普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了粮食生产和供应紧缺。

　　1950年8月，进入北京不久林韦、李克林夫妇和孩子们，3个孩子从左至右为：儿子李向南，二女儿陈乃云、大女儿陈小林。

　　林韦性格直率，是一个愿意坦诚地提出不同意见的人。1956年9、10月间，他到山东采访回京后说，现在农民吃不饱，是由于国家征购太多了。

　　1957年，林韦担任理论部主任，他的部下陈泊微后来撰文说，林韦受胡乔木之命，起草反击右派的标志性社论《这是为什么》。陈泊微和林韦很熟悉，他的说法被较多引用。

　　林韦是否起草了这篇社论？除陈泊微之说外，未见他人提及，到目前为止尚未得到档案文献的证实。但以当时林韦担任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一职来说，他承担起草这篇社论是可能的。胡乔木是林韦的老上级，早年的林韦甚至崇拜胡乔木，林韦遗稿中留有他抄录胡乔木诗作的手迹。

　　陈泊微的文章援引林韦夫人李克林的说法，说林韦奉命起草的原稿最后“只留了一句话”。以本文作者对档案材料的了解，这篇保存至今的社论手稿原件，全文由胡乔木手写。这或许说明，林韦对运动的认识显然与胡乔木不同，即便他起草初稿，随后也被全篇改过，最后由胡乔木手书定稿，上报送审。

　　值得留意的是，若说林韦起草了这篇社论的初稿，那么在这篇社论刊登之际，他已经到报社农村部担任主任，这显然离开“反右”的前线远了一步。

　　陈泊微指出，起草《这是为什么》社论，从此成为林韦一生的遗憾。

　　林韦调任农村部主任后，运动已经全面展开。报社农村部有几位思想活跃的记者，平时很有些议论，在运动中被揭发，濒临危险。其中就包括青年编辑陈泊微。但是林韦认为，这些年轻人的议论不是什么问题，不要往右派方面引。

　　由于林韦的平和宽容，整个农村部没有打出一个右派。而当年不出“右派”的部门是屈指可数的，农村部成为人民日报的一个“安全岛”。

　　一年后，1958年“大跃进”的6、7月间，粮食“卫星”产量批量见报。最初，林韦曾相信这些报道是真的，但他很快通过第一手调查证明，这些“奇迹”完全是用简单劳动拼凑起来的。尤其是农村高产“卫星”，基本上都是通过“并秧”、“并田”堆积出来的虚假数字。他在多个场合表示不再轻信这些“卫星”。

　　他的妻子李克林也很快通过亲身调查证明了这一点。林韦和李克林对人的生命价值提出了当时人们通常不敢说的一句话：“成绩再大，饿死人是事实。”

　　林韦对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张春桥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有不同意见，不认同张春桥的分配思想。他指出，张的文章有常识错误，怎么能说“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呢？恰恰相反，商品交换是否定等级制的。

     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林韦，照片上的两个女孩，左边的是小女儿李银河，前面是友人之女。

　　1959年春天，林韦从安徽采访回到北京，针对大跃进引发的工农业的严重失调指出，现在的问题很严重，是进城以来最沉痛的一次教训。他多次说，不相信去年（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五千亿斤的数字。他说，如果真有那么多粮食，怎么还会饿死人呢？

　　他告诉同事，在安徽看到不少农民站在路边不干活，而且神色惨淡，有的人流泪。这是“虚夸”造成的，而大办钢铁和粮食上的“虚夸”，和中央的压力有关。中央和省委层层往下压，下面顶不住，只好虚夸。林韦沉痛地对同事说：“真没有想到，革命20年，却出现了一个饥饿的中国。” （2011年2月24日何燕凌提供的记录）

       3. 庐山会议后成为人民日报社“反右倾”的第一对象

　　林韦之所以能够这样说，与当时中央正准备召开庐山会议，解决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有关。 

　　这时候，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思想也相当活跃，在上庐山之初支持彭德怀的意见，要求报社向他提供有关方面的材料。对庐山会议前期的情况，吴冷西不时打电话回来吹风，要编辑部做好相应的报道准备。

　　与此相呼应，身为农村部主任的林韦在报社不同场合，谈论过对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意见，在当时听来，竟有惊世骇俗之感。他在谈到粮食问题时说，历史上任何皇帝都没有包办过几亿人民的生活，我们比历代皇帝还愚蠢。这句话在“反右倾”运动中当作林韦的主要错误，白纸黑字印出来用于批判。（（2011年2月24日宋琤提供的文字记录）

　　彭德怀元帅庐山上书的内容，由吴冷西“吹风”告诉了报社编委。林韦、李克林事后都坦言，当时没有发现彭总的信有什么问题，觉得上书所提的意见很好。

　　没有想到，庐山风云突变，彭德怀意见书受到批判，彭德怀还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随即在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吴冷西在庐山上差点被算入“俱乐部”成员，领袖把他保了下来。然而他一下山回到报社布置运动，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他在报社作了“反右倾”运动传达，他在传达中说：“有的同志大家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现在要分手了！”（李克林《记忆最深的三年》，《人民日报回忆录》，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54页）

　　林韦又遇到了艰难差事，奉命起草“反右倾”社论，批判彭德怀。当年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林韦就熟悉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现在要他下笔批彭，实在太违心了。根据后来的“揭发”，林韦对起草“反右倾”社论非常抵触，埋怨说：“冷西同志意图交代不明。”结果胡乔木找林韦专门谈了一次。尽管这样，这篇社论还是没有写出来。

　　报社开展“反右倾”运动，把林韦圈定为斗争对象。

　　10月，报社的“反右倾”运动进入高潮，确定专人收集林韦的“言论”，尽管都是只言片语，集中在一起还是很吓人的。从10月20日起，编委会连续举行扩大会议，对林韦进行揭发批判，火力非常猛烈。林韦的妻子李克林也是部主任级领导干部，同时受到批判。

　　吴冷西将林韦的错误归结为：1、你说了，人民公社不能宣传。2、去年（1958年）年产五千亿斤粮食你不相信。3、对于全局工作“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看法”，你不同意，“你是真马克思主义，还是假马克思主义”？

　　讨伐之声铺天盖地，重压之下，林韦违心地写了检查，坚强的男子汉为此痛哭一场。后来他说起，一生仅此痛哭一次。

　　妻子李克林哭成一团，“把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尽了”。 

    1961年11月，林韦、李克林在北京八达岭长城上。这时的林韦，还带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

　　林韦被打成人民日报唯一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职务，于1960年春节后下放甘肃武山县柳树村劳动。（（2011年2月24日在北京访问宋琤的记录）

            4. 为彭德怀元帅当陪斗

    柳树村的劳作是在劳累和饥饿中度过的，使林韦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命运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在柳树村，他向胡乔木写信申诉，没有得到回音。他回到北京探亲，半夜里睡不着，叫醒妻子李克林说：“饿死人还不让说，难道我们许多同志流血牺牲就为了创造这样一个局面吗？”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是林韦命运的转机。这年7月，人民日报对林韦进行甄别，认为1959年对林韦的批判错了，应予纠正，当年9月15日恢复了林韦的编委会委员和理论部主任职务。

　　可是，“反右倾”运动深深伤害了林韦，还伤害了同事间的情感。平日里熟悉的朋友，运动一来竟然有那么多的“揭发”，有些批判甚至是低俗的捕风捉影。这使林韦想到，自己官复原职再和他们一同共事，彼此会不会觉得难堪？不久，林韦调任国家建委政研室主任，和新闻工作分手了。

　　很快，“文革”风暴袭来，林韦又一次遭遇蹉跎。1967年8月10日下午，北京两个有名的红卫兵组织“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和人民日报的“造反派”联合批斗开国元勋彭德怀元帅。因为曾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林韦被押来陪斗，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彭德怀。

　　女儿李银河回忆，那天家里来了一帮人民日报的造反派，“要把爸爸揪去给彭德怀陪斗，因为爸爸也曾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跟彭德怀在1959年犯的是一样的事。记得当时爸爸还没有起床，慌忙起来穿衣服。我在隔壁听到那些造反派粗声大嗓地呵斥爸爸，就忍不住冲进去冲他们喊了一句：你们态度好点儿行不行！”

　　在人民日报的批斗现场，造反派要彭德怀回答：“为什么反对毛主席？”

　　彭德怀凛然答道：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是对他有意见。

　　造反派又问：你为什么搞军衔制，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彭德怀回答：世界各国军队都是这样的。

　　铮铮铁骨彭德怀深深感动了林韦，他临近生命终点时读《彭德怀自述》，常常激动得热泪盈眶。

        5. 支持和宣传“实践标准”的《未定稿》

　　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革”的终结激发了林韦的理论热情。他于1978年底来到筹建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写作组组长，归队投入理论风云。

　　1978年12月4日，由协作组负责编辑的《未定稿》试刊印行。编辑前言中说，这个刊物的任务是：“着重对当前思想理论战线方面的问题发表一些探讨、研究和评论的文章。有些文章的思想内容不一定成熟，但它如果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有一定的见解，有助于活跃思想、打开思路、破除迷信、冲破禁区，对进一步深入探讨有启发，本刊也准备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予以发表。”

　　试刊发表了黎澍的文章《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条件》，分析说明封建势力及其思想影响在中国极其深远，要消除这种落后思想形态要付出长期和艰苦的努力。

　　林韦是《未定稿》的终审人。协作组副组长江明和丁磐石协助工作。

　　从试刊开始到1979年初，《未定稿》连续发表文章，提倡解放思想，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要求为吴晗、彭德怀冤案平反，呼吁进行体制改革等等，得到了广泛好评。《未定稿》和当时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刊物，都是在“拨乱反正”的年代里深孚众望的思想旗帜。

　　林韦确定《未定稿》的风格：“既然是未定的，就可以拿出来讨论，可以稍微胆子大一点，开放一点。”《未定稿》培养了一批理论新人，受到时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的赞扬。（2011年2月25日在北京访问丁磐石的记录）

　　在当时的我国理论界，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中央组织部的《组工通讯》，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未定稿》，是改革开放大潮中涌现的三个理论尖兵。《理论动态》，树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旗帜；《组工通讯》为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扫除障碍；《未定稿》则探及了更为广阔的领域，为推进改革开放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索，特别是在农村改革理论方面聚集了力量，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农村体制改革起到了积极作用。

      1979年初，《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创刊，黎澍任总编辑，林韦任第一副总编辑。他参加了1979年初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坚定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批判个人崇拜倾向。他明确地指出，实践检验真理这个标准，高于任何“原则”标准，实践标准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其他标准都是从属的。

　　胡乔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人。对这位老上级的观点，有些是林韦不同意的，有争论。理论务虚会之后，林韦受到了批评。

     林韦的夫人李克林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是支持联产承包责任制而闻名。这是李克林（右）和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在80年代的合影。

　　1979年10月，中国社科院的陆学艺等人到农村调研，带回安徽作者撰写的调查报告，介绍该省肥西县山南区农民自发“包产到户”，获得粮食丰收的情况。《未定稿》发表了调查报告，受到严厉批评。但此后的农村改革实践证明，安徽农民搞“大包干”生产责任制，走的是正确道路。

　　林韦受到批评，心情沉重，仍然积极支持妻子、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李克林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宣传。

　　非常不幸，1982年5月，林韦参加会议时突发脑梗，失去了工作能力，不得不放下正在进行的理论研究。他倒下了，理论界失去一位充满正义直声的长者，是中国思想理论界的重大损失。

　　生命的最后时日，林韦在病榻上度过。他家雇了一位来自安徽的保姆，父母和姐姐在“大跃进”年代饿死了。她对林韦悉心照料，经常念叨说：“这老头是为我们安徽人说真话挨整的，是个大好人。”这位保姆一直伺候林韦，直到他1990年5月去世。

　　根据林韦遗言，不举行悼念仪式，不保留骨灰，遗体捐献给医学科研。

　（本文主体部分，以《不低头的林韦》为题，发表于 2012年第4期《炎黄春秋》杂志，2020年7月校阅，有增补）